在寡头市场结构下,探究贸易的福利效应,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经典问题。大量文献基于古诺双寡头(Cournot duopoly)或者古诺多寡头(Cournot oligopoly)的市场结构,研究发现,一定条件下,存在贸易的福利损失的可能性。
Brander(1981)和Markusen(1981)是这一领域最早的两篇文献,这两篇文献均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贸易的福利损失的可能性。
Brander(1981)考虑世界上存在两个对称的国家,产品市场分割(即一国的产品运到另一国需要运输成本),消费者具有线性需求函数,市场结构为古诺双寡头(Cournot duopoly),即世界只有两家企业,每个国家各有一家。在这一市场结构下,虽然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但是两国仍然会发生产业内贸易。文章发现,当运输成本开始下降,但是仍然很高且接近禁止性运输成本(prohibitive trade cost)时,会产生贸易的福利损失;当运输成本继续下降,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会产生贸易的福利利益。
Markusen(1981)仍然假定市场结构是古诺双寡头,分别考虑了两国市场规模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情形。在两国市场规模对称框架下,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促进竞争效应,使得每家企业规模扩张,平均成本下降;在两国市场规模非对称框架下,小国的消费者总能获得贸易的福利利益,而大国的消费者在一定条件下却有可能产生贸易的福利损失。Markusen(1981)进一步指出,大国消费者获得贸易的福利利益的一个充分条件是,贸易自由化导致大国企业规模扩张。
不得不说,Brander(1981)和Markusen(1981)的假设都很强,随后的一些学者逐渐放松这两篇文章的一些假设。比如,将限制性进入改为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将同质产品改为差异化产品;将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改为单边贸易自由化,探究较弱假设下,是否存在贸易的福利损失的可能性。
Brander和Krugman(1983)以及Venables(1985)在一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古诺多寡头(Cournot oligopoly)市场结构下,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发现不管贸易成本取什么值,一定存在贸易的福利利益,因为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促进竞争效应。(www.xing528.com)
Collie(2016)同样在古诺多寡头市场结构下,考虑企业自由进入,但是产品不再是同质的,而是差异性的。结论是,当贸易成本很高,接近禁止性贸易成本时,会产生贸易的福利损失,原因是,当贸易成本从禁止性水平略微下降时,进口种类的增加导致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较低,但是国内种类的退出导致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却较大。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贸易成本由运输成本和进口关税两部分组成,如果贸易成本中进口关税的比例超过某一临界值,那么就一定产生贸易的福利利益,因为关税收益是消费者福利的一部分。
Collie(1996)首次在古诺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研究了单边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假设消费者具有线性需求函数,而且企业生产同质产品。文章认为,只有当本国企业相比较外国企业,有较大的成本劣势时,才能从单边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利益。进一步,如果两家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则一定会存在贸易的福利损失。
上述文献都是假定古诺双寡头和古诺多寡头市场结构。那么,如果市场结构是伯川德双寡头(Bertrand duopoly)或者伯川德多寡头(Bertrand oligopoly),贸易的福利效应是否发生变化?
Clarke和Collie(2003)基于伯川德双寡头市场结构,假设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3],消费者具有线性需求函数和企业具有不变边际成本,研究发现,无论单边贸易自由化还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存在贸易时的福利的最小值始终大于封闭条件下福利值,而且当变换需求参数和边际成本的取值时,不影响结论。因此,无论贸易成本取什么值,一定存在贸易的福利利益。
可以看出,如果市场结构是古诺寡头,则一定条件下,有存在贸易的福利损失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市场结构是伯川德寡头,则一定存在贸易的福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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