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十大关系》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总结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2.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除此之外,大会还指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指出必须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对矛盾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此外,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来得以解决。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于社会主义建设。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同时也因为追求“多快好省”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总路线提出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1958年,党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积极地运用好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次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愿望。但实践证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2.七千人大会(www.xing528.com)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等领导人带头做了自我批评。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3.探索中的建设成就
虽然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从总体出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此期间,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集中致力于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成就。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公认的国际准则。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从此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
(三)“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索。1966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这两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1967年1月开始,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军队和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煽动“打倒一切”,制造全面内乱,企图用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经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诬陷,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不久,含冤病逝。
2.“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党的九大以后,以林彪为首的集团势力发展迅速,加紧争夺权力,被毛泽东察觉后,策划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粉碎了这场政变。林彪阴谋未得逞,于1971年9月13日逃亡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北京和各地群众利用清明节掀起全国范围的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的强大运动,其中,以首都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抗议活动最为声势浩大,即“四五运动”,运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得以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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