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自然与真的代表人物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念

1.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一是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是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的自觉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2.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三大主题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三个共同主题，即生死主题、游仙主题以及隐逸主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如何对待生、如何对待死的思考。游仙主题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祈求长生的愿望。隐逸主题既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又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3.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玄学。玄学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围绕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以及名理之辨等论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妄言的一派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自然与真”虽然还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代表人物有陶渊明、嵇康、阮籍、钟嵘、刘勰以及萧统等。言意之辨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妄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魏晋风流是在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人们所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外观，也是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其表现为颖悟、旷达以及直率，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以及深情。

4.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196）到隋文帝统一中国（589），共经历了394年。

建安文学包括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主要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魏齐王（号正始）的文学，这一时期正是魏晋易代之时，也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其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太康诗风是指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所呈现的繁荣局面。西晋末年，产生玄言诗。晋宋易代之时玄言诗转向山水诗，陶渊明开创田园诗。南北朝民歌兴起。齐梁两代出现两类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二是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以南齐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萧纲为中心的三大文学集团。梁陈两代出现浮靡轻艳的宫体诗。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新变体现在：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魏晋南北朝的文体发展有如下的过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体现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汉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和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确立起来；南北朝民歌加上其他因素，成为唐代的绝句；小说在此时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出现著名的志怪志人小说。

（二）建安风骨与正始诗歌

1.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建立了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建安文人政治理想的高扬、对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是指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其中王粲、刘桢成就最突出。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全为乐府诗，其代表作有《蒿里行》《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碣石篇》等。

曹丕，字子恒，“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其作品主要为宴游诗、抒情言志之作以及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其代表作有《芙蓉池作诗》《黎阳作诗》《燕歌行》《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杂诗》等。

曹植，字子建。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歌唱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代表作有诗歌《白马篇》《送应氏》《美女篇》《浮萍篇》《杂诗》《仙人游》《游仙诗》《远游篇》、辞赋《洛神赋》、散文《求自试表》等。

2.正始诗歌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这一时期的诗歌与建安诗坛风格迥异，增多了一些抒发个人忧愤的诗歌。由于正始玄学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相结合，诗风由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出现其独特的艺术风貌。正始诗歌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描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诗人有阮籍和嵇康。

阮籍，字嗣宗，是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与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合称为“竹林七贤”。阮籍蔑视礼教，爱醉酒，其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9篇、诗90余首，主要代表作为《咏怀诗》82首。

嵇康，字叔夜，是魏晋著名思想家。嵇康的诗现存五十余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其中四言成就较高。其代表作有《幽愤诗》《赠秀才入军》《游仙诗》《答二郭》《述志诗》等。

（三）两晋诗坛

1.太康诗风

太康诗风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太康诗风的主要特征是繁缛，即语言趋向华丽藻饰、描写趋向繁复以及句式趋向骈偶。其代表作有陆机的《拟古诗》《拟猛虎行》《与弟清河云诗》（十二首）《赴洛道中作诗》（二首）《招隐》，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悼亡诗》《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等。

2.咏史诗

咏史诗是指以左思《咏史》八首为代表的“咏史”类诗歌。左思的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其代表作《咏史》既记录了王侯贵族的奢侈生活，又通过描写辞赋家扬雄生前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来反衬贵族的速朽。《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3.游仙诗

游仙为诗歌开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可上溯到战国时期。郭璞的游仙诗，现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以及山川风物写得十分美好，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4.兰亭诗

兰亭诗是指兰亭之会中采用流觞所作的诗，代表作为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人合编的《兰亭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羲之为其撰写的《兰亭集序》。兰亭诗抒写山水游赏之乐或玄理，艺术水平并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经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为山水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5.玄言诗

玄言诗兴起于东晋，既是魏晋玄学以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也是“为政务在清静”的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徐询。

6.陶渊明与田园诗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陶渊明一生以辞彭泽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出仕，后期归隐，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其思考人生的两个重大结论。陶渊明的创作题材主要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以及赠答诗，其作品现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除此之外，陶渊明在散文和辞赋方面的代表作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

田园诗是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史创新的新的题材，是通过描写自己的田园生活真切的表达出躬耕之辛苦的诗歌。其主要代表作有《时运》《移居》《归园田居》等。

（四）南北朝民歌

1.南北朝民歌的差异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局面，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使得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而北朝民歌粗犷豪迈，广泛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www.xing528.com)

2.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大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吴歌大多产生于东晋及刘宋时期，为女性的吟唱，表现对爱情的渴望，而西曲大多产生于宋、齐、梁、陈时期，更多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广。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它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3.北朝民歌

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数量并不多，内容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战争、爱情和婚姻以及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是《木兰诗》，它通过描写木兰这个巾帼英雄代父出征并凯旋的故事，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集中于木兰身上，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

（五）诗风的转变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1.山水诗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新的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是曹操的《观沧海》。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杨方、李颙、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谢灵运。

谢灵运，原名谢公义，字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运用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诗风鲜丽清新，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以及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其代表作有《过始宁墅》《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楼》《过白岸亭》等。

2.鲍照与七言诗

鲍照，字明远，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鲍照的文学成就体现在诗、赋、骈文等多方面，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诗歌。鲍照的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表现了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其代表作有《拟行路难》《代苦热行》《代白头吟》《登庐山》等。

鲍照通过模拟和学习乐府自创了格调，还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还可以自由换韵，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道路。

3.永明体

永明体是指形成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与古体诗相对的、讲究声律和对偶的新体诗。其代表人物有沈约、谢朓、王融、何逊以及阴铿等。晋代陆机和南朝宋范晔已经提出了文学语言要音声变化和谐，直到齐梁声律论的提出才总结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韵调。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病犯”（后所记述的“八病”）。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在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向着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发展，这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以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4.齐梁三大文学集团

东晋至刘宋之际，是由门阀政治向恢复皇权政治过渡的时期，以门阀世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逐步向以宫廷和诸王势力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转变。至齐、梁之时，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文学集团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以及萧纲文学集团。

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以“竟陵八友”为代表，指的是梁武帝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这个文学集团创作时集体赋诗，有时带有竞赛意味，场面热烈。

以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梁代文学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梁武帝萧衍的大力倡导，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当时盛极一时。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诗歌创作方面虽不及其他文学集团，但在学术方面成就突出，其代表作是《文选》三十卷。

梁代后期，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影响更为深远。萧纲的创作分为晋安王居藩时期和入主东宫为太子时期，作品多为“宫体”。

5.宫体诗

宫体诗始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于梁陈之时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宫体诗是指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以咏物和描写女性为题材，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的诗歌。宫体诗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但它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6.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北朝政权的对峙并未导致南北文化的隔绝，通过使臣往来等途径，导致人才交流和书籍交流，逐渐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庾信。

庾信，字子山，其创作以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时有“徐庾体”，如《和咏舞》《鸳鸯赋》《乌夜啼》等；后期历仕西魏和北周，不得南归，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如《代人伤往》《拟连珠》《望渭水》《忽见槟榔》《谨赠司寇淮南公》《拟咏怀》等。

（六）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散文与小说

1.辞赋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出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其自身表现力趋于个性化，同时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其代表作有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阮籍的《猕猴赋》、刘伶的《酒德颂》以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等。

2.南朝美文及衍化

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使得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

“元嘉三大家”中谢灵运以山水为题材，状物写景，选字修辞清新，其代表作有《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其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其代表作有《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等。

史传文学的递嬗反映了南朝美文的衍化进程，如标志着史传文学意识提升的萧统的《文选》。其代表作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范晔的《后汉书》。

以“深得文理”而著称的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则代表着骈文艺术的发展。刘勰汲取魏晋以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使得骈文说理得到进一步地发挥。《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采用骈文的体裁，具有议论文的性质。

北朝本土作家的两大代表作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年间，书中以“山水之美”为审美对象对其进行生动地描述，尤其是关于江南水道风景的描摹，文学意味更为浓郁，对后世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在结构上采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书合本子注之体（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四言句法（偶尔也有四六骈句），从而形成其典丽而清拔的风格。

3.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时小说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史传。中国古代小说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文言小说，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志怪小说主要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以及佛法灵异等，而志人小说主要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行。志怪小说按照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传》、张华的《博物志》；鬼怪神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以及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志人小说按照其内容也可以分为三类：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野史，如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逸闻轶事，如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刘义庆，字季伯，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南朝宋政权文学家，著有《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今存本共36门，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世说新语》注重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来描写人物的独特性格，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处处透露机智和幽默，对后世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