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要素只是局限于高校的教学环节内部，无法支撑“一带一路”多主体、多层级的人才培养。我们课题组对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建构正是以培养主体、培养层级和培养途径等三要素为宏观架构。在此宏观架构中，培养主体是人才培养的实施和负责单元，培养层级是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培养途径是人才培养的措施和路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了新型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见图5-5），以满足“一带一路”多层次的人才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型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中，人才培养的三个主体（智库、高校、企业）虽然定位不同的人才培养层级（高端政策型人才、复合应用型人才、基础实用型人才），但它们并非孤立存在的闭环，而更多的是协同合作、资源共享，并由此构成开放式的人才培养循环系统。

根据培养的层级和责任主体的不同，该人才培养模式又细分为高端政策型人才培养模式、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基础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等三个子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在三个子模式中出现了新的要素：政府。政府虽然不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也并不具备人才培养的功能，但它可以为三个层级的人才培养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和一定的资金扶持，同时还是政策沟通人才的直接需求者，其作用亦不容小觑。

图5-5：基于层级的多主体立体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在高端政策型人才培养模式中，智库是人才培养的主体，通过智库来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与良好的政策沟通与外交谈判能力的高级公务人员，以及具有社会影响力、能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专家学者、政府智囊，以及国际组织创新人才，从而实现“产学研”和“政学研”的充分结合。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利用已有的设施条件和师资团队，通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改革，培养具有出色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多语言技能，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优秀应用型人才。在基础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企业是人才培养的主体，利用自身良好的实践操作环境和精准的需求分析，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所需的能胜任国内外项目岗位的基础人才。这三种子模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交叉和循环。比如，智库和企业可以为高校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优秀的师资和实践实训条件，高校可以为智库的高端政策型人才培养提供教学资源的支持和共享，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或需要重大的商业决策可向智库寻求帮助。

1.高端政策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政策沟通人才和各领域的国际高端研究人才。在此模式中，智库是人才培养的主体，政府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宏观方向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企业为人才培养提供微观数据和反馈，高校则是人才培养的依托方和合作方（见图5-6）。

图5-6：高端政策型人才培养子模式

智库（ThinkTank）是以政策研究为主业、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标，生产新知识、新思维、新观点、新理论的“思想工厂”。从现状来看，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优秀的智库不仅生产思想，也能生产思想的巨人，因为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智库本身可持续发展、对外辐射影响力的根本要素。各大智库历来十分重视团队和人才的培养。以兰德公司为例，它长期为美国政府、军界、企业界提供专业决策咨询服务，有美国“大脑集中营”的美誉。兰德公司的兰德帕蒂研究生院就是高级决策和研究人才的摇篮。

有关智库人才的培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旋转门”模式和新加坡的市场配置模式。“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典型特色，每逢政府换届，大批的内阁要员由精英荟萃的智库人才担任。相应地，卸任的很多政府官员会选择在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这种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之间的有序流动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它是知识与权力最有效的结合，但只能存在于美国特定的政治生态之中。而新加坡智库的特点则是政府主导、高校运作、功能明确，而且其智库人才主要靠市场机制引进，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智库建设有较为鲜明的自我特色，集中体现在以各级社科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政府智库的比重较大，高校智库次之，民间智库占比很小。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高校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各类社会智库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但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上，智库的作用远未体现出来，甚至出现“有库无智”的现象。我们提出，智库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培养中充当高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重任，其培养途径和培养思路如下：

首先，智库高端政策型人才的培养体系要开放。在高端智库本身的布局上，政府要起到引领的作用，赋予智库高端人才服务公共政策的职能。各智库定位要清晰准确，智库之间要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在智库的师资团队建设上，应引入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的双向交流机制，使智库培养的人才始终具有政策的前瞻性与创新性。在智库内部的管理上要采取国际性开放式的做法，聘任、考核、淘汰都要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智库的成果要具有国际认同的学术性、同步性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针对政府部门直接需要的高级政策沟通人才，智库应该与他们就培养的目标、规格和培养方式进行共同探索，并将培养方案优化完善、付诸实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注重人才的知识结构的丰富、阅历结构的改善以及国际化视野的提升。在资金的支持上，要形成政府投入为主、企业和社会投入为辅的形式，同时注意保持智库学术研究的中立性。

其次，保持智库在管理运作和人才培养上的相对独立性。无论是官方智库、高校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应该在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学术独立性。在智库内部的管理体制上，既要兼顾与高校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的共性，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个性。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充分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比如，高校的人事管理一般对师资团队的学历、职称和学术成果要求较高，有严格的准入门槛，而智库则勿需墨守陈规，可采用首席专家负责下的团队协作制，运用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和灵活的用人形式来广纳人才，并将他们置于实际政策研究项目中进行高效培养。在运作经费的来源上，可采用项目申请的办法，或采用直接向政府相关部门出售智力产品的方式获取研究经费。当然，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智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此外，还应该探索企业资助的民间智库建设渠道，如新加坡隆道智库的启动资金就是由福建林氏兄弟提供，以第三方独立国际智库的身份在新加坡注册，并在实际运作中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

最后，智库在培养高端政策型人才往往需要依托高校进行。高校有成熟的人才培养流程，以及良好的科研资源和科研环境，无论是高校智库、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需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同时，高校系统化的学术基础、学术体系和学术网络还能为智库的政策和务实研究提供成果转化的土壤，使智库能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将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与高校自身的学术研究区分开来。高校固然有其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高校的学术研究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因此，智库建设需要依托高校，但又要与高校进行功能和界限上的区分。但无论如何，智库的建设以及以智库为培养主体的高端政策人才的培养极有可能带来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2.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需要较多数量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在此模式中，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政府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宏观方向的引导和资金及政策的支持，企业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训和质量反馈，智库则是人才培养的依托方和合作方（见图5-7）。复合应用型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并具有多语言沟通能力和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综合人文素养，掌握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青年人才。其理想的培养方式按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途径等三个维度阐述如下：

图5-7：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子模式

（1）动态化的专业设置(www.xing528.com)

首先，由政府主导建立“一带一路”人才需求数据库，加强人才需求和专业需求的宏观预测。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时要充分考虑“一带一路”的时间建设需求，以人才需求数据库和人才需求大数据为依据，认真做好数据分析和企业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新设专业的论证和评估和现有专业的调整和退出机制。

其次，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可尝试推行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的做法。美国卡内基促进教育基金会主席博伊尔在《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经验》报告中指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割裂’，在社会中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内聚力和共性，在大学内部是系科制、严重的职业主义和知识的分离”（王英杰，1993：99）。因系科、专业制度的分化而导致的知识分离，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通病，而且这种通病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所以大类招生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布局，实现跨专业招生培养，即统筹多个相邻、相近的专业，以跨专业的方式，联合招生、共同培养。目前国内按大类宽口径培养的成功先例有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

最后，要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建设需求，通过国家留学基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有目的地引导中外留学生学习“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专业。在奖学金的设置上，要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投放名额，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设立“‘一带一路’留学专项基金”。

（2）多元化的课程内容设置

传统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科知识的内容及内容的传授。课程结构是直线的、按部就班的及学科为本的。培养出来的人才多突出某一方面的才能，例如：计算机专才、金融业专才、建筑师、律师、某一语种专才等。建筑师未必懂法律或其他语种。律师未必懂得建筑或计算机技能。传统的专才的课程体系已经不适合于今天新时代。课程体系必须多元化、模块化、弹性化，因为世界是多元的，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全球化。各区域全球化的互动越来越多，人们都生活在发展迅速的地球村；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透过互联网、各类互动通讯科技及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迅速交流合作。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及信息的流通，使国与国之间彼此依赖。随之而来的是跨文化的冲突的明显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身处于信息、高科技及多元文化的时代，人才必须是多元的，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如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技能等等。

要充分考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才需求，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要体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升人才的复合应用素质。高校要重视设置实践性课程，目的是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目前，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过少，这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差异。由此，我们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必须创新思想，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探索以“走出去”和“引进来”为抓手的应用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多维度战略，来构建应用型课程体系。

与传统课程设置相比，应用型课程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不是建立在学科体系上的课程内容体系，而是以技术体系为依据的课程内容体系，在“基础扎实、口径适当、强化能力、注重实践”目标指导下，强调理论的应用性、技术的先进性。行业发展趋势、技术进步动态、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呼声是应用型本科人才课程内容体系的“催化剂”，课程内容的应用性、实践性、可雇佣性是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区别于传统本科人才课程体系当中的探究性、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显著特征。要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需求、反馈、实践性作用，与相关行业的骨干企业共同打造实习实训基地。

此外，还应该在课程模块中充分体现语言能力的培养。传统外语专业人才趋向于单纯的语言学习，而非外语专业的公共外语大多为单一语种，完全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所需人才语言素质的要求。因此，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中除了多元文化与人文模块、专业技能模块、实习实训模块外，还应该加大语言类课程模块的比重，尤其是多语种课程的开设比例。我们认为，理想的语言类课程模块应至少包括汉语和英语两大类通用语，以及一至两门非通用语。

（3）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途径

高校、企业、智库通过校企和校智合作，结合三方优质资源，培养适合企业岗位的人才。合作形式可以多样化，这里略举四种合作方式：一，企业经费支持，一般院校来自政府的资助是有限的，企业经费的支持，无疑为院校培养人才注入新血。反过来，院校可以更有效地为企业培养人才，花费在培养人才上的资源，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好的人才。二，师资团队的融合，在人才培养中，师资既可以来自高校的专职教师，又可以来自企业一线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管理人员，还可以是专业智库的优秀专家团队。智库同时还可以承担高校教师的继续教育和素质提升培训。三，建立研究所联合培养人才，共同制定学生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在授课方式上，既可以是人文知识的浸润，又可以是智库型案例教学，还可以是企业实践教学。四，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学生通过在企业实习实训，可以验证所学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并深入了解企业、市场现状及需求。

其次，要实现人才的中外联合培养。我们所说的中外联合培养包含三种形式：中外高校合作培养、高校建立海外分校、“一带一路”国家教育联合体打包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同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近年来，中外联合办学作为引进和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要途径。例如，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在中国深圳建立北理莫斯科大学，培养的人才将直接服务“一带一路”涉及的独联体国家。厦门大学首开先河，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直接采用国际化的办学模式服务东南亚人才培养。在中外联合办学条件下，研究国外高校课程设置，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消化吸收其先进教学理念，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构建博采中外、兼容并蓄、合理有效的国际通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推动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全面提高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此外，中国教育部还努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校共建“丝路国际学院”打造新型国际教育联合体。“丝路国际学院”由中外高校通过“共建、共享、共赢”的方式合作建设，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方式，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重点，满足企业国际化人才需求，形成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它将学历教育、继续教育、技术应用和社区服务集成一体，其核心职能是高校人才的国际化基地、国际教育交流的中心、企业海外培训中心，同时也是企业的展示中心和海外客户支持中心。

3.基础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能胜任国内外项目建设和基础岗位的实用型人才，他们不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但是是能熟练开展工作的技术工人和一线基础业务人才。在这类人才的培养中，企业是人才培养的主体（见图5-8），其培养方式如下：

图5-8：基础实用型人才培养子模式

首先，是企业的员工短期培训。当下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仍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较为陌生，专业性人才储备不足。此外，从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状况看，企业在落地国用人应以当地人为主，培养熟悉、理解多元文化的基础实用人才尤为重要。很显然，对于这种人才的培养，学历教育明显不适合，因为教育周期长，资金投入较大，受教育者还要受到工作、年龄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相比，却具有较大的优势：不仅没有上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且不需要严格的教育管理活动，容易操作，培训周期短、投入少，被培训者不需离岗或不需长期离岗，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更贴近企业现实生产中的工艺、技术，管理理念。同时短期培训有可具前瞻性，方式灵活等特点。短期培训的上述优势，奠定了其在创建学习型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企业获得一流技术人才和基础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企业内部的短期培训中，常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方式（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根据刘景福、谢榕琴（2008）的观点，PBL主要由内容、活动、情境和结果四大要素构成。内容是现实生活和真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的、非预测性的、多学科知识交叉的问题；活动是学习者利用相关技术工具（如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情境是支持学习者进行探究学习的环境，其既可能是物质实体的学习环境，也可能是信息技术支持的虚拟环境（如VR）；结果是在学习过程中或学习结束时，学习者通过探究活动所学会的知识或技能。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有的企业在短期培训中采用慕课（MOOCs）的在线培训学习等E-Learning的形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培训效果。

其次，是企业委托的订单培养。所谓订单式培养，就是院校以企业用人协议（订单）为依据，根据企业的用人要求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实现产销链接，对口培养。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学校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发挥企业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让企业参与制订人才规格、课程设置、评估考核标准，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感受企业文化，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同步（国家发展改革委，2010）。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可根据项目和业务的实际需求，主动与海内外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对基础岗位的员工（主要是项目或业务所在国的本土员工）进行针对性的技能操作、语言文化和特定内容的培训，培训完成经过考核即可上岗。

最后，企业需要创设条件和环境帮助基础员工进行自我提高和自我培训。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因业务和项目的需求而大量招聘当地员工，但这些基础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尚未达到企业自身的要求。除了进行岗前培训和PBL短期培训外，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培训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员工培养途径。员工的自我培训可以与企业内部的绩效考核相结合，配合目标定位清晰的岗位责任和岗位素质要求，让基础员工有压力、有动力地进行自我提升。同时，企业还需要创造良好的内部学习氛围，鼓励团队合作学习、共同提高。在环境的创设上，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和企业内网的作用，向员工提供针对性的网络学习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