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文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才需求包含高端政策型人才、复合应用型人才、基础实用型人才三个层级，核心要素是人才的专业化和国际化，主导方向就是为“五通”提供关键的智力和人力资源保障。下文即以“五通”为视角，对“一带一路”的人才需求类型略作浅析。
1.国际化的高端政策人才
此类人才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人才，又包括学术方面的优秀研究人才，前者涉及沿线国家的政策、外交、区域合作规划对接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后者则为相关领域的国家政策和公共政策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需要具备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优秀的跨文化视角、资深的专业积累、创新的独到见解。此外，加强“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进而增强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也是促进“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和现实需求。
2.国际化的高端技术人才
技术型、创新型、懂经营管理的工程技术类国际化人才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的主要力量。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在航空、高铁、航海、输气管道、跨境光缆等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已初见雏形。
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迥异，既有较为发达的成熟经济体，又有崭露头角的新兴经济体，还有不少欠发达经济体。中东欧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基础设施的密度虽高，但质量水平却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见表5-2）。相对于高度发达、各项基础设施已臻成熟的西欧，正在高速发展和建设中的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需求旺盛，一大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建成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双方在高铁、核电、公路、港口、电信等领域均期待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基础设施联通的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的国际化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势必大增。
表5-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基本情况[4]
3.国际化的创新商贸人才
贸易畅通主要需要懂经济、会管理，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优秀的多语沟通能力，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国际化人才。从近三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见表5-3）来看，尽管增幅较为明显，但总量占比仍然很小，而且受宏观经济不佳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与中国的商品贸易还出现了起伏和回落。服务贸易存量数据更是不容乐观。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化商贸人才的短缺。加快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推进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等每一项贸易合作都对国际化经济贸易人才提出较高要求。
表5-3：中国—中东欧国家2014-2016年商品贸易数据汇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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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创新创业型国际化商贸人才，既包括通晓贸易营销、法律、人文、宗教、财税等知识，善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能够管理跨文化团队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也包括熟悉传统和新型贸易业态、善于创新开拓的专业贸易人才。这些新兴贸易领域包括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交易、电子物流、国际采购等行业。而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大量的国际化贸易人才的参与和努力。
4、国际化的金融领军人才
为了推进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国频频推出一些新举措，积极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组建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等开发性金融平台。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的开发金融和融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国家的顺利建设，我们迫切需要大量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既要懂得资本运作和货币流通，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和规律，特别是欧盟框架下的市场规则，善于开展金融投资、并购、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产融对接、互联网金融等，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法律、语言和人文素养。
此外，在资金融通上，中国政府需要与世界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展开深层次的合作。目前，欧洲主要金融城市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苏黎世先后建设了人民币离岸中心，从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行、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再到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洲基础建设银行（简称亚投行）等，中欧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亮点频出。中国继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后，也在主动寻求与欧洲“容克计划”等区域投资计划进行对接，同时还对众多的投融资项目进行审核、评估和实施。与此同时，非开发性中资银行也纷纷在中东欧国家和地区开展金融服务。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金融人才作为支撑。此类高端人才既包括政策层面、又包括实操和业务层面，即包括金融和资本领域的“外国通”，又包括“中国通”。
5、国际化的人文交流人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许多国家积极响应。由于沿线国家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最迫切的是沿线各国如何消除文化隔阂，在增信释疑基础上加强合作意愿、完善合作方式。因此，能促进民心相通的国际化人文交流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法律等方面。
首先以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例。据保守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加上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语言的种类达200余种。“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16国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各不相通，宗教信仰多样，民族众多。这些都需求大量的语言翻译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高级翻译人才，同时沿线国家也需求大量的高级汉语本土人才。单从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来看，沿线国家的非通用语专业远未完全覆盖，已有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均不够理想。尽管中国政府逐年增加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数量，中国在中东欧16国建立的29所孔子学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的人才需求来讲仍然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
又比如跨文化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能知悉和避免文化冲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样十分紧缺。这类人才通常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等重要因素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相关国家的政策法规、决策程序和民心走向有较为透彻的认知。这种人才紧缺的局面，固然有相关跨文化人才存量不足的原因，也有冷热不均、地域失衡的因素。我们过去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中过分地关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反而对中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外交往中用英语包打天下的情况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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