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干部而言，所有的检查工作事实上也代表着来自上级政府的重视。检查考核的过程同时也是展示基层工作成效、地区形象以及个人工作能力的绝佳机会。因此，与现场检查的紧张时刻相比，漫长的准备工作和等待过程则是乡镇工作的日常。
笔者调研期间，恰逢西省某省级部门对岩村所在县精准扶贫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根据乡镇干部提供的有关本次检查考核的工作安排，方案中涉及实地查看和调查走访的考核内容，包括了贫困户结对帮扶落实情况、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包括村容整治、基础建设以及群众反映的重难点问题解决情况）、贫困户农民增收情况、贫困户精准扶贫情况、扶贫资金管理情况以及重点项目落实情况（包括光伏扶贫、产业扶贫、异地搬迁、金融扶贫）等多项内容。这些工作既涉及对村庄内部分贫困人口个人的调查走访，又涉及宏观层面对整个村庄建设情况的检查考核。事实上，虽然乡镇在这次检查考核中并不作为主要的考核对象，而是整个检查工作的协调配合者和陪同接待者，但在应对共同上级的检查工作中，乡镇依然要为地区迎检工作作充分的准备。
我从一月份过来驻村，到现在八个月，领导检查来得很频繁，以前的话基本上没有县里的领导来过，现在是从中央到省市都来，一般是参观一下农业产业的状况、效果、规模，二是调查企业收益、老百姓收益，三是通过座谈了解这里发展的情况。远的地方来的有时候一天，近的地方就半天。有时候也不叫检查，应该叫踩点。（访谈资料：20160826-YJCZCGB）
一次检查是很复杂的，一般会提前通知。准备工作就是提供相关的汇报材料，完善一下解说词，完善一下硬件设施。比如农业产业园里该除草的除草，该补种的补种。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不用参与，即便到村里，也是由乡镇来引导，村里也不用参与。但有时候村里要参与介绍基本情况，还有可能要作汇报。像这次省里的来检查，就是扶贫局和乡镇来引导。在产业园区里面，比如遇到老百姓在里面工作，就可能会随机性地问一下。（访谈资料：20160824-YJCHZR）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都将来自各级上级政府部门的检查考核活动作为一项大事来准备，同时又具有相对清晰的乡村分工。就乡镇而言，其作为考核对象和接待陪同的主体，往往要负责检查考核工作当中的对接、联络以及协调工作，同时将相应的准备工作下达给村庄干部。就村庄干部而言，其主要的工作则在于宏观层面的村庄环境整治工作，提前通知相应的村民作好准备，甚至对需要发言的村民进行相应官话说辞的“培训”。(www.xing528.com)
乡镇介绍的话根据调研主题来安排，比如要考察旅游，就安排他们旅游公司的代表；入户的话就根据选的地点，就请村支书安排相应的村民或者安排三到五户贫困户在家里等候着。开座谈会的话，要根据代表来找一些企业代表、政府代表、村民代表，等等。道路、环境这块主要是以园区范围为主，需要哪个村的话，就请乡镇去协调哪个村的村民去做好环境这类工作，对其他村民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对卫生这块重点强调，比如说平时要干净，领导来了以后要更干净。（访谈资料：20160828-PXHFG）
检查的工作天天都在做，天天都有人来。明天就有一个同步小康工程达标验收会，这种验收会我们村委会不用参加，主要是县里的领导来，乡镇负责引导。如果需要我们协调配合的乡镇就跟我们办公室联系，我们做该做的工作。现在分工很明确，我们就做该做的事情，以前没有分工的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做。（访谈资料：20160825-YJCHZR）
从乡镇干部的访谈来看，作为扶贫亮点的岩村近年来频频成为各种考核、检查、视察活动的“选点”。而与一般田野观察中高度紧张的乡村干部相比，岩村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庄干部则比较从容。这与考核内容与村干部责任利益联系不大有关，也与乡镇所承担的不同工作内容有关。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悬浮于村民生活的考核检查过程，虽然基于现场的考核要求检查考核过程，比如走进项目现场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但“造点”的逻辑延续到基层应对上级检查考核的过程。尤其是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典型、亮点的示范点，甚至村民的参与也成为乡村干部迎检准备工作中“现场”结果的再造和管理。
总的来看，如同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进行文本、数据材料的生产再造一样，乡村干部在迎接上级检查考核过程中也会进行治理结果的再造，包括项目园区的农作物补种、村容整洁的维护、道路的修缮甚至走访村民的说辞应对等。乡村干部利用其街头官僚的政策执行者身份，不仅能够在政策执行后期进行相应文本或数据结果的生产再造，也能够选择性地构造或呈现相应的政策执行“场景”，从而“顺利”通过上级政府“以点代面”的检查和抽查。同时，乡村之间又具有相应的分工和主次之分，即相对于精准扶贫当中其他政策执行工作相比，村干部明显处于检查考核的边缘，作为乡镇工作的协助者来进行，而乡镇干部既作为基层扶贫工作的主要责任者，同时也是目标责任管理责任制考核的对象，因而在对基层贫困治理结果的迎检宣传过程中更加主动、重视和紧张。虽然迎检的过程有乡镇、村庄以及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应对，但事实上其又悬浮于基层贫困治理的日常运作实践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活，而呈现出典型事件过程中昙花一现的场景。乡镇干部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进而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政策执行“结果”的修饰和装点，在村庄这一政策执行空间内生产出一幅完满的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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