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件治理”的特征和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文件制发过程进行治理目标和工作任务的提出、传递，基层乡镇政府则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并达到相应的政策结果。以往，研究者讨论了乡镇政府在上级文件的指导下，产生正式权力的非正式使用、目标置换、共谋等一系列变通性政策执行策略或手段。因此，有关基层迎检的研究也着重讨论基层乡镇为通过迎检而进行的政策选择性执行、任务目标替换以及诉苦申诉等治理场景转换，其隐含的假设在于，改变政策执行策略或内容就可以有效改变政策执行的结果，从而达到上级政策文件要求的目标或指标，对于未能实现的结果则通过层级政府之间的共谋或诉苦等场景的软化策略予以应对，总体上属于基层乡村干部基于政策执行规则或场景的再造。但事实上，乡村迎检过程中还包含这样一类结果的生产或再造现象，即对于上级考核工作要求中文本或数据材料的生产或再造。与规则、场景的生产再造不同，文本、数据等信息类文件材料的生产本身即为政策执行要求实现的结果，它们是文件治理的一部分，因而也可以视为治理结果或政策执行结果表现形式的生产。同时，与政策执行当中规则和场景的生产再造一样，乡村干部也会基于其街头官僚身份，通过相应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材料结果的生产再造，以更好地应对精准扶贫过程中上级的检查考核工作。
按照精准扶贫的政策以及上级政府的考核工作要求，乡镇精准考核的内容包括了一系列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相关的文件材料，包括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资料，支持贫困村工作计划与具体实施方案，工作任务和年终总结，发放制作的宣传读本、标语、宣传栏材料，党政领导干部下村指导工作的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精准扶贫贫困户台账及结对帮扶贫困户台账，贫困户制定精准扶贫计划、实施方案、具体措施，结对帮扶贫困户公示牌，乡镇年度减贫目标任务分解方案，小额信贷、金融产业扶贫等各类扶贫工作培训动员记录和政策宣传材料，等等。同时，对于负责扶贫工作的包村干部、驻村干部，还有另外一套相应的考核材料，包括这些干部在贫困村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自身建设、特色六方面工作中相应的规划制定、工作台账、总结汇报材料等，其中，在特色加分项中，还明确提出在市级、省级、国家级刊物或会议上播发单条300字以上的工作亮点和经验做法的，每篇予以不同分值的加分。[34]可以说，乡镇扶贫工作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文本和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生产工作，尤其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目标考核过程中，一次迎检考察同时也伴随基层干部的材料生产和再造过程。正如吴毅在《迎检的游戏》一文中所描述的：
“检查任务一宣布，全体干部就都投入到了各种考评资料的准备之中。所谓迎检，往往就是一个重新准备与制作资料的过程。这也真苦了我们的干部，但不这样做就通不过检查，通不过检查就要进‘笼子’管理，一旦进了‘笼子’，不要说大大小小的检查考评跑不了你，所有的评先、评优、提职、提薪、晋级等也都没有份，直到出‘笼子’为止。所以，再苦再累，工作量再大，也要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稍多调查经历者都知道，一些乡、村的档案，与其说是对日常工作的整理和记录，不如说都是这样在迎检之前的突击中制作出来的。”[35]
事实上，在岩村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再次验证了迎检过程中基层政府的材料治理现象。与此同时，与乡镇干部一样，村庄干部也承担了精准扶贫当中大量的信息报送及造册工作。正如媒体报道中一位驻村扶贫第一书记的吐槽，扶贫工作中存在各类登记表、调查表、明细表、记录表等，“5＋2”“白加黑”都难以招架，大量时间、精力耗在了纸面上。[36]
一次考察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国家和省里的考察。一般国家级的最多会提前一两个月通知要来，没有确定的时间，比如只是通知会在8月底过来。准备工作就是提供相关的汇报材料，完善一下解说词。村里有时候要派代表介绍基本情况，有可能还要作汇报。像这次领导到这边来，主要是了解农业产业园区的做法、典型经验和发展，材料需要由管委会提供。我们也要提前熟悉很多材料，实际上本身也是一个常规工作，只是平时没有做好，所以临时抱佛脚了。（访谈资料：20160827-GWHWZR）
现在发展项目多了，上面下来的东西都到村了，不但是要做纸质版，还要电子版，乡镇就是汇总就行。以前做资料很简单，就是纸质版统计下，报数据给乡里，乡里来做。现在就是发个邮箱、发个表格，叫我们做好拷贝进U盘给他。不管哪个部门，连派出所的都由我们来做。贫困户以前也建档立卡，村里不知道怎么建，应该都是县里在做。现在要做农户调查表，扶贫的资料很多，要求做的也更细，还要准确，要一户一档，还要入户。（访谈资料：20160822-YJCHZR）
由此可见，一方面，精准扶贫的技术化和精细化治理要求乡村进行有关贫困人口信息的收集整理，以便有效识别贫困人口，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开发，为科学扶贫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下，查看资料、核实数据也是上级政府考核基层政策执行工作的主要方式。但就乡村特别是村庄的政策执行而言，其工作具有典型的非制度性、非文本性特点，乡村干部也未必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相应工作的文本化和数据化，政策要求的制度性与实际工作的草根性之间存在张力和距离。尤其是贫困治理当中技术治理凸显，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乡村信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无疑加剧了基层工作的文本化、数字化倾向，乡村提供的数据和文本材料不仅要全，还要求质。同时，上级部门确定的检查指标和考核内容，在逐级进行的任务传递过程中往往被不断细化分解，一个指标和一张考核表在基层甚至扩展成几十个数据指标和多张表格。[37]因而在考核制度的低端，乡村干部只好按照上级检查考核有关数据、标准、文件等材料的要求准备相应的材料，也即贫困治理效果展演中出现的各类文本、数字等材料的生产和再造。(www.xing528.com)
以上级考核中重点查看的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为例，岩村乡镇干部为我们展示了一户贫困户的档案材料，包括贫困户申请书、入户核查表、县贫困人口核查一户一档登记表、脱贫前贫困状况（图片资料）、贫困户帮扶手册、扶贫登记卡（复印件资料）等长达17页的信息和内容。同时，作为精准识别工作过程和成效的查看材料，乡镇还需要提供有关贫困户评选的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记录、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统计表、村贫困户初选名单公示、关于审核确认贫困户的报告、乡（镇）贫困户审核确认情况公示、乡（镇）贫困户拟定名单、关于复审贫困户的报告，等等。虽然这些材料大多是精准识别程序规范化运作要求的产物，但事实上，由于乡村政策执行过程中应用规则与技术规则的差异以及乡村工作的复杂性，这些后期呈现的文本及数据材料大多是乡村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在考核前进行突击补充和生产再造的结果。
一遇到考核检查，上面就得提前通知准备档案、补充材料。村里做事情哪能那么规规矩矩，比如开个会作记录，一般都是人选出来之后村里来补材料，有些村干部文化水平不行，还得乡镇给个模板照着做，实在不行还得镇上干部来做。反正现在大大小小检查都要看材料，他们驻村干部还要写日记。（访谈资料：20160829-YJCLSZ）
有些事情我觉得都没必要，而且实际也没做，就是为应付检查才补齐的。现在老百姓都忙着自己挣钱去了，哪有时间关心干部的事情。再说贴标语啥的都不如干点实事，村里的贫困户一般都是智力上有些缺陷的，他字都不识，账也不会算，你去他家里问他收入啥的，他根本答不上来，还不得干部看着填写，又不能空着。实际走访都做了的，但是你要按照贫困户来填写那个表不实际，都是村干部用铅笔先填了，后面乡镇检查一遍再改改面上的一些东西。（访谈资料：20160822-YJCHZR）
由此，我们看到了乡村干部应对上级考核过程中基于考核要求而进行的文本和数据材料的生产再造过程。伴随国家贫困治理的精细化和技术化，大量政策执行工作需要落实到村、到户、到人，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大量文本记录或信息收集工作。从根本上说，政策执行当中有关文本及数据材料的完善和精准收集，是为了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考核、检查和评估工作制度。但实际上，文本化、数据化治理的泛滥几乎使其成为基层政策执行工作的主要内容，使得乡村干部在这一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相应的材料生产工作，甚至在工作后期进行文本或数据的再造，甚至为精准而精准，使其更加符合上级考核的内容和指标要求。
因此，无论是在“一票否决”的压力型体制下，乡村干部惧于上级考核压力或政治锦标赛模式中对于相应数据材料作假的“制度性说谎”，无疑都表明了基层政府对于治理结果呈现中文本和数据材料的生产再造行为。与此同时，精准考核工作中乡村基于文本、数据等材料结果的生产再造，无疑也是乡村干部所产生的一种自由裁量行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改变相应政策执行的结果，而是在结果的呈现上进行相应的生产加工或改造完善，使其更加符合上级考核的要求以及材料本身的逻辑性。一方面，乡村干部要赶在考核检查之前进行相应材料的生产加工，甚至加班加点突击准备相应的检查资料；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材料特别是村庄提供的数据信息和文本材料，乡镇则需要进行材料的再加工，使其有理有据，更加符合上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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