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己为基础的利他-企业的使命、愿景与价值观

有专家指出，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最大的差距是企业文化：我们用权谋聚集员工，世界级企业用文化凝聚员工。然而在相当一些中国企业中，核心价值观只是手段而已。一些“狐狸型”的企业家常常把“以人为本”“消费者是上帝”一类感人肺腑的话挂在嘴边，而一旦利益当前，一切仁义道德就靠边站。为什么我们普遍感到商业圈存在诚信危机？本质上是企业和员工、消费者之间是利用关系而不是共存的双赢关系。利用带来的只会是普遍的受骗感与受挫感，受骗感与受挫感导致的是整个商业社会的道德危机。¹⁴⁸

现代企业组织与中国传统商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商业以赢利为目的，而企业组织以吸引顾客为目的。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否为顾客创造价值，来源于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使命、愿景、价值观形成组织认可和所有团队成员共享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企业文化及思维方式。它代表了组织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使员工凝聚在一起，引导大家认同企业的目标，并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企业的目标相结合；培训员工理解企业的政策；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它使组织成员不仅注重自我利益，更考虑到组织利益，进而把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结合，最终达到个人利益融合于组织利益，在企业内部倡导和营造一种积极健康、活泼和谐的精神氛围。

有人认为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应该是很高尚，是为社会服务的，不应该关注个人私利。其实，过于高尚和过于低俗都是不恰当的。过于高尚，只关注社会利益而不承认私利的正当性，就会曲高和寡，让人怀疑高尚的初衷。而过于低俗，只关注个人私利，就会变成孤家寡人，没有人愿意与其合作。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是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其目的是实现共同愿景。

中国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缺少企业家多商人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流而商业经济为非主流的社会，农业时代的竞争往往是围绕土地、财富和权力展开的。不入流的商人和商业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竞争主体的不平等性、竞争秩序的紊乱性和竞争结果的非建设性，导致了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的泛滥以及商业机会主义的丛生。“商业利润来自道德回报”的有效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性为基础的。一旦封闭的环境被打破，道德的强大效力也就随之消失或是大打折扣。中国人从诚信道义出发、又归于商业诚信声誉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市场交易循环，从而演绎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道德伦理建设的体系和方法。

在这个独特的中国商业现象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依旧是沿承下来的传统“商机意识”，即企业组织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唯一的源泉“顾客”，而是来自于人际关系、资源占有、情感投资等多个层面。虽然这些不同层面的利润来源，看起来很复杂，但其本质依旧是传统商人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

正因为如此，中国商人可以创造巨大的个人财富，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商业组织——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赢利能力，依旧停留在“商人与客户”的关系阶段，实际上，与他们所具有的情感投入、察言观色和人情练达的能力相匹配的，正是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的传统商业赢利模式的要求。沉迷于“熟人网络”商业游戏使得中国的传统商业组织总是难以走向“陌生人的世界”，所以，无论中国传统商人有着多么远大的个人理想，商业或企业组织总是难以真正成长、壮大。¹⁴⁹

真正的企业家是一群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源泉，始终与时俱进，并能把握机会进行开拓的人；他们以发现价值、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使命。更高境界的企业家则志存高远，终其一生追求伟大的事业，努力谋求立功、立德、立言。企业家的价值观和目标层次远远超于生意人和经理人。¹⁵⁰(www.xing528.com)

对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来讲，敢于承认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首先要利己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更不敢承认自己经营的目的首先是利己，因此导致很多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脱离企业实际，空喊爱国、爱家、服务全人类的口号，让员工认为这些使命、愿景、价值观都是骗人的，根本无法落实。

其次，集体主义教育的传统让承认利己是个人的第一需要在整个社会缺乏道德的制高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是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

这就是说，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生产肉类、酒和面包，不是要真正为谁“奉献”，而是一种“自利”的行为。但在他们获利的同时，无形中也增进了他人的福利。亚当·斯密进一步解释说，在市场价格机制下，只要双方自愿交易，这种交换对双方就是有利的，这种每一个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就能够增进国家的财富和人类的福祉。因此，这种每个人客观的“自利”行为，不需要先预设为谁“无私奉献”，也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

尽管亚当·斯密承认人的利己本性，但他强调“自利”（Self-interest）并不等于自私（Selfishness），更不等于贪婪（Greedy）。斯密肯定了人从利己出发行事的合理性，但他也指责自私与贪婪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亚当·斯密在其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人应该有同情心、有道德，懂得爱自己，也爱别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符合人性的人。斯密认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¹⁵¹史蒂芬·柯维在人际领导的原则中提出了双赢思维：利人利己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¹⁵²稻盛和夫“经营十二条”之首便是“经营者必须为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殚精竭虑、倾尽全力，必须超脱私心，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这足以告诫那些避谈金钱而高谈阔论员工忠诚、高昂士气、尽心尽力、说到做到的企业主。

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现在企业经营广泛的共识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价值最大化”。所谓“利益相关者”，更广泛地包括了“股东、经理人、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在企业价值链上的所有相关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基本上是一个悖论。因为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局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是需要博弈的，不可能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讲，首先利己，再去利他，在利己中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善。把客户当作伙伴，能让企业品牌和客户感受联系起来。伟大的品牌总是能与人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¹⁵³

现代的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塑造良好的雇主品牌。管理专家塞德曼认为，这不光是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的事。他给出了一个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论据：全球化使得企业越来越难以光靠其产品来区分彼此。不管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人总是有可能对它进行复制，然后用更低廉的价格销售。另外，如果金钱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唯一纽带，那么当其他企业提出更优厚的报酬时，员工会毫不犹豫地辞职。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在行为层面上竞争的企业来说，他们如何对待顾客和员工至关重要。“这就要看谁在各种关系中的信任度最高，哪儿是大多数人愿意工作的地方了。”¹⁵⁴

但是商业的逻辑和模式常常会对环境以及其他动物带来伤害，这是企业在处理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些商业经营很成功的企业，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会受到伦理和社会价值观的挑战。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活熊取胆事件，是最明显的为了商业利益对动物的残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