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技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

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民国初年依托上海在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农学会的活动，又有新的进展。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张謇为名誉会长，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的陈嵘为会长。其主要会务活动，一是举办年会，进行学术讨论，宣读学术论文，在抗日战争前，年会几乎年年举办。二是出版《中华农学会报》，从1918年创办至1948年出版了190期，基本上未中断，共发表农、林、牧、水产、农业经济、农业教育、农业工程等方面的论文、报告、译文2500多篇。此外，还编印出版了82期《中华农学会通讯》和10多种中华农学会丛书。三是主办“中华农学会奖学金”，分国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前者又分专科优秀论文奖、农业院校优秀学生和研究生奖，有100多人先后得奖；后者一部分面向各种专业，另一部分侧重农机和农业工程，先后有50多人获奖。^[39]

自机器应用于农业灌溉后，1930年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服务部设立了中华新农具推行所，与上海的大隆机器厂订约协作，将该厂生产的火油汲水引擎帮浦“装置船上，游行于江苏省之昆山、常熟、无锡、苏州、青浦、南汇各县，召集民众，实地试验，并广劝农民利用新式机件，以增农产”^[40]。193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旱灾，苏州地区也旱情严重，当地商会积极参与抗旱保苗，吴县商会执行委员张云搏赶赴上海购办了大批戽水电机到苏州分发到各乡抽水灌溉。同年7月17日，他又第二次赴上海定购最新式的电机43台，并由商会雇船43艘，每船一机，直接运抵各乡镇戽水入田。^[41]

清末民初，农业学堂也在各地先后设立。除了官办的以外，有不少是由诸如“南张北周”等工商界人士创办的。1917年11月，黄炎培曾在南通参观由张謇兄弟创办的南通农业学校，该校秉持张謇倡导的“棉铁主义”，注重试验植棉方法的改进，“所获皆浮于寻常农家二倍有余”。同时，“该校以渐得社会之信用，乃仿欧美制度设扩充部，分讲演会、俱乐部、贩卖部等，而以‘贷种所’为联络农夫社会之主要方法”。其规章制度令黄炎培印象深刻，曾特为摘录如下：“一、贷种所以选择良种，并授以改良之种法为宗旨；二、贷种暂以棉麦为限；三、贷者以南通县境为限；四、贷种量每户以四亩为限；五、每届作物收获，贷者须依本校之招集，开会一次，比较成绩之优秀；六、所贷种子，俟收获后，征取其原值；七、凡播种、栽培、施肥、去草等，均须依本校所定方法，受校员之指导；八、作物收获后，仍须售于本校，惟每石得较市价加十分之一。另择最优者三名，分甲、乙、丙等奖给褒状及园艺花卉种子。连得三次甲等奖者，次年贷种不取值。凡此种种，大都仿自美国，在中国当属仅见。”^[42]

1934年11月19日，中国银行薛光前等人至上海近郊南翔，参观上海振兴纺织厂所办的振兴农村副业协助会。“进大门，见桑树凡六七百株，占地约十余亩，桑田之后，有屋三椽。甫经修葺，前有围墙，刷有标语，语曰：‘不耕不织，饥寒交迫；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又曰：‘勤俭作生计，连年买天地，织布用新机，农村生大利。’盖该会以提倡农村副业为主旨，尤以该地附近一带妇女善于纺织，故先从改良织布入手，俟有成效，获得农民信仰后，再及其他，若养猪养鸡养牛等事，以是该会于纺织一项特别加以宣传，借以唤起其注意”。“旋入内参观，有新式织布机十余架，乡女或纺或织，个个勤奋工作。据顾君云：此项新机共有三十架，先由乡女来会练习，一俟手法纯娴，即可依照该会所订之‘租赁或转让布机暂行办法’，将机搬家纺织，以资便利。租赁按期纳费二元，转让则每架收回成本五十元，并可分期付款。现已有八架租出，熟工每日可织一匹，工资可得一元，于农民经济不无裨益。”^[43]

总的来说，近代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崛起后，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虽有城市工商界和知识界的努力及农学会及农学堂等的设立，但面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导的广袤的农村，如同雨落古潭，除了激起些许涟漪，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和成效。同时，农村文化教育的落后，也阻碍了近代科技的传播。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家乡浙江余姚蒋村探亲，“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却不肯丢，而且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44]。(www.xing528.com)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农村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反响，确实微乎其微。民国初年的海关报告谈到上海的农业时指出：“不幸的是，中国的农民缺少知识，在经济上，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去冒试验的风险。这种尝试也许会失败，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掉进近在眼前的饥饿的深渊里去。因此他们总是以安分为上，老盯着陈年的土法。”^[45]近代上海崛起后，巨大的城市人口所形成的粪尿收集，通过内河船只输运至四周乡村。清末，美国土壤学家金博士在沪考察，目睹苏州河上有大量的粪船。1908年，上海租界每年有七八万吨的人粪收集量。在松江华阳镇，农民可以从镇上的粪行中买到粪肥，有的则从邻近的泗泾镇购得。除粪行外，还有流动的“粪头”，他们专门将收集的粪肥从上海贩运至乡村。自1924年起，松江就有硫酸铵俗称“肥田粉”销售，但乏人问津，当地农民依然用人畜粪便和种植的绿肥等肥田。^[46]在绍兴长大的陈桥驿记述：“城市中每天的废物数量很大。这些称‘废物’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卖钱的，第一项就是粪便，绍兴人通常称‘料’……由农民买去作田间的肥料。第二项是灶下余烬，绍兴人多以稻草烧饭，灶下都用石板围出一个舱，贮藏稻草灰，绍兴人都简称作‘灰’，每天也有很大的数量。‘灰’也是农民需要的一种肥料，也由农民来买去。每天一早，许多空船进城，就是为装粪便和稻草灰来的。中午前后，这许多满装粪便和稻草灰的船就纷纷出城。假使没有满城大小河港，这两项事物就无法解决。而农民若无粪便和稻草灰，农事也就无法进行。而这两项，就都是借河港进行的。”^[47]

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农具悉系旧式，如铁锄、耜头、镰刀、铁钯、铁铲、粪桶等。”其中，真如乡间“农具如铁搭、齿耙、锄头、镰刀、犁、铲等，均为旧式农具”。^[48]次年刊印的《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载：“耕种情形仍用人力及牛马，鲜有利用机器者，施肥以及种植方法，均墨守旧例。”^[49]1930年《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上海市场出售之农具，式样虽多，但皆旧式，故140农家所用为耕种收获之农具，皆属历代相传之旧物，即一锄一铲亦绝无新式品。”^[50]

1922年至1931年的杭州海关十年报告载：“当地农民对机器耕作并不感兴趣，他们经常使用有限的几种办法和旧式的工具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只有农学院的湘湖农场有一些用于教学的机器，但这些机器也不足以来进行生产。农民们满足于旧式的耕作工具，如牛拉的木犁、木制的簸谷机以及木制的链斗式水车等，这些工具目前仍然流行。”^[51]制造这些工具的手工业，也散布各处，有的还颇有名声，上海郊区的青浦练塘，“农具如水车、风车、水桶、竹筛、竹匾等，制造较他处为优”^[52]；其中的水车制造还颇具规模，“农民力耕捕鱼外，大半以制车为业俗名镶车。车为田家灌水之具，或以人力，或以牛力，形式不一，制作灵便，迥非他处所及，即诗家所谓桔棿者也。环练塘数十村庄，车船约三百多艘，其营业发达，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有修花车者，车业之利，不亚于力耕，颇有倚为终岁之生涯焉”^[53]。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也少有改进。1929年，江苏海门的邢广世“曾发明新机，将弹花、拚条、纺纱用一机完成”，后经王孟研究改良，又能提高工效20多倍，但是“把纺纱当作副业，每年只能工作百十来日的农民，以二三十元去购置改良纺车，其从纺织业所得的利益少，而所负担的纺车折旧甚大，这已经是不经济的事了，所以纺车纵能改良，而始终却总不能普遍通行”。^[54]这绝非农民因循守旧所致，是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贫困直接相关，1935年1月《南京市政府公报》载：“查本市各乡区上年多被旱灾，农民异常困苦，以致近来纷纷售卖耕牛，维持生活。”^[55]如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官员所承认的，“（农民）救死不遑，籽种、耕牛穷无所措，讵有提倡科学化之余地”^[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