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其中如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校的前身，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它们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文科技和管理人才。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1]。各地的新式教育，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据《1912—1921年海关报告》的统计，“民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学校估计已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为以前的三倍。在外国教会和已参加教育工作的留学生们的影响下，中国对现代教育开始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这同过去一个时期的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
新式教育的这种发展，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郊县也有体现。上海宝山县光复后，新政权着力改革和发展国民教育，为此而发布的各类文件也最多，仅1912年在《宝山共和杂志》1至5期刊出者，就有80余件。他们认为，“方今民国新兴，教育之一端，实为莫大之要务”，决心“励精整理”，改革旧时的弊端，“冀达普及教育之目的”[3]。为此，他们改革教育行政，裁撤劝学所，在县署设学务课，统辖全县学务；又设县级自治委员，统一筹划、管理全县学校公款、公产；作为基层的市乡学务，则统由市乡自治公所的总董、乡董掌管，并各设学务专员（后改称学务委员）1名，专司本市乡的教育行政事宜。
1912年10月始，又分别成立校长会和县教育行政会议。前者由各小学校长和县视学及学务课长组成，每年召开一至三次会议，具体商议有关教育的设施等问题，后者由县政府知事钱淦、县学务课长、县视学、各市乡董及学务员组成，负责研究统一和促进各市乡学务和教育改革等重要问题。[4]钱淦强调：“市乡行政，以学务为第一项”，要求市乡公所不得玩忽、粉饰。[5]
在改革和健全教育行政的同时，新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发展国民教育。择其要者：
一是多方筹集教育经费。除原有学田、义渡公款和官契中笔二厘（1912年始再增一厘）等继续拨充教育费以外，又明文规定清丈出来的沙田囤垦所得租息，全县每年征收的田赋附加税的65%，县署经费的40%。盐税每斤加一文所得等，悉数拨充教育经费，同时扩增学田，数年后增长近五倍。为此，1912年始专门设立“教育款产经理处”，制定章程，由专人按章具体管理。此外，“各市乡地方经费，较从前实蹭数倍”。[6]这些都为民初宝山推广国民教育提供了条件。
二是加强师资培养。光复以后，新政权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必先造就师资”的方针。拟定办法七条，决定先开办师范讲习所，由县议会批准拨出专款，每期招生50名。[7]1913年，又筹办师范学校和教育讲习所。这些校、所，陆续为宝山的小学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师资。
三是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1912年3月，钱淦布告全县父老，指出“东西各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强调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与开拓社会生计、增强国力的密切关系，指出“方今民国崛兴，共和建设，普及教育尤为共和国民之天职”，使子女就学是家长“应尽义务”，全县父老应“确信教育为有益身家之事”，所有学龄儿童均应学满四年初小，使之“无一人不受教育”“将来成人之后，无一人不有职业”[8]。除了布告，还针对文盲众多的实际，在各市乡组织宣讲团，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教育立国的思想。
通过各种切实的措施，民国成立后，宝山的国民教育有明显的推进。1911年全县有小学41所，1912年头7个月即增加23所，并把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加以合并，全年实增18所，共有学校59所。到1913年9月，全县有小学71所；在校学生，1911年为1400人，1912年为1784人，1913年为2914人，1914年为3831人，各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7.4%、63.3%和31.5%。[9]在此期间，在各市乡还实施识字扫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新政权也作了改革，废除读经，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在高小开设历史、地理、英语课程，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程等。
民国建立以后，上海城市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不仅新式学校大量增加，而且各种层次、水平的学校的比例渐趋合理；学校教育的专业类别多了，许多学校适时新设了与推进上海城市建设相关的工程技术、工商管理和市政建设等专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也以面向实际的应用科学为主；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各类职业学校也都应运而生，尤其是工厂、企业办学较为普遍，有的还开办中等或高等专业学校，也有的自办研究社、研究所，并出现了教育界、科技界与企业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不仅在企业中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对整个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影响。[10]有研究显示，“从1929年至1936年，上海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包括职业实习学校）开设的学科门类，大致有农业、工业、商业、商业管理、金融、交通、建筑、运输、通讯、医卫、外语、打字、文秘、会计、簿记、家政、戏剧、师范教育、新闻等，举凡上海社会所需的职业门类几乎应有尽有”[11]。如沪上川沙籍建筑业界名人杜彦耿，在其经营过程中，有感于提高本行业技术水平的必要，于1931年发起成立了集设计、施工、材料为一体的跨行业的学术团体——上海市建筑协会。该协会不仅编辑出版专业学术刊物，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建筑职业学校——正基建筑工业补习学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7年间，培养了一批建筑业的技术骨干。其在1936年还主办了上海首届建筑展览会，向民众展示建筑业的技术进步和成就。[12](www.xing528.com)
据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企业的创办和老企业的发展，受过中等以上专业教育的经理、厂长显著增多。1934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118家中小企业的经理、厂长中，大专院校毕业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所占的比重为31.4%。至于大企业中的高学历专业人才担任经理、厂长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则更多。[13]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和董事，他利用同学、同校师谊关系，招揽了一些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加入企业管理团队，并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如出任章华毛纺厂会计主任的林兆棠。1920年后，刘鸿生在家乡宁波定海捐款设立了两所学校，一是专招男生的定海中学，另一是定海女子中学，这两所在其家乡设立的学校，成为刘鸿生企业招聘和培养员工的基地。其中一些人被选派日本学习毛纺织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学成归国后，在各车间负责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其他的毕业生则直接入厂就业。[14]
在近代工业颇盛的无锡，新式教育的开展，得助于一批工商及知识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动。1905年，周延弼在周新镇开办了商业半日学校，后改为延弼商业学校。继而，荣氏兄弟开办了公益小学和公益工商中学，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和创办亨吉利织布厂等实业的匡仲谋在其家乡杨墅园开办了匡村中学，在上海经营桐油贸易致富的沈瑞洲在家乡方桥镇开办了沈氏小学和锡南中学。此外，留日学生侯鸿鉴1905年在无锡城内设立竞志女学，是无锡最早的女子学校。同年他还与人合作，在钱业公所内创办了商余补习夜校，是无锡最早的职工业余学校。[15]其中，匡仲谋于1918年开办匡村中学前，已在1906年在家乡创办匡村初等小学堂，后又开设高等小学堂，增设女子部及匡村初等小学分校，并拨出25万元基金作为学校经常费用及扩充校舍之用[16]。1910年，江苏常熟的《虞阳新闻》刊有“常昭公立淑琴女校”的招生广告：“编制：分师范、高等、初等三级。程度：不拘定格，酌量浅深分别插班。年龄：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纳费：学费不收，膳宿者每学期念（二十——引者注）元，午膳者每学期七元半。报名：须有的实介绍人具保。”[17]
与无锡工商业较发展相联系，当地的工商职业教育较活跃。继商余补习夜校设立后，1907年无锡城区锡山绣工会附设刺绣传习所，传授刺绣工艺。同年，西门外的菁茂学校增设商业科。1911年，无锡县立初等工业学堂在荣安寺设立，设染、织专科，学制3年，是无锡最早的职业学校。次年，该校迁入学前街，并易名为乙种工业学校，附设有染、织工场。1916年添设商科，改名乙种实业学校，到1922年又改名乙种商业学校。1911年，在无锡东北乡还开设了泾皋女子职业学校，开设缝纫、刺绣等课程，学制4年，是无锡最早的女子职校。辛亥革命前，无锡城乡共有公立、私立学校152所，其中职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有10多所。民国建立后，职业教育又有新的推进，先后有设于城区的无锡实业学校和设于开原乡的商业学校开办，还有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米豆业公会创办的积余商业职业学校等。[18]这些学校的开办，得助于无锡工商业的发展，也给当地近代经济以新的活力。
在浙江，一些宁波籍在沪经营工商业者，相继回乡捐资助学。1918年5月15日，《申报》以《巨商热心兴学》为题载：“镇海谢蘅牕，沪巨商也，凡遇到地方公益、慈善之举，靡不慨输巨款，对于桑梓教育事业，尤尽力提倡。民国前六年时，乡间学校尚稀，谢君在鄞镇交界梅墟地方，独出巨资创办求精国民小学，越年复添设高小部。历年成绩卓著，入学者众，校舍不敷，去冬出资万余，建筑西式校舍。而谢君犹以本乡各处未获教育普及为憾，今春复择地设立分校十所（已成立者八所），以宏造就。”[19]1924年11月17日，该报又以《热心兴学之踵起》为题载：“定海自朱葆三创办申义学校以来，相继而起者，有刘鸿生之兴办定海中学，胡鸣凤之兴办鸣凤义务初级小学，许廷佐之兴办廷佐义务初级小学，丁慎安之兴办平民夜校，梓桑子弟受惠非浅。”[20]
长江三角洲新式教育的开展，显然得助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促进。1907年，由著名建筑商、浦东人杨斯盛捐资30万银两创办了浦东中学。校址在浦东六里桥南，校训是“勤、朴”，首任校长黄炎培、教务长张志鹤。学校以培养学生能从事实业或进习专科为目的，占地60余亩，拥有可容千人的大礼堂，实验室、宿舍、饭厅和风雨操场，声名远播[21]。1912年，13岁的钱昌照从家乡常熟考入浦东中学。他忆述：“浦东中学是由有名的建筑工人杨斯盛用一生的积蓄创办起来的。我进浦东中学的时候，杨斯盛已经过世。校长是朱叔源，校董有黄炎培、沈恩孚等人。我在浦东中学读了五年。那时的浦东中学与南洋中学齐名，是上海两所办得最好的中学。”[22]
同为浦东人的建筑商谢秉衡，曾在家乡高桥镇独资兴办日新小学。梅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义祥，原籍川沙顾路群乐村，1936年在家乡独资创办兴东小学。[23]1932年，上海富商叶鸿英捐助50万元（当时约合黄金1万两），建立“鸿英教育基金会”，其中10万元指定专办乡村教育，计划在上海的10个郊县各建一所“鸿英乡村义务小学”；40万元用于扩充人文图书馆。次年9月，该基金会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沪西漕河泾开办鸿英师资训练班，在沪郊筹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开办4所鸿英小学，使附近学龄儿童和失学成人有上学的机会。[24]
上海城区有商业补习夜校等开办。1921年10月15日日，上海总商会会董常会决议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商科大学合作，成立上海商业补习教育委员会，拟定《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简章》，旨在“扶助上海商界青年，增进商业知识，养成商业适当人材”。其任务是调查上海商业教育情况、商界人员对商业补习教育的需求、上海商店对人才的需求，研究实施上海商业补习教育方法、筹设以及扶助上海商业补习学校，组织商业讲演部，编辑及印行关于商业补习教育的各项调查和言论。1922年3月15日，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夜校正式开学。校址设于上海总商会所内，修业年限为4年，课程有国文、英语、簿记、经济速记、商事要项、商业文件等科，各科课程考试及格者，给予毕业证书。商业夜校的学生来自商号、行号的学徒，以及社会青年，求学者逐年增加，第一年为94人，第二年为221人，后多达1000余人。任教的多为学有专长者，其中有之江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文牍股股长于楚卿，美国芝加哥大学商科硕士李培恩等。[25]
1930年对上海市140户农家的调查载：“一般农民之谋生，不仅全恃田亩，教育之需要亦颇感迫切，故虽贫乏农民亦多忍其艰苦，使其儿童就学，惟仍狃于重男轻女习惯，农家女子之入学者犹属少数。”[26]浦东杨思乡，贫苦农家在女儿八九岁时，就有令其下田参与劳作者[27]。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该项调查显示：“其受教育之人数，以自耕农为最多，半自耕农次之，佃耕农为最少。”其中，“佃农止于小学，绝无就学于中学者。半自耕农受中等教育者3人。自耕农受中等教育者13人，大学教育者1人。就中成年女子受教育者，中学2人，私塾1人，小学4人，皆属自耕农也。半自耕则甚鲜，而佃农则绝无矣”[28]。因毗邻都市，谋生机会相对较多，一些农家子弟未及成年就设法打工挣钱。1921年在浦东杨思乡的调查记载，其“与上海相隔咫尺，乡人求食甚易”，一些农户“本有遣其子弟进学之余力，而实际上儿童鲜有国民学校毕业者，因求食甚易，儿童一到十三四岁以上，其父母即令其退学，以从事于生利之事业也”；“统计入学儿童不过占总数之百分之二十二”[29]。1934年对上海杨树浦厂区附近4个村落50个农家的调查：“50家内有失学的学龄儿童37人，女占21人，男占16人，这些失学的儿童将来均成为文盲的。”从事这项实地调查者感叹：“我们不能说工业化的结果，对于这些农村的教育发生若何影响。照达到学龄而未入学的儿童数目看，以及照前所表示教育费用之微少，我们大可以说，这方面并没有改进。一般皆认教育为富人的特权，儿童普通皆不送进学校，村人以为教育是不需要的。他们对一个调查员讲，有一孩子读书10年，现在无事可做，无法用他的学问。这件事更使他们相信教育只能耗费时间与金钱。”其结果，“这里学校并不敷用，益以父母忽视教育，儿童之不愿就学，于是养成大批文盲”[30]。1928年上海特别市对所属近郊闸北、彭浦、真如、沪南、蒲淞、法华、洋泾、引翔、漕泾、塘桥、陆行、高行、杨思、曹行、塘湾、颛桥、北桥、马桥、闵行、陈行、三林、吴淞、殷行、江湾、高桥、杨行、大场、莘庄、周浦、七宝30个区的农村调查结果：“各区农民，识字者极居少数。”[31]另据1929年刊印的《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载：“调查百家的572人中，入过学者计89人，其中入学年数未满四年者约占半数，在十年以上者只有4人。”[32]
对新式学堂在农村的推广，不能估计过高。时至民国，“在法制上，书院制与私塾制不能存在，然而在实际则私塾遍布全国”[33]。在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无锡，1916年前后亦有私塾2000余所。[34]即使在上海，1930年对140户农家的调查显示：“农家所受之教育，以私塾为最多。计自耕农70人，半自耕农52，佃农20，共142人。与受学校教育者111人较，尚超出31人之多。故上海乡村私塾尚有多数存在，于此可见。”当时从事这项调查者感叹：“农村教育苟能与都市教育并进，以都市教育费之一部振兴农村教育，使上海之普及教育名副其实，则将来农业之改良庶有望焉。”[35]民国《奉贤县乡土志》亦载：“各处的私塾仍不少，是当设法改良的。”[36]在南京城郊的江宁县淳化镇，1931年乔启明实地调查所见：“教育在淳化镇乡村社会中，是不很发达的，大半学校多系私塾，俗名叫做‘蒙馆’，就是在一个乡村中的农人，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大家摊派几个钱，请一位能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来教学生读古书。在淳化镇乡村社会里56村中，共有34村有了这种私塾，占全体村数中51.8%，什么新式小学倒反很少。近年江宁县政府及私人方面极力提倡，到了现在，总算共有5个村庄已经设立，但亦仅占全体7.1%。”[37]20世纪30年代在浙江湖州的调查载：“自逊清末叶，各省提倡兴学，吴兴亦得风气之先。民国初元，各大乡村均设有小学校。惟限于人才及经济，一切设备多极简单。即在今日，乡村教育仍不发达，除各区设有民众教育馆、各镇市有民众学校一二所不等外，其他乡村仅合数村设一校。偶有乡村民众学校，亦仅徒具虚名，设备简陋，规模狭小。每校不过一师，以校长而兼作教员，所授多为单级课程，一班之中，程度大相参差。所谓学校，不免为私塾之变相，所不同者仅课本舍经书而取教科书而已。更有以教科书供遮掩官厅耳目之用者，平日学生所读仍系三字经、千字文乃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鲜有读至诗、书、易、礼以上者），俨然为一不折不扣之私塾。但一风闻县镇查学委员下乡时，校中即立时易旧书为教科书，学生则咿咿唔唔，一如常日，外人固不知其所诵为何物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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