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人口涌入，促使上海城区伸展。虹口港区北侧的江湾镇，“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原因在于它贴近租界，“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108]。一项专题研究揭示，1900年时江湾地区仍为绿野平畴、河道纵横的乡村景观，东部沿黄浦江有衣周塘堤岸，堤坝外是大片的滩涂：东西向的河流有大坟港、杨树洪、老白港、徐和浜、南老河、巽风浜、毛家浜、钱家浜、横浜、虬江、浣沙浜、走马塘等；南北向则有随塘河和小吉浦。其间分布着近90个村宅，如洪东宅、杨家宅、奚家角、金许宅、汤家巷等。此后，这一地区逐渐城市化，先是1905年沿衣周塘堤岸建成军工路，1917年筑西体育会路，1921年筑殷行路，1922年起陆续筑成连接相邻区域的淞沪路、翔殷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5条干道；1926年，再筑闸殷路。1929年后，更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城市建设的重心所在。[109]
毗邻内河港区的曹家渡，先前“地甚荒僻，绝少行人”；自内河轮运开通，“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火万家”。[110]据1928年的农村调查，上海闸北原先“以天通庵为热闹市场，农田相望，日中为市。自淞沪铁路通车以后，交通便利，商贾辐辏，不数年间，自给经济受营业经济之压迫，大都易农村为市场，故现在农村寥寥无几”。在上海西郊的蒲淞区，“近十年来，当地人口骤然增加。揆其原因，盖自英人越界筑路以来，交通便利，工厂日增，侨寓本区，络绎不绝，而固有农户亦静观趋势，大都化农为工。其周家桥地方，居户日多，市面日兴，为一新成之镇”。在上海北郊的彭浦区，“近来潭子湾、永兴路及中兴路一带，工厂林立，悉为客籍侨民寄居之所”。在上海东郊的引翔区，“胡家桥一带，工厂林立，依工厂为生活者，半为客籍居民”。[111]同年7月，原属嘉定县的真如乡“划隶上海特别市，改真如乡为真如区”[112]。
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改变了上海近郊一些村庄的人口结构和日常生活，1934年对杨树浦附近村落的调查记载：“有一个年老居民这样讲：‘我生长在这个庄上，我的祖父也生长于此。当我幼年时，村人个个皆种田，女人们皆缠足。当时村中没有几姓，现在却添了无数新姓。当时我们各人皆有一所房屋和一块田，现在却有许多人租田种。从前我们大家互相帮忙，遇到外侮，合力防御。我们当初在每年年初，选举年长者做乡董，后来却选有钱的做乡董了。”[113]
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地价节节攀升。如英商作为房地产投资公司的业广公司，1904年出售仁记路（今滇池路）一块土地，每亩售价9.5万银两，是1895年购入时价格的10倍以上。[114]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辟为商埠，英商在黄浦滩购地亩价制钱50至80千文而已。洪杨军兴（指太平天国——引者注），避沪者众，于是地价大增。然至光绪八年（1882年），今南京路工部局所在地，每亩亦仅售银3750两，及宣统三年（1911年）则亩值7万两，近更增至20余万两。公共租界之中区地产之每亩平均价格，民国五年为4.5万两，十四年为8.5万两，二十一年为17万两，16年之间增涨378%。”[115]投资上海城区尤其是租界地产，常是当时富人的首选。如对1920年盛宣怀遗产清理结果的研究发现，至少在盛宣怀晚年，有相当一部分资产置于城市，特别是上海租界的地产业；又如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以佣金所得投资上海房地产，据估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5年间，他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总数约750万元，但是在抗战前其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已达3000万元[116]。
城区对乡村的扩展，在蚕食农田的同时，也推高了这些区域的地价。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清楚地显示：
表9-4 晚清至1928年上海近郊农村的土地价格变迁
续 表
资料来源：《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该项调查者指出，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沿马路一带较高，近乡僻者较低”，其中“在北新泾之东沿马路一带，每亩地价自千元至2000元不等；梵王渡铁路以西，竟值2000元以上”。[117]1928年，“闸北全区2/3已改为市场，其余不完整之耕地，率皆待价以沽。盖商业日形发达，耕地价值已涨至2000元以上”[118]；毗邻法租界的沪南区则更贵：
上海自开辟商埠以来，万商云集，工厂日兴，客民日渐增多，而农村区域亦随之缩小。最初有望日江东出黄浦与日晖港相接。相传当时河道纵横，水利称便，农业颇为发达。后因通商开埠，居民日多，沿江大率建造房舍，因之日渐淤塞。至民国三年被镇守使郑汝成填塞，改筑马路，名曰真人路，至今尚留痕迹，每遇霉天，水溢路上，行人苦之。二十年来地价之变迁至堪惊异，二十年前凡值每亩数10元至300元之地，近虽出3000元之重价，亦将不易得矣。[119]
1930年上海近郊的乡村社会调查载：“耕作土地价格之高下，一般多依作物成绩为标准，惟上海近郊土地业已受都市影响，每亩价格有达千元以上。”其中，因紧邻法租界，“法华区田亩租金在各区中为最低，而其地价则为最高，较诸最适园艺经营之浦东塘桥，地价高出1/5，盖以近于市区，便于营造，以致价格激涨。若引翔、江湾、彭浦等区，亦准此而增高。要之，浦东土地价格贱于浦西，远郊贱于近市”。而法华区之所以田亩租金低廉，地价却最高，则因为其土地用途已不再是农业经营，而是随城区扩张而来的市政建设，“盖以地当闹市，多供建筑之用，栽培作物者极少”；其“环近市场之耕作土地，早已进为候补之建筑地，效用于农业者自属浅鲜，是非一般农村所通有，惟交通集中处始有此现象”[120]。有人记述：“所谓龙华水蜜桃……老农相传其种南宋间来自汴京，但在民初已很难遇。自民十八（指1929年——引者注）后，高昌庙工厂林立，地价飞涨，桃农多拔树填土，以待善价而售，以致桃花零落，夭折日多。”[121]
1934年对杨树浦附近村落的调查显示：“这些村中的土地，从前的卖价比现在便宜多多，因为外人迁入以及自然繁殖，户口增加，土地之需要增大，地价遂亦高涨。城市本身扩张，及于村庄，地价乃更猛涨。据一老居民言，今日上等稻田每亩值洋500元，而在30年前，则500元可以购进10亩。”[122]
表9-5 上海近郊土地每亩价格比较（1930年）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地价的上涨，促使上海近郊土地买卖和析产分割活跃，一些原先附着于这些土地谋生的佃农或雇工因此生计陷于困境。1935年的资料载，宝山县的“小地主和富农，有的家道中落，乃将交通便利地方所有土地，由‘地敝虫’做仲介，卖给上海有钱的商人和豪绅（此种事实在近沪之地，更属显见）；有的因子侄兄弟连年析产别业，土地分割日益零细，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有五六十亩耕地的人家，今日已分成三四家十余亩的小农。因此，好多人家的田地，不须用长工或放‘脚色’来耕种；原本靠佃田、做长工或当脚色活命的壮丁，寻不到长年工作，只能在农忙时期，间或给人家做些短工杂作，暂糊胃腹”[123]。
一项专题研究揭示，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及其不断扩张，相应的农田转化成了租界道契土地。其间的土地交易中，存在“阴阳”双重价格：契内价（即中国原业主卖给中间商的价格）在阳面，数额偏小；而中间商卖给洋商的价格在阴面，数额大了不少。双重价格的存在，说明在上海早期城市化的农田收购并转立道契的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决定这种利益分配不均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在工部局董事会里担任总董、副总董和董事的房地产商人，掌握租界扩张和市政工程等最核心的机密或信息，他们可以自己利用这些信息，也可以向其他洋商或华商扩散信息。信息源会有很多扩散信息的渠道，以满足其利益链和社会关系链的需要。另外，洋商需要利用土地中间商和地保等为他们收购农田服务，土地中间商的存在是土地市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中国原住民在土地交易中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上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异，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化早期资本和财富原始积累的一种历史途径。[124]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的，首推那些手握特权的外国商人。
如前所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1930年的社会调查亦载：
上海自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工商业日益发达。农民致力田亩，辛苦艰难，收益且复短少，因以转就他种杂役如店伙及工人等，收入均较农耕为多。即体力上之劳苦，较之雨淋日炙，带水拖泥者，不无轻易清洁。且因生于斯，长于斯，言语习惯无一不适。一般工商业者无不乐于雇用，而其亲友连带关系，离去乡土，入于都市，家主就雇于市场，妻女仍耕于农村者，亦常有事。但妇女童稚，缺乏经验，短于气力，春耕夏耘，田事每多遗误。其收益不佳，或因而亏本，自必难免。而地主之所征收，不能短少，反被种种逼迫，不能维持生活，往往随其家主而转入都市，以从事简易工作，若纱厂、纸烟厂、火柴厂等，皆需用女工、童工，以工资之所得，维持其生活，实较力田为愈也。故集中都市之原因，虽有种种，而经济的压迫，实其主要。[125]
当时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据巫宝三的研究，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为199.46亿元。产业结构方面，排在首位的是农业，净产值为122.71亿元，占比为61%；其次是商业，占比为12.6%；再次是制造业，占比为9.1%；其余各业，占比均在5%以下，可见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非常低。[126]另据吴承明的研究，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非农就业人数约0.3912亿（主要在城镇），占总人口约7.7%；而在非农就业人数中，约85%是在传统部门如手工业、人力搬运、建筑等行业中，现代化部门仅占约15%，又主要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127]。如当时人所揭示的：“中国在旧工业（指乡村手工业——引者注）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收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128]有鉴于此，1931年的社会调查显示，即使在紧邻工厂区的上海杨树浦，仍有很多人以务农为生，“查该处农家收入，以农产物为主，如夏作之麦类蚕豆，冬作之棉稻大豆等。以副兼业为佐，如纺织佣工以及小贩畜牧等。一般农民大抵以棉作为正项收入，一家生计咸赖是焉。其他如纺织佣工等，虽为一般农民之副兼业，然收入甚微，仅可稍资补益耳”[129]。
即使好不容易入厂找到工作，很多也是短期雇用的季节工。以上海荣家企业为例，“福新面粉厂由于原料供应不经常，一年之中只有在端午节新麦上市后才开足工，到九十月麦子做光就要停工，每年开工只有四五个月。端午节前后，粉厂就开始招进大批工人；到了重阳后，大批工人又被解雇而不得不离开工厂。被解雇出厂的失业工人，就得找寻新的工作。如果家里有田，还可回家种田，否则就要流浪挨饿”。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有时因为市面好，老板就拼命加班加点赶制。九月以后，或在市面不好的时候，老板就‘死人不管’，把工人踢开。过去厂里停工时，哪里有生活（指工作——引者注），我就到哪里去做。我曾先后在泥城桥和杨树浦的轧花厂扛过花衣（指棉花——引者注），还曾在杨家渡码头做过装卸工”[130]。上海的机器缫丝厂，多数只是在新茧上市时开工几个月，其余时间停工歇业。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生丝出口。1935年，上海缫丝业工人失业者约达7万人，无锡缫丝业失业工人约3万余人。[131]上海《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的调查载：“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每当民族工业遭遇危机和萧条时，工人往往首当其冲，面临失业的困境。以上海为中心的机器棉纺织业，是一个缩影。
自1931年始，民族资本的棉纺织业迭遭灾难：英、日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白银外流，农村金融枯竭，以农村为主要市场的民族棉纺织工业深受打击；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使受灾地区的棉纺织品市场顿时衰减；“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亦使民族棉纺织工业丧失了一大销售市场。接着，“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上海闸北多家棉纺织厂被战火摧毁，因战事停工者更多，上海的纱布市场完全停市3个月。沪战未已，伪满洲国成立，关内棉纺织品的东北销路完全断绝。1933年春，日本占领热河，并进犯长城各口，关外最后一块棉纺织品市场也断绝。受上述沉重打击，棉纺织品严重滞销，价格惨跌。1930年后，上海棉纱销路已开始下滑，1931年加快，1933年跌入谷底。纱厂严重亏蚀，资金周转困难，停工减产、亏损倒闭，或出租、清理、拍卖、转让，棉纺织业全面衰退。[132]与此相联系，众多工人陷于失业困境。以荣氏企业为例，其申新一厂和八厂于1933年至1935年间解雇工人超过1.3万人次[133]。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调查载：“城市工商业发达，工厂制造需人，交通运输需人，而其所需之人大抵来自乡村，足使乡村劳工感觉缺乏。一旦城市工商业衰颓，工厂制造减少人工，交通运输减少人工，则始而来自乡村者，失其在城市生活之凭藉，自有返回家乡。因回乡之分子多，乡村自感农工之太多。”[134]在近代城市经济较为发展的上海，劳动者失业的情况也很严重。据1934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仅华界内的无业游民就有29万人之多。[135]即使按照最低年份的比例推算，1930—1936年间整个上海的失业或无业的人口至少为60万或70万人以上。[136]这就导致这些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是的城市贫民，或勉强糊口，或依旧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其中很多人在城市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137]1949年的上海棚户区分布图显示，“上海城市建成区几乎完全被棚户区所包围，这时的棚户区人口超过1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棚户区充当了城区与外围乡村区域的连接带”[138]，成为近代上海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带有浓厚历史特征的产物。
具体而言，上海开埠后，近代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景观格局。随着租界城市空间不断向乡村地区扩张，乡村聚落所依存的河道体系，因经济价值发生转变而在物质形态上被瓦解。地产商越过租界线，在附近乡村地区购置土地、开发房地产、修筑马路，是早期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这些区域原先的乡村河道逐渐淤塞，城市又能提供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周边乃至外省的农民进城谋生，于是将淤未淤、欲治不治的河道与堤岸空间，为大量来城市谋生的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脚的场所，出现了众多的棚户区，成为城市的边缘地带，乃至逐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139]
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间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间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140]。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无法排泄的。”[141]《上海市大观》载：“上海有天堂仙境，也有地狱苦海，有精致洋房和崇大的摩天楼点缀其间，但在四周为都市所摈弃的近郊地带，中小工厂萃集和码头车站附近的地方，还保留着许多连猪羊舍都不如的草棚棚户，与洋楼大厦恰成为一强烈的对比。这种棚户，散布于杨树浦、曹家渡、北新泾、闸北一带，他们为生活在沉重的大石下面，使人决不相信在天堂的上海，会有这样的人间地狱。”据1936年不完全统计，上海这种棚户“共有二万余户，约十万人，在租界中的尚不在内”。[142]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1912年至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载：“在劳动力方面，过去那种农民从四乡涌向上海，拿低微的日工资争做任何工作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不再把上海看作是理想的福地，他们倒是担忧，这里生活费用高，不易找到一个安身之处。”[143]民国江苏省嘉定县《望仙桥乡志续稿》载，在位于上海附近的该乡，“宿、靖客民业小贩、厂工，泛宅浮家，冬来春去，盈亏难于考察”[144]。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战争、匪乱、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145]
1934年的《浙江省农村调查》载：“近年以来，都市工商凋敝，特别如织绸业之在浙江，失业人数增加，……现在出外工作人数较民国十七年时较少，所以这种出外工作人数减退的现象，并不是农村经济复苏的征兆，而是都市工商萧条的恶果。”在江苏省，“丝厂之工人，大都向田间召集，此辈与乡村农民多有亲属关系，当此次丝业衰落之际，即多返其农村故乡。据某新闻记者称，丝业不振之结果，使无锡乡村之人口激增。因前赴都市工作者，今大都重返至田间；其无田可资耕种者，则代人垦作，于是农民之工资，因是减低约二成”。[146]1935年上海近郊的宝山县，以往人们“求亲托友想法跑到上海去挣钱，最普遍的是‘做厂’、‘出店（给商店当运输工人，内以米店最多）、‘吃油水饭’（即在沪上本地馆子做堂倌）、‘摆作台’（即开缝衣店），这是民国十五六年间的‘时髦生意’。可是上海的饭也难吃，近几年来，因受不景气的影响，常有被辞歇的危险，所以跑上海的幻想早已破灭，不像七八年前那样踊跃了”。[147]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展，近郊农村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也初露端倪。在宝山县江湾一带，“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制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洩于河中。江湾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乃于前月诉请地方会公团同淞沪警厅卫生科贾科长等，当场取河水四瓶，请同济大学化验师巴尔德检验。兹据巴氏检验之结果，谓此水实有毒质，不能为饮料……由查验之结果，证明此河之水，因受该厂洩水之污，全不可为饮料，虽在河流极远之处，仍蒙其害。此水不独生饮不宜，即煎沸食之，亦依然有害康健云”。[148]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宝山彭浦“地近闸北，工厂林立，煤烟熏染，大不合于卫生”，当地的河流“彭浦自民国二年开浚后，迄未续浚，以各工厂排泄污水，秽浊不堪，有碍灌溉与饮料之卫生”。蒲淞区，“吴淞江久未疏浚，有碍航行。两岸工厂利用河水发动机器排泄污水，以致流毒饮料”；北新泾附近的新泾河，“污秽淤塞，臭气逼人，不可向迩，行人坐贾深感不便”“其他如棉花受工厂之煤气与毒水之熏染，以致减少收量”。据调查，当地“农作物有棉花、豆、麦等类，而以棉花为收获大宗，稻次之，故该地人民有棉七稻三之谚。近来接近工厂之农田，因受煤烟熏染药物毒水之影响，渐致减少其生产力。如去年华漕、江桥等处棉田收量，每亩自160斤至200斤，而北新泾之棉田仅收四五十斤”。法华区，“李从泾（即法华港）绵亘3里，居民皆面泾而居，农田赖以灌溉。近来苏州河两岸工厂林立，污水排泄，河流淤塞，不但有害农作，且有碍公共卫生”；当地“水产昔时称盛，现因河水污秽，鱼已减少”。沪南区，“自通铁路后，所产之桃类皆黑色味涩，因此所产之桃不及往昔之美”；此外，“在张家宅村附近，因设立染织工厂未敷水沟，污水任意倾放流入河渠，既使水质含毒不能汲饮，复使农作物不可灌溉”，虽“向该厂一再交涉，而置之不理如故”。[149]
1933年4月20日，社会名流马相伯在土山湾乐善堂召集蒲汇塘促浚会各委员及沿塘士绅数十人开会，马相伯在会上指出“蒲汇塘淤浅已久，污水内灌，有害卫生”；又由李友贤报告“大木桥东西坝大而固，天钥桥西之坝低而狭，察其形势，似以大桥东为截流之坝。但大木桥之西，工厂林立，若断在该处，仍难免污水西流云”。最后议决由马相伯领衔，呈请上海地方政府“依照勘定天钥桥下堍筑建大坝，永不开放，以遏污水而利民生”[150]。1934年，杨树浦厂区附近一位老农的直观感受：“自从许多工厂设到这里以后，因为厂里出来的烟灰伤及土肥，我们田里的出产，也就赶不上从前了。”[151]实地采访他的调查者也记述：“自工厂区域扩张，到达我们这些村庄之一般地区以后，工厂之烟灰减退了土壤之肥性，作者（其自称——引者注）尚未深明这可注意的土肥之减退，是否由于工厂烟灰？但吾人可以视察烟筒中冒出的大量黑烟，尤其是巨大的电力厂的烟，更常笼罩我们的农村。既然我们晓得，太多之厂烟足以伤害人体，损及房屋，害及世界上若干乡村区域之收获，则是谓其减退土壤之肥性，殆非虚语。”[152]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极大地改变了相关地域原有的景观。在1920—1930年间的法租界，“卡车、倾斜车和两轮车夜以继日地向工地上运送大量的泥土、碎屑和家用垃圾，为市政建设填埋河浜和低地，进行铺路；建设公司也在工作。不到20年，辟筑的道路就有42公里之多。在1920年租界所有道路长度为62.604公里。在1940年为105.259公里。租界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宁静原始的城市，不再是露天生活的殖民城市。所有的田地和种着芦苇的河浜消失了，乡村原野消失了”[153]。1935年编纂的《上海市年鉴》在“上海市各区农村统计”一栏中，特别注明：“据上海市社会局调查，沪南、闸北两区已成市场；洋泾、引翔两区接近工业区域，村落寥寥，故未列入。”[154]
【注释】
[1]马俊亚：《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等金融城市货币资本的积累及其融通功能》，范金民等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6页。
[2]［日］夏井春喜：《民国前期苏州的田业会：与吴县田业银行、苏州电气厂的关系》，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6期，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3页。
[3]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4]杨荫溥等编著：《本国金融概论》，邮政储金汇业局1943年印发行，第42页。
[5]杜恂诚主编：《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6]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7]［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427页。
[8]马俊亚：《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曲直生等：《浙西农产贸易的几个实例——米粮、丝茧、山货贸易的概况》，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页。
[10]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4、125页。
[11]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83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12]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8册，第378页。
[13]燕红忠：《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14]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357页。
[15]郑忠：《无锡经济中心形成机理分析——以民国锡沪经济互动关系为中心》（“上海与沿海沿江城市的经济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6月，上海）。
[16]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
[17]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第150页。
[18]陈铨亚：《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3、97、136、139页。从全国范围看，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前，农村钱庄业基本上处于兴起和发展、扩散阶段，1921—1931年达于高峰。此后由于东北沦陷，国内银行加速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推行，钱庄数量明显下降，到1935—1937年，已经不到高峰期的60%，农村钱庄业急剧衰落，东北钱庄更所剩无几。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后，绝大部分钱庄停业、倒闭，农村钱庄陷入凋零状态。详可参阅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9]尔冬强主编：《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20]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21]柴志光等编著：《浦东名人书简百通》，第288页。
[22]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崇明县档案局（馆）编：《话说上海·崇明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23]《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24]秦约等著，徐兵等整理：《秦约诗文集（外三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25]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2辑）·无锡年鉴（第2册）》，第16页。
[26]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27]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甲编·农林》。
[28]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9]韩德章：《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0]冯紫岗编：《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专刊第1号，1935年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页。
[31]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6月印行），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册，第373页。
[32]《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524、525页。
[33]《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3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
[35]光绪《重修金山县志》卷17，《志余·风俗》。
[36]民国《阜宁县新志》卷15，《社会志·礼俗》。
[37]民国《双林镇志》卷14，《蚕桑》。
[38]韩德章：《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9]详可参见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货币金融篇·典当·高利贷》。
[40]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志，商业》。
[41]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
[42]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载之点校：《奉贤县政概况·工商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6页。
[43]民国《首都志》卷12，《食货下·金融》。
[44]民国《浙江新志》上卷，《第8章浙江省之经济·金融》。
[45]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46]［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47]徐新吾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主要行业的概况与统计》，《上海研究论丛》第10辑，第137页。
[48]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49]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5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3、14页。
[5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63页。
[52]慈鸿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6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0页。
[53]《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69、441页。
[54]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55]《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
[56]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卷8。
[57]吴清望：《沪海道区上海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志》第3期（1919年6月）。
[58]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编印：《江苏省第四民众教育区二十三年度社教概况》，该书编者1935年版，《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之部》，第7页。
[59]民国《川沙县志》卷14，《方俗志》。
[6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
[61]张银根：《浦东泥刀的领军人物杨斯盛》，唐国良主编：《百年浦东同乡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62]《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42页。
[63]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农务》。(www.xing528.com)
[6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42、443、444页。
[65]民国《川沙县志》卷首，“导言”。
[66]黄立鹤：《上海杨思乡之农民概况》，《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第35期（1929年11月20日）。
[67]民国《崇明县志》卷4，《地理志·风俗》。
[6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69]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风俗》。
[70]徐洛：《黄渡农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第1期（1933年11月）。
[71]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
[72]徐鼎新等整理：《永安企业口述史料》，《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9页。
[73]民国《宝山县新志备稿》卷5，《实业志·工商业》。
[74]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75]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55、156页。
[76]孙善根整理：《乐振葆1926年赴日〈东游日记〉》，《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4辑，第254页。
[77]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78]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第5册，第2311页；第7册，第3099页。
[79]《一千四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4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80]民国《定海县志》第五册，《方俗志第十六·风俗》。
[81]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上海市宁波同乡联谊会、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旅沪同乡会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10年第1期），第191页。
[82]陈铨亚：《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83]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5页。
[84]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373、370页。
[85]民国《浙江新志》下卷，《第46章·临海县·实业》。
[86]张汉林：《丹阳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1930年9月出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87]殷云台：《常熟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及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第5卷第5期（1935年9月）。
[88]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89]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242—244页。
[90]《一千四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4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304页。
[91]马长林：《上海的租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92]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社会半月刊》1934年第1期。
[9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4、675页。
[94]［日］内山完造著，杨晓钟等译：《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166页。
[95]张东刚等主编：《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96]徐方干、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第89页。
[97]李珩：《宜兴和桥及其附近的农村》，《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
[9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9页。
[99]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万志英序，第5页。
[10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页。
[101]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102]民国《宝山县续志》卷5，《风俗》。
[103]柴志光等编著：《浦东名人书简百通》，第285页。
[104]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页。
[10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33页。
[106]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02页。
[107]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0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
[109]邹逸麟主编：《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2、113、114页。
[110]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
[111]《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435、436、427、444页。
[112]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概况·沿革》。
[113]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114]吴志伟：《业广公司及其大楼》，《上海城建档案》2013年第2期。
[115]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土地调查报告第一种，1937年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116]云妍：《盛宣怀家产及其结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1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11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11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120]《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36、515页。
[121]陈定山：《春申旧闻》，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122]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123]陈凡：《宝山农村的副业》，《东方杂志》第32卷第18号（1935年9月）。
[124]杜恂诚：《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田收购与利益分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25]《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号（1930年8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页。
[126]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页。
[127]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28]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0页。
[129]《上海市中心区百零六户农民生活状况调查录》，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12号（1931年6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542—543页。
[13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13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0页。
[132]刘克祥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92页。
[133]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34]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华文化教育馆1935年出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第1158页。
[135]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3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31页。
[137]详可参阅蔡亮：《近代上海棚户区与国民政府治理能力》，《史林》2009年第2期。
[138]吴俊范：《河道、风水、移民：近代上海城周聚落的解体与棚户区的产生》，《史林》2009年第5期。
[139]苏智良等：《景观的历史表述及其路径》，《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14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6页。
[141]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5页。
[142]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527、529页。
[143]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0页。
[144]民国《望仙桥乡志续稿》，《风土志·风俗》。
[145]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46]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80、481页。
[147]陈凡：《宝山农村的副业》，《东方杂志》第32卷第18号（1935年9月）。
[148]《江湾河水检验证书》，《申报》1923年9月29日，第14版。
[14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37、439、440、441、433、435页。
[150]民国《龙华今日》，《龙华之交通·水道》。
[151]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152]何学尼译：《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上海杨树浦附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以下简称《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153]上海市档案馆藏，牟振宇等译：《上海法租界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年）》，《历史地理》第23辑，第405页。
[154]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年鉴（1935）》，《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上海市年鉴1935（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按：1928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规定将“上海县属之十一市乡及宝山县属之六市乡”即沪南、漕泾、法华、蒲淞、闸北、引翔、殷行、吴淞、江湾、彭浦、真如、高桥、高行、陆行、洋泾、塘桥、杨思改称为区，归特别市政府管辖（详可见同上书，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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