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经济扩张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加的态势。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46]。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1925年上升至12.0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47]其总体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下表：
表9-2 上海30人以上工厂数占全国的比重（1911—1933）
资料来源：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此外，从工业产出衡量，据估计1936年上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48]与此相联系，上海工人总数猛增。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5倍，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49]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有学者指出：“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50]尽管他们进入上海后的生活境遇仍很困窘，但较之在家乡时，尚多少有所好转。据20世纪20年代初的统计：
江苏省农村底农业工资，即令比长工有较高的工资的短工，膳食由雇主供给，每月也只三元六角弱；在上海，即令中国人住宅及公司中的仆人，膳食由雇主供给，每月也能得五元至六元的工资，仆人也能得到农业劳动者底一倍的工资。因而如长工每年二十七元强的低廉的工资，甚至于不及上海市中的大人车夫底年实收。即令吴江县中，农忙期工资最高时的散工底工资每日二角，也只能匹敌上海市中的清洁夫底月收六七元。比较女子农业劳动者与女子都市劳动者，也与上述无大差异。[51]
有学者指出，在1927年的上海，一个非熟练工人抚养五口之家需费21.34元，其中饮食费11.1元[52]。以此观察，仆人或清洁夫上述每月5—7元的收入，可以勉强维持二至三口之家的糊口支出。大都市相多较多的谋生途径，驱使众多贫困或走投无路的农村人口源源涌入上海。据1928年在浦东塘桥的调查：“距今二十年前，客籍居民侨寓于此者日多一日，近以工厂勃兴，人烟稠密，顿成主客参半之象。”在吴淞，“比年以来，工商事业逐渐发展，客籍人民侨居于此者络绎不绝，与十年前人口比较，奚啻倍蓰”。另据1929年的记载：“近来曹家渡一带工厂林立，男女工人寄居于此者日益繁多，客籍土著杂居其间，与民国八年所调查者较多数倍。”[53]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54]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
表9-3显示，21—60岁的青壮年约占总人数的近60%。他们有些来自上海近郊，其中部分是不堪地主的剥削，进城另寻出路。1928年对上海西南郊塘湾的调查载：“佃租定额，虽歉岁不得减少，致佃农亏耗血本者时有所闻，农民多来沪地改求别业。”[55]有的是因城市经济的扩展而另找谋生途径。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56]1919年的调查载，该县“食力之民亦大都为工商所吸收，而务农者渐少”[57]。该县俞塘乡，据1934年的调查：“青年相率到松沪一带习工或习商。”[58]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迩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59]其感叹：“川沙滨海，天然之利不后于人，兼以近邻上海，扼中外交通之冲，农工出品销路惟何？曰惟上海。人民职业出路惟何？曰惟上海。”[60]据统计，1935年川沙县有户籍30618户，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泥水工和木工的大约有15000人，平均每2户中就有1名建筑工人。[61]
表9-3 上海“华界”人口年龄构成统计及百分比（1930—1936）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928年的社会调查载，上海近郊彭浦“村中妇女，均赴各工厂工作”；在浦东的洋泾，“上海自通商以来，工商繁盛，外人原有之特区（指租界——引者注）不敷发展，故近三十年来，外人在浦东沿岸建筑洋房工厂，迄今码头工场鳞次栉比。本区西北部农民，因见工资腾贵，弃农就工者日多一日”。[62]1929年的实地调查显示，上海近郊真如乡民的就业途径呈多元化，在取样“调查的百家之572人中，除老幼外，男子有职业者共168人，内做工15人，农夫134人，商8人，公务3人，教育2人，道士6人；女子有职业者共191人，内织布118人，做纱厂者5人，务农者68人”[63]。一些外地农民因此陆续来沪，在沪郊农村觅得生存空间，1928年的洋泾区，“客籍乡民之充农村劳动者，约百分之一二。西北沿江（指黄浦江——引者注）一带，农民占6/10，且侨民日多，户口难于稽查，其东南方面全系农家，近有崇明、海门两籍人民侨寓于此，或租田耕种，或为人佣工”。引翔区，原先“乡民悉土著，近十年间，有由崇（明）、海（门）迁移而散居四乡者”。[64]
在浦东川沙，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川沙上海间朝发夕至，自上川铁路通车，一小时即达，于是上海成为容纳川沙羡余人口之绝大尾闾。论其量，则数之大，以水木工人为第一，他业亦颇有相当地位。论其质，则无论以知识，以劳力，凡能自食，或因以起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临上海之故，人口有余，则移至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65]1929年在浦东杨思乡的调查，当地男子“大都赴纱厂或轧花厂或渡江作工，其田间工作与日常琐事，悉委诸妇女”[66]。交通相对不便的崇明县，亦是“其佣力者率至沪”[67]。据1925年在浦东高桥的调查：“崇明农户移入本区耕种者约千余户，计占全区户口1/10。”[68]
在嘉定县，“凡以劳力糊口者，俗谓之手艺，大别之为木、石、砖、漆、泥水、成衣等类。其每日工价，初以制钱计，后则以银币计，自光绪初迄清末，由数十文增至数百文”。原因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去了上海，“自交通便利，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本地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69]。该县黄渡乡，“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着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农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70]。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谙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71]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72]。
1928年设立于宝山县刘行顾村的宝兴纱厂，由余葆三、顾鸿儒等人倡办，“占地四十余亩，资本三十万两，锭一万三千，男女工约六七百人，出品有十四支、十六支两种，年产约七千余包，以‘红宝星’为商标，原料除就地收买上白棉花外，复采购美棉及陕西、汉口等棉施用。该厂之开设于刘行也，经董顾鸿儒实促其成，盖刘行素贫窘，得是调剂，民生可稍裕”[73]。1934年对上海杨树浦厂区附近4个村庄50户农家的实地调查，载有一位老农的陈述：
工厂初设到附近地方的时候，经理派人下乡找工人，就有人抛开农事跑进工厂；但也有人因为不习惯和不喜欢机器劳动，不久又跑回来了。许多青年人跑进城去，弄熟了，便离开工厂，加入商界。最后，工厂需要女工，在这里找了些去，于是只剩我们一般习于田事的老年人在家耕田。因为许多人搬进城中做，村庄便见缩小了。[74](www.xing528.com)
与上海郊县农民进厂务工者相比，那些自外省农村来沪者人数更多。据1928年的统计，上海93家缫丝厂共有缫丝车22168部，女工55363人，男工约4300—4400人，合计约6万人。“各厂男女工人之籍贯，大约女工以江北泰州、盐城一带为最多；而苏省之无锡、苏州、上海，浙江之宁波及他处人次之。就各处人数而计，约江北人居50%，浙江人居10%，苏锡居20%，上海本地人及他处人合计20%。就工厂所在区域而论，则虹口、闸北之女工，多江北籍；而租界上新闸、老闸一带，则以苏、锡、宁波、本地人为多。男工以湖州、宁波、上海居大部分。就工人年龄而论，自16岁以上至40岁者，居工人总数60%，自16岁以下至12岁者居25%，自40岁以上至50岁者居14%—15%，其在50岁上12岁下者，不过占0.4%至0.5%。[75]
因为较之当地，上海的谋生机会更多，即使同为通商口岸的宁波也是如此。其中不乏成功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名沪甬工商界的宁波商人乐振葆，原籍鄞县，16岁来沪当木工，勤于钻研，技艺日精，所制西式家具颇受欢迎。工余，还先后去中西书院和英华书院学习英语。后将其父遗业泰昌杂货号改建为国内第一家自产自销的西式木器厂，不久发展为泰昌木器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又在上海先后任和兴钢铁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宁绍轮船公司、三友实业社、振华油漆厂、恒利银行、中英药房有限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等企业的常务董事或董事长。在三友实业社董事长任内，首创国产“三角”牌毛巾、被单。此外，如振华油漆厂的“飞虎”牌油漆、荧昌火柴厂的“双斧”牌火柴，均享誉市场。[76]
1921年的经济调查载：“与上海相比，宁波的劳动力的工资十分低廉，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77]很多人都想去上海谋生，因此竟有以大量招工为名酿成风波者，1923年12月3日《申报》以“函询大康纱厂招收大批女工”为题载：
镇海北乡村范镇人范阿宏，近从上海返乡，四处张贴招收女工广告，谓有上海大康纱厂招收女工三万名（原文如此——引者注），委其代招。一般贫寒妇女纷纷前往报名，多至六百余人，均系十三四岁至二十岁左右之女工，间亦有三十许岁之妇人数名。旋以乡间猜测横生，遂有大半报名之妇女不敢尝试，自请退出。实招收女工六十名，男工七名，于前日在乡取齐动身，由镇北转余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甬，拟趁甬兵轮赴申。后被一分署查悉，一面传范某至署询问，一面嘱长警会同海关西人，令男女工人等一律上埠。兹已由该署函询上海大康纱厂，是否招收此项女工，以凭核办。
同时当地也有不少人抵沪进厂务工，1923年12月4日《申报》以“今晨有大批甬女工到沪”为题载：“本埠宁绍商轮公司昨接宁波来电，谓四日即晨甬兴轮由甬到申时，乘有女工百六十余人，请为照料等语。此项女工均系宁波山北乡妇，此次来沪系应本埠日商新创大纱厂之招雇云。”本国资本的纱厂也有去浙江招工者，1929年10月20日该报以“大批男女工人运沪”为题称：“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因缺少工人，特派陈少林往新昌、嵊州等处招募男女工人。兹陈已招得女工六十九名，男工二十九名，昨晨来甬转乘新北京轮运沪，分别入场工作。”[78]据1929年对在沪游民的一份抽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以江苏人为多，占51%；浙江次之，占22%。然以籍贯言，除不明者外，固18省皆有也。大致以与上海交通联络便利者，其在沪流落之人数亦愈多，故苏为冠而浙次之，鲁有80余人，皖有60余人，鄂有50余人，河南、河北各30余人，湘、粤、赣各20余人。此外如黑、甘、滇、新以距沪较远，于此1471人中竟无一人”[79]。成书于1924年的浙江《定海县志》载：“各乡男子多有在沪上轮埠充当苦力者，谓之码头小工。妇女则多佣于沪上住宅，其月薪三四金不等。印刷、丝、纱各厂服务之男女，近来亦多有之。”[80]1932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称：“今者我国经济首都上海，人口三百万人，宁波人几占四分之一。”[81]这些在上海的宁波人不时将积攒下来的钱通过宁波钱庄的申庄汇给家乡的亲人补贴家用，当时宁波钱庄在一些集镇的有名商号设有代理解付点[82]。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其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83]1921年的社会经济调查载：“鄞县（包括宁波）的土地狭小，人口稠密，仅靠耕织一般不能自给自足，所以一直以来，这里到海外从事商业活动的居民较多。另外，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多从事渔业或当船夫，其足迹不仅遍布甬江地区，还扩大到长江沿岸，向内地可深入到四川，以及各大江河的支流区域。”其中很多人去了上海，因为“与上海相比，宁波的劳动者的工资十分低廉，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尤其是妇女劳动力”[84]。20世纪30年代初，浙江临海县的海门“有轮船公司十家，定期输船十余艘往返于上海、宁波、永嘉等埠”[85]。
1927年2月14日《时报》称：“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1930年的《丹阳农村经济调查》载：“西北乡农民出外谋生者日众，如苏、常、沪一带之面店竹工，江北之烟商衣业，率多丹阳人也。”[86]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入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87]。据1937年的调查，上海丝织业职工，“大多来自浙东、浙西、江苏及其他地区，人数最多的首为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次为浙西的杭、绍、湖州，再次为浙东义乌、诸暨，江苏的苏州、常州，其他地方的人为数很少”[88]。
在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89]。
他们的处境也更艰难，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90]。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又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万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91]。
全凭体力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92]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93]。当时在沪开办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忆述，某天上午他问一位人力车夫早饭吃了什么，之后的答问令他震惊并记忆深刻：
“我今早什么都没吃。”“为什么不吃？”“今早运气不好还没开张呢。”我无言以对。我猛地明白他一脸烦躁地连喝四杯热茶的原因了。呜呼，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自己想明白的，想必当时我的脸色也变苍白了吧。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脸上的血液一下子倒流了。“我今早什么都没吃。”“今早运气不好还没开张呢。”所以他才什么都没吃。他说自己每天早上六点就出门了。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却因为没生意所以什么都没吃。多么悲惨啊。他每天要工作赚了钱才有饭吃。想必不仅是他一个人，恐怕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一顿饭，不，一个点心，要赚了钱才能吃。正因为如此，他们每天都是背水一战。[94]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展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40年代，约有15%—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9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96]。其背景是农村经济的相对凋敝，1934年的资料载，宜兴和桥附近的农村，以往“有些佃农的耕种面积也有三四十亩，自田农有耕种到百亩左右甚至二百亩以上的。这些较大的佃农和自田农，如果自己的劳力不够，都还雇工耕种，都畜养耕牛一二头或五六头。但是，近数年来由于农产价格的惨落，农村的极度不安等原因，这些大的佃农或自田农都在逐渐缩小耕种面积，有些自田农甚至宁愿把土地分别出租给他人，自己跑向市镇去”[97]。
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98]。就无锡当地而言，“远高于稻麦种植和蚕桑生产的城市工业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20年代后蚕桑业的衰落，也是导致越来越多农民进入城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99]。从无锡进入上海发展的荣家企业，也偏向招收和倚重无锡籍的员工，1928年的调查显示，其总公司60名职员中，无锡籍的有41人，占68.3%，其中荣姓20名，占33.3%；在其各厂总计957名职员中，无锡籍人士617人，占64.5%，其中荣姓117人，占12.2%。[100]据1930年的《无锡年鉴》记载，赴沪农民占外出务工者的76.68%，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上海的面粉厂[101]。
当时迁居城市的并非全是穷人，在嘉定县，“光（绪）宣（统）之际，邑人颇有以巨大资本经营棉纱、花、米、绸、木等业于上海而获利者”[102]。1930年，浦东川沙人冯义祥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东冯公司，并任该公司名下的梅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梅林公司发行有股票，其产品曾在1934年美国芝加哥国际博览会获奖。[103]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因为与工商业利润相比较，出租土地所获的地租收益大为逊色。据1923年的调查，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超过50亩者人数不多，而且越靠近上海市区其人数则越少。原因在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与可观的利润，刺激地主把资金投入了工商业。[104]1934年的资料载，宝山县“罗店、杨行、刘行著名富农如陈沛然、金汉一、张选卿、桂履中、顾文名等均称：‘脚色不易招，雇工工资又太贵，种田无多大好处，不如出租反可得固定租金。’特如陈沛然本以利贷起家，家中向有脚色一二十人，自种达一百数十亩，近已迁居上海，不事经营”[105]。1922年，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至33%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106]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苏州城居地主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常熟为85%，无锡为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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