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截至1932年有67家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占中国全部银行资本的63.8%（不包括东北和香港）。按资产计，26家上海银行公会会员约占中国所有银行总资产的3/4以上。[3]中外金融机构汇聚上海，据1936年的调查统计，外商在华银行“约有十余处，共计八十余单位。其中以设立在上海者为最多，计有二十余家；天津次之，计十余家；汉口、北平各有八家；广州有六家；余如青岛、厦门、烟台、福州、汕头、大连、哈尔滨、长春、沈阳、牛庄、旅顺、昆明等地，有一家至四家不等”。详见表9-1。
表9-1 外商银行在华地区分布（1936年）
续 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表9-1显示，外商在华银行主要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各口岸城市。它们又通过电汇等方式，将业务范围伸展到中国内陆各地。1936年，中国资本的银行总行共有164家，各地分支行共有1332处。其中上海一地就有总行58家，约占总行总数的35%；分支行124处，约占分支行总数的9%。如以沿海地区及长江沿岸的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南京、杭州、重庆、广州、青岛九个城市而论，则总行有99家，约占总数的60%；分支行386处，约占总数的29%。就所在省份而言，以江浙两省为最多，总行共有30家，约占总数的18%；分支行285处，约占总数的21%。[4]如以人口和土地计，除去设置于香港及海外的金融机构，则九大都市和江浙两省以外的其他各地占全国83%的人口、97%的土地，却仅拥有总行数的21%、分行数的50%。[5](www.xing528.com)
与此相联系，上海的国内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在1935—1936年间约3倍于汉口，4倍于天津，5倍于广州，6倍于青岛。埠际贸易最大的15个口岸中，除上海外，长江流域占7个，上海与这7个城市的贸易量占其贸易总量的70%以上。全国各地（除东北外）向上海输出货物总量占其一半以上的城市有16个，即秦皇岛、天津、烟台、胶州（青岛）、重庆、万县、沙县、长沙、汉口、九江、南京、苏州、宁波、温州、厦门和蒙自。[6]外国在华银行的资金和决算手段供应等，给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
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始，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就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和资金融通关系。[7]据估计，1920年农副产品贸易额达39.09亿元，占国内市场贸易总额的42.28%，是工业产品的4.43倍、矿冶产品的13.43倍、进口商品的3.29倍；1936年农副产品贸易额达75.33亿元，在国内市场中的比重为44.82%，是工业产品的2.66倍、矿冶产品的15.19倍、进口商品的4.83倍。农副产品贸易每年数十亿元的资金，绝非直接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们所能承担，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8]以上海出口生丝主要产地的浙江湖州为例：“丝茧交易以现款为原则，惟机户自丝店购取原料，则可欠至织品卖出后，再行结账。其取货时，全凭信用，并无须中保立票等手续，此等办法已成惯例。丝商除固有资本外，遇短缺时，则在本地钱庄通融。首次须由信用卓著之殷实商号介绍担保，由钱庄付折，以后即可凭折调取。借款利息，视银根之紧缓为转移，自一分至一分七八厘，普通月息一分二三厘。吴兴有钱庄组织设立之存丝堆栈一所，各丝商收买之丝，如去路迟钝，可向堆栈抵押款项。”[9]民国初年荣家企业福新面粉一厂开办后，所需小麦多在无锡采购，而且利用行、庄借款，基本上不需要动用本企业的资金。“小麦购进之后，即向无锡钱庄卖出申汇，得款后还麦价。无锡钱庄将汇票寄到上海，向茂新、福新办事处收款。上海见票承兑之后，照例还有几天期才付款。而这时小麦已装船，从无锡到上海只需一夜天的时间，小麦入仓，即可磨粉，再有一夜天产品便可出产。而货未出厂时，批发部已经抛出，用收入的货款，偿付承兑的申汇，时间上还绰有余裕。”这种金融支持，无疑帮助了荣家企业的发展。[10]
20世纪30年代，一些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开始向农村进行渗透，因这些银行的总行大多设在上海，因此对长江三角洲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其他省份。1931年在松江县的实地调查显示：“松邑共有银行二家，钱庄三家，大抵皆与上海往来，汇兑可通一切市面，统以上海为标准。币制有银两、银元、纸币等，最通行者为银元、银角、铜元及江浙中外银行各种钞票。”[11]1932年在上海县的实地调查显示：“上邑金融状况，除闵行设有浦海银行一家外，均以上海市区各银行为转移。”[12]但这些银行的放款一般只针对信用合作社、殷实商家或有农产品抵押的地主和富农，贫苦农民再向这些商家、地主和富农进行二次借贷，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这些银行业向农村的渗透，只不过是城市剩余资金在农村寻找出路，是银行业的典当化，并没有真正发挥现代银行的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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