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19年调查，盛泽镇共有丝绸行70余家，每年销售量约在6000—11600余担。[116]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海外人造丝的竞销，盛泽镇的丝绸业有所衰落，但仍颇具规模。1932年的报道称：
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很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117]
1910—1929年，日本式半机械提花织机传入盛泽，当地机户因惯于使用传统的手工木织机，不谙新织机和新工艺，于是“乃往杭湖各处招集织工来盛，日渐加多”，1925年已约近千人。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电机织造在盛泽推广迅速，1937年全镇已拥有电力织机1000余台。织机设备的革新，还派生了钢筘、梭箱、梭子、车木、纹制、电机、修配等辅助行业，来自上海、杭州的相关专业人士遂到盛泽开坊设店，兼营修造。[118]1936年出版的《无锡区汇览》载：“盛泽有一特区，即所谓‘庄面上’，在镇之东南部，为绸类买卖之集散地，每日上午八九时至下午三四时止，绸之营业总数，每年约五六百万金。”此处的‘庄面’，是指镇上绸行、绸庄的集中地，它与周围丝行、染练作坊和开设在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分行，组成一个辐射面广的丝绸销售网络。分散在周围农村的众多手工织户，通过‘庄面’卖掉手上的绸匹，再从丝行买回蚕丝织绸，周而复始，维持生计。[119]
当时苏州城乡的丝织业也很兴盛，实地调查载：“吴县织缎手工业最为著名，民国二十一年间，乡间计有庄号五六十家，专发原料给农家妇女织造，此项农家妇女从事织缎副业的计有数千，每年所出苏缎、纱缎、素缎价值三百余万元。”[120]截止1937年前调查：“苏州之工业向来停留于小规模之手工业及轻工业时代，而以浒关之织席、唯亭之毡毯、城郊一带女工之刺绣及丝织品为著名特产。”[121]苏州市档案馆现藏有一份《苏城现卖机业缎商文锦公所章程（1918年11月8日）》，其中规定：“一、本公所系苏州商埠城厢内外现卖机户缎商同业集合设立，定名曰文锦公所。一、现卖机业之种类范围，以购办丝经自织各种花素纱缎，或雇工帮织或兼织各缎庄之定货者为限，依照农商部《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第二条，将同业牌号、姓名呈由苏州总商会认定之。一、公所之设立以研究实业原料、改良制造货品、维持同业公益、兼办各种善举为宗旨。一、凡同业自应加入公所，须遵守章程，不背前项宗旨。如不愿入者，亦不强迫。”[122]
清末苏州丝织业的兴盛，已使与其相关的丝经染业颇盛，苏州城内一度染坊众多，并对水环境造成影响。现藏苏州市档案馆的1909年吴县府衙致苏州商务总会的照会就称：“凡设染坊，即一里之中水为变色，居民饮水、洗涤均受其害，甚碍卫生。”以致有市民强烈要求其迁往城外空旷处，但如照会所言“迁往城外，耗费生财，实属为难”，因此“姑准暂免迁移，但严禁添设，如有闭歇之户，不准再在原处顶替复开”，以求“利卫生，清河道”。而自1906年始，除了已有的染坊外，苏州城内就不再准许增设染坊。到了民国，同样对城内染坊数量进行控制，大约保持在100家左右，整个行业的重心逐渐向苏州城外转移，以免给苏州城内的水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123]据1912年的统计，“丝绸主要是由产丝地区的农民织户用手工织成的，每一织户从许多种类不同的蚕丝中采用一种特出的蚕丝，江苏和浙江为出产上等丝绸的省区，这两省以江苏的苏州、无锡、南京和浙江的绍兴、杭州为主要产绸中心，所织丝绸达二百至三百种”。[124]1927年，丹阳“当地之织工，据绸业中人言，约有三万余人。大部分之工人，皆耕织并举者，农事忙则皆尽力耕作；农事既竣，乃就而织绸”[125]。1931年，包括手工业在内的杭州全市工业企业中，手工丝织业有3479家，职工26010人，资本5650640元，分别占全市总数的61.3%、30.3%和49.6%。[126]
丝织业的兴旺，从外贸出口方面亦得到反映。除了欧美国家，南洋各地需求也多。1895年后，在上海经营丝绸匹头出口的南洋办庄，广帮有同永泰、广记祥、协生祥、粤安和、公昌和、钜安、裕德栈、福兴纶、广裕纶等，闽帮有大华商业公司，潮帮有黄隆记等。1937年前上海每年输出约五六万匹，大多经由上述南洋办庄出口。[127]
江浙地区与其相关的农户也从中获益，除了农作外，又多一生计。浙江湖州双林镇，明清时期就以生产绫绢而闻名，人称双林绫绢甲天下。民国年间，双林镇周围各村落，约有4000多农户从事绫绢织造，每户约有木机一二架，每天可产绫一匹或绢三四匹。镇上从事收购、贩卖的绫绢庄（行）23家，将农家生产的绫绢集中转卖给外地客商。1919—1921年，双林镇附近各村有脚踏手拉织机2000台，从事织造绫绢的农民有5000—6000人，几乎家家户户织绫绢，年产量达240万米。[128]在濮院，“镇上业丝者无不兼业绸，而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拆丝”[129]；在盛泽，“其地并无丝厂及丝织工人”，“皆系零星机户，散处乡间”；在吴兴，丝绸“大都为乡人所织，每年产额约有40余万匹……遇农忙时期，则绸机相率停织，以事耕耘”；在杭州，“生货机户散处乡间，素来兼营农业，如机织业有利可图，则以所产之丝多分其力以赴之；势一不顺，则售其丝茧，退而专营农业”[130]。1936年的《嘉兴县农村调查》载：“梅湖全乡2401户，以织绸为副业的约计1700户左右，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户每年平均以出绸90匹计算，全乡全年所出可153000。又如复礼乡的本帮人，以织绸为主业的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每家仅种田五亩至六亩以充饭米，反使农业退居次要地位。”[131]
依托上海的销售渠道，宁波的织绸业也颇兴旺。1926年的《中外经济周刊》载：“现在甬地绸厂以华泰为最大，约有力织机20余台，手织机一百数十台，地址在卜文记巷，每年约产花素缎及塔夫绸等一万数千匹，价值五六十万元。此外有通洲绸厂在紫薇街，涌昌诚在十字井，纬纶厂在小梁街，经大在城内新街，每家有手织机四五十台至七八十台。又有绸庄十余家，如协成、和永、和仁、大生祥、余丰祥、锦兴祥、大昌、大盛、裕新、九章、华昌、恒昌、恒孚、大纶、新大、云章等，每家有手织机十余台，或放料与机户，织成给价。合之各厂所有绸机总数大概约及千张，每年产额三四万匹，价值一百数十万元，是项塔夫绸等产品，大半织成后即运往上海染织，各绸厂在沪亦均有分庄出售货品。”[132]
可见自上海开埠通商和崛起，周边地区的农村手工业依托上海的贸易和工业中心的地位，在面临洋货竞销时，得以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流通渠道和市场取向等重要环节，较快地转向附丽于直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沟通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了在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那种一旦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落，农家生计便陷于困境的窘况，农村经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如南汇县，“向所谓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赖女红（指织土布——引者注），于今所望，幸有新发明之结网、挑花、织袜、织巾等工，贫家妇女或可小补”[133]。
这些变化所体现的发展趋向无疑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上海港内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上海城市经济的繁盛，这种演变表现得也更加充分。1910年前后，上海四郊乡镇已有一些以发包加工为主的针织小厂或手工工场的开设，它们垫资并发放原材料，委托农户从事刺绣和做花边等手工生产。以后又有发料编织网袋、绒线、手套、织毛巾、摇袜子等多种样式的家庭手工业。[134]这些手工业生产，多数无须支付成本，工序简单，又可在自家从事，还能兼顾日常家务乃至农活，其收入又较原先的织土布稍多些，销路也无须费心，因此除上海远郊和一些农户中的老年人继续其熟悉的手工织布外，很多人陆续转向其他手工业。清末民初，上海周围农村已相继出现一批新兴的手工业，嘉定的黄草编织业，南汇的织袜业，嘉定、川沙的毛巾织造业，川沙、上海、宝山等县的花边编织业都颇具规模，名闻遐迩。如1922年张謇就曾概述其中的花边编织业：
查此项出口货，统计上海、南汇、川沙、宝山、无锡、如皋及浙江宁波等处，年达三四百万金，赖之衣食者不下四五万人，挽回利权，调剂社会，事亦匪细。[135]
它们的发生发展，同样与上海内外贸易繁盛的有力推动紧密关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浦东三林镇以刺绣闻名的杨林宝与上海的洋行达成协议，从事刺绣业务，有近千贫苦农妇借此谋生，补贴家用。其后，三林刺绣销路更广，在上海、香港、南洋等地开设了多家“专卖店”。[136]据1928年在上海西南郊莘庄的调查：
畴昔经营织布业者甚盛，嗣因工厂发展，销路迟滞，相率停止，改业花边，惟在乡间尚偶有织布之家。花边业分接花与挑花二种，均代厂方工作，销售沪地。接花以码计，挑花以打计，种类不同，而工资亦异。每日产量，视个人之勤惰快慢而定，大致每人每日平均可得2角左右之收入。[137]
上海郊区的嘉定县，原先作为农家主要副业的纺纱织布业，于清末渐被黄草编织等取代。此后，“洋布盛行，黄草事业日见发达，徐行附近多改织黄草品”。黄草为嘉定特产，编织历史久远，但其较快发展是在光绪年间，“初种于澄桥，渐及于徐行”。[138]其黄草编织品“每年运往上海，转输至宁波、福建、广东及南洋群岛等处，为数甚多”[139]。其间有商业资本的大力推动，地方史料载：“入民国，布市衰落，附近之黄草工业日见改进。其首先提倡改进者，为县城开设森茂绸缎号之朱石麟氏，设公司曰兴业草织公司，多方设计，除凉鞋发明各种式样外，并织造各种新式日用品。”内有提包、文夹、书包、钱袋、信插、笔筒、信簏、坐垫、杯套、杯垫，以及新式凉鞋、拖鞋等十余种，大小、方圆、洞密均有，颜色、花字、西文齐备，“曾得劝业会奖凭及金牌奖章，织品行销全国外，美、加、英、德、法、意、日、澳、南洋等国，整数采办，供不应求，则订期分解之，老幼编工日得银圆七角至一圆以外”。[140]其“在沪分设发行所，作为对外贸易机关；在乡附设兴业草织传习所，招收当地农家妇女来所实习，六个月毕业。第一批毕业生五十余人，第二批六十余人”[141]。
继起者，“有振兴、新华、达利、合成、大华等草织公司，式样种类与日俱增。嗣由北门汪季和氏提倡兼制麦缏用品，行销亦广。二者均除销售本国各地外，并推销至南洋、美国等处，每年输出额甚巨”[142]。其中亦有在上海设立经销机构者，“徐行乡陆家宅陆洪伦氏初为肩贩，收购鸡与鸡蛋，继改贩黄草织品至上海。民国十六年后，设华成草织厂于徐行，发行所设上海金陵东路，经营大规模之黄草织品事业”。[143]又有当地人忆述，民国初年徐行镇北有位有张的，人称“阿相祥”，专事“转村串户收购黄草包和拖鞋……运到上海，再漂洋过海”，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家里很多人都迁到了上海”，并在十六铺附近开了一家专营黄草编织品出口的公司，徐行当地也有人“帮这个公司收购黄草织品”。[144]在望仙桥乡，“黄草春种夏获，高逾于禾，性喜湿，茎析为缕，以编织鞋箧等。箨亦有用，多产于东乡徐行、澄桥等地，其地之人因取以编织之，近则吾乡亦有种植之者矣”[145]。据统计，1930年该县从事此项生产者有3000余人，1935年增至2万余人[146]。当地农家的生计不无助益，地方史料载：“黄草工日见发达，除徐行附近地区以外之农村，男女老幼农隙之时亦争为之，尤以妇女为多，走遍全区，贫寒人家之家用半赖于此。”[147]
在川沙县，代之而起的是毛巾业。毛巾又称“手巾”，亦是川沙农村的传统手工业，据俞樾编于光绪五年（1879）的《川沙厅志》称：“毛巾，以双股棉纱为经纬，蓝纬线界两头，长二尺许，多双纱毛巾。”上海开埠后，土布日趋衰落，毛巾业逐渐兴起，工艺亦有改进。民国《川沙县志》载：
本境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自洋纱盛行，纺工被夺，贫民所恃以为生计者，惟织工耳。嗣以手织之布尺度既不甚适用，而其产量更不能与机器厂家大量生产者为敌。清光绪二十六年，邑人张艺新、沈毓庆等，鉴于土布之滞销，先后提倡仿制毛巾。毓庆就城中本宅创设经纪毛巾工厂，招收女工，一时风气大开。其后经纪停闭，而一般女工皆能自力经营，成为家庭主要工业。二十年来，八团等乡机户林立，常年产额不少，于妇女生计前途裨益非浅。[148]
如上引方志所说，1900年沈毓庆等人在川沙镇开设了一家织造毛巾的工厂，规模不大，但开当地手工业转向的先风。短短三四年间，川沙镇及四周村镇相继有10余家毛巾厂开办。到1920年，川沙县已有大大小小毛巾厂75家，织机2500台，从业人员3750人。1930年，卢作孚至川沙考察实业，到了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工场参观，印象深刻：“这个工场是专织毛巾的，七十几架机头，都是人工扯梭，牵梳是一部简单木机。线筒一架一架的成行列着，由牵到梳，只须一道手续就可以上机织成。除了齿轮之外，其余都是木制的。一部机同时导筒四十八个，只须两个人管理，一个人便要当旧法的二十四个人。”[149]1937年，川沙县有毛巾厂202家，织机5371台，从业人员8600多人，年产毛巾260万打。[150]
表8-7 川沙毛巾业发展概况统计（1900—1937）
资料来源：上海市川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在南汇县：
毛巾织工以十五至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为最多，约占十分之六、七；二十至三十岁者，仅占十分之三、四；老妪孩童，只任摇纱工作。规模较大的工厂，有时也雇用男工二三人；在规模较小的厂中，像漂白等等工作，多由厂主兼任。雇用男工织巾者，只周浦镇纶华一家。
工资分计时和计件两种。经纱和漂白大率为时工，织巾摇纱按件给资。摇纱工资分每支二十文、二十五文、三十文及三十五文几种。摇经纱的工资普通比摇纬纱的多十文或五文，这是因为经纱加浆摇时比较费时。织巾工资，按条或按打计算，每条工资分十二分、十八文、二十文及三十文数种，每条十二文或十八文的，大都洋价以二千文（即二十文等于一分）合算的。若以打计，每打约一角二分。
摇纱工作，普通每人一天可摇八支，每支以三十文计，得二百四十文，合大洋八分，每月也不过二元四角，充分每天可摇十支，一月所入也只三元罢了。织巾工作，普通每人一天可织一打，每打工资一角二分，每月可得三元六角；若加紧工作，每日能织一打半，一月也只有五元四角。并且还有许多厂家，每打工资尚不及一角二分，每支不满一分，则工资的低微可想而知了……
织巾女工，大半来自农家。农忙时，都往田间工作；到农事空闲了，又回厂工作。[151]
着眼于离土不离村的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大的利润空间，上海的一些工厂即使有能力机器生产，也一直沿用手工制造或发料加工的经营方式。从事毛巾织造的三友实业社自手工作坊起家，至20世纪20年代已颇具实力，也从日本购置电力织巾样机2台，但仍在上海郊区农村大量发展手工织巾场和向农民发料加工，未再添置电力织巾机。因电力织巾机的售价为300元，而购置木质手工织巾机仅需10元，尽管两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为3∶1，但其投资比例却为30∶1。1928年，三友实业社除原有大型织巾工场外，在上海郊区还设有总计1800台手工织巾机的12家工场，以及向农民发料加工的手织机四五百台。[152]其中在川沙设有7家，生产的“三角牌”等毛巾已经能与日本的“铁锚牌”毛巾竞争，并远销东南亚各国。[153]上海西南郊的闵行，“镇中妇女以织毛巾与摇线袜及各种丝织品为副业，在村间者以糊火柴盒及纺纱织布为副业”；东北郊的吴淞，“农家副业，离镇较近者均以代厂方糊自来火盒，每千只取值300文，每人每日可制800余只，离镇较远者则以织布为副业”。[154]
嘉定县，“邑中女工向以纱布为生计大宗，光绪季年，土布之利被洋布所夺，于是毛巾代兴。毛巾为仿造日本货之一种，以十六支及二十支二种洋纱为原料，分轻纱二重，上重薄加浆粉。下重浆粉甚厚。织巾时，隔三梭或四梭用力一碰，经纬交错，上重因而起毛，略似珠形。组织简单，织造甚便，每机一乘，织工一人，摇纱半之，经纱工、漂白工又若干。工苦而利微，唯洋纱贱、毛巾贵时，每人每日可获六七角之利，然不多见也。在清季，邑中无正式之厂，统计其业约分两类，一简陋之厂，置机十余乘至五十乘不等，招集邻近女工，以友谊管理，出货直运上海庄，庄给四十日之庄票，回嘉可购洋纱，此类以城镇内外及东乡为多，约有三十家，共机五百乘左右；一不成厂之散户，置机一二乘，妇女得暇则织，全属家庭工业，出品销本城曹氏、大全、仁庄，多数掉换洋纱，彼则远销上海及杭、嘉、湖，此类散户约共机三百余乘”。[155]
“民国后，近城妇女争织毛巾，西南隅除在家置机自织外，间有设厂经营者。徐行、澄桥、东门外且有大规模之工厂，如恒泰、华成、达丰等。”[156]1919年在嘉定的实地考察：“毛巾工厂多至数十家，每家用机多或二十只，少至七、八只不等，各乡如东北澄桥、徐行各镇亦甚发达。闻该县旅沪商人已在沪上开设总栈，为收买发行本地毛巾机关，此种营业工本无多，而于贫民生计实有关系。”[157]20世纪30年代初，嘉定县“毛巾业最盛，城内外计有毛巾厂五六十家，织巾机一千数百座”[158]。1935年当地的一些村落，“农家织毛巾之木机，几乎每家都有，少者一二架，多者六七架。每当农事之暇，村落间机声轧轧，终日不息”[159]。时人称：“毛巾为嘉邑有名之土产，战前（指1937年全面抗战前——引者注）每日可出四百打左右。”[160]
川沙县的花边编织业也颇具规模，民国《川沙县志》称：“毛巾而外，厥惟花边，俗称做花。最盛时，全境一年间，工资几及百万元。女工每人每日二三角、四五角不等。”[161]其经由上海与海外市场联结，产销两旺：
花边一物，西国妇女服装大都喜用，如窗帘、几毯等装饰品亦多需此，于美国为尤盛。民国二年间，邑人顾少也发起仿制穿网花边，设美艺花边公司于上海，并在高昌乡各路口镇设传习所，教授女工，不收学费，一时本境女工习此业者不下千数百人。其所出物品，因货美价廉，销路颇畅，除批发于同业各号外，余均行销欧美诸邦。三年十二月，赴菲律宾嘉年华会比赛，得最优等奖凭。四年十月，北京农商部开国货展览会，前往陈列，得一等奖凭……自此以后，顾镇、高行南北镇、新港、合庆等处，相继设立公司，传授女工。地方妇女年在四十岁以下、十岁以上者，咸弃纺织业而习之。合邑出品价值，每年骤增至五六十万元以上，妇女所得工资达二十万元以上，贫苦之户赖此宽裕者数千家。[162]
其中的高行，村民“除赴沪经商作工以外，在乡者十九以耕作为业，竟无工业之可言，惟近十年来，有女工所做之花边、花网及刺绣之衣裙，运沪销售或输运至外洋者，每年约值国币十万元左右。至乡间农妇所织之土布，以前系运销牛庄等处之大宗产品，顾年来机声久辍，渐归淘汰”[163]。据1928年在高行的调查：“家庭工业有花边一项，运销海外年达数万元，亦农家收入之一助。”[164]在浦东，还有绒绣手工业，其起源于欧洲，上海开埠后由外国传教士传入。20世纪初，在上海谦礼洋行任职的杨鸿奎在浦东石桥开设了纶新绣花厂，后业务扩大，又开办了新华、华新、丽新、博美等6家绣花厂。绒绣主要用于日用工艺品，如鞋面、粉盒、提包、靠垫等图案的装饰工艺品面料。之后，浦东高桥、顾路、合庆、三林等地在开展花边业务的同时，也引入绒绣手工业。1930年代后，从业人数渐多，生产有所发展。[165]1932年编纂的《奉贤县政概况》载：“花边、土布等品则纯为手工业，数量亦不在少。”[166]
宝山县，原先“境内工业向恃织布，运往各口销售，近（指民国初年——引者注）则男女多入工厂，女工或习结绒线，而花边尤盛行，其法纯恃手工业，以洋线结成各式花边，美国上流社会衣服恒以此为缘饰，航海销售，获利颇厚，甚至有创设花边公司者”[167]。因为“妇女工价低廉，习之亦极适宜，一时大场、江湾首先推行，城厢、罗店、月浦、杨行等处继之，花边之名乃大著”[168]；在高桥，也有农妇“以织布及刺绣花边为副业者”[169]。亦有织造毛巾者，民国《杨行乡志》载：“本乡地处僻壤，交通濡滞，除普通工艺外，又无工厂设立，乡村女工恒以农作暇时纺织为生者。自洋纱盛行，土布衰败，女工实无副业可恃。1915年，里人陈克襄、苏允文等在成善堂西偏创设国华毛巾厂，聘请专门技师王秋云悉心教授。旋以房屋不敷应用，遂迁苏家宅。”[170]1921年，同县的月浦“里人张鉴衡在北弄本宅创办裕民棉织厂，设机三十余乘，专织毛巾，运销上海”[171]。1928年在该县江湾的调查：“本区近接淞沪，村民于农闲时，每多出外工作，妇女都织绒线及刺绣袜上花纹，此二项为该地著名手工。”[172]
南汇县的手工织袜业，也与上海直接有关。1914年，南汇有48家袜厂，它们“虽设在南汇，但商标却挂上海，因为经营袜子的商号都在上海”[173]。据记载，其始于捷足洋行手摇织袜机的推销[174]。此前，人们穿的多是布袜，清末有进口棉纱袜输入，又有手摇织袜机的推销，便有人引进织造。1912年，惠南镇维新袜厂从日本购买织袜机和辅助设备，用手工操作机器织袜[175]。继而，上海民族资本的机器厂“纷起仿造手摇袜机”[176]。有当事人忆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在老家兴机器厂工作，当时老家兴开始造手摇袜机。每月造20—40台，供不应求。一年后（1916年），我即与欧阳润合伙创设振兴机器厂。开始只有三五个工人，每月只造一打（12台），每天工作到深夜。当时进口货罗纹袜机每台价格昂达70两至120两，中国货只售40两至50两，进口货平机售价30至40两，国货只售30至40元，生意非常好，销路多数是本埠。……大战结束，销路扩展至松江、硖石、嘉兴、嘉善、平湖等地，当时定货踵至，我厂工人增加至80多人，每日出品一打尚觉供不应求，上海想买一部现货亦无买处，因此袜机厂纷纷设立。”[177]
表8-8 上海针织机器制造厂（1914—1924）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6、237页。原编者注：1913年止上海针织机器制造厂共有3家，1914—1924年共增36户，1924年止共39户。
织袜业成为惠南镇的主要手工业。1937年，全镇共有23家袜厂，产品远销海内外。[178]其经营形式，主要是来料加工，“南汇的大多数袜厂并不自备资本，而是向上海各商号领取原料，遵循商号的要求织造，制成品仍交给商号销售。南汇袜厂与上海批发商号的这种产销合作关系，为南汇织袜业节省了大量资金，使南汇袜厂在资本额极低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开工生产，这对于资本积累不足的南汇农村来说至关重要。而上海的商号则利用南汇手工工场近沪之便利、劳动力之低廉，增强市场竞争能力”[179]。而农户因能兼顾农作，也乐于接受这种生产方式，当地袜厂的女工，“大都来自农家，农忙时要去田间工作，织袜是副业”[180]。
凭借这种联营关系，南汇织袜业发展很快，“南汇地处浦东，与上海隔江相望，县境毗连，轮渡往返日必数次，益以铁道筑成，自周家渡至周浦瞬间可达，境内航轮联贯各区重要市镇，海上风气所向，南汇必紧承其后，故针织袜业得日兴月盛”。[181]1918年去浦东考察实业的穆藕初感叹：“仆入川沙境，查得毛巾、花边、织袜三项实业，关系于川沙、南汇两邑民生甚巨。”[182]1919年至1926年，“此七年中，南汇袜业大有欣欣向荣之象，城厢四郊袜厂林立，机声相应，盛极一时”[183]。据统计，1933年全国有机器袜厂110家，产袜542万打。同年南汇县手工袜厂产袜266万打，是前者总产量的近一半[184]。至1935年，盛况依旧：
南汇城内设立的大小袜厂，共有二十余家之多。每一大厂，备有织袜机四、五百架，小的亦有一、二百架，故该城内及附近乡村间之妇女，莫不依此为业，每晨六时开工，至下午五时停止，倘不愿到厂者，可向厂方租机到家摇织，工资概无固定，全仗自己能织袜之多寡而定，每织一打，约一角三分或五分。其中最快者，每日每人能织袜六打，惟普通每日每人能织五打左右，那末每日就能得六角，每月就有十八元的收入。[185]
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汇全县有袜机5万台，从业者6万人，所产袜子经由上海销往国内各地及南洋。[186]如当时人所描述：“南汇的花边商号，收售制品运往上海向洋行兜售，或委交中间人或掮客销售。南汇的袜业，都系委托制造性质，仅代上海商号包织，制品送交商号后，便可卸责。仅有极少数的工场，自设批发所或在沪设有营业部。南汇的毛巾，也多由厂家售给上海的批发商号转销与客户，自设批发所的仅有一家。”[187]松江县华阳桥农妇亦多有代为加工织袜者，甚至有携幼女一起劳作，以赚取微薄利润补贴家用者，1935年有人实地调查：
据说每日每人平均可成一打，每打工资一角八分，机和原料均由厂中供给，每只机须缴保证金四元，按月行租一元，租期起码一年，农忙时可以请假，请假时必须将机的机壳子运交厂中，表示决不偷织，才可免除月租。另有一九岁的小女孩，在缝袜头。据说这便是幼女们的一种普通副业，辛苦一天，仅得工资二分。[188]
上海开埠后，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拓展，久负盛名的上海顾绣产销两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刺绣业有经营传统手绣的80余家，加工绣衣和抽绣的10余家，绒绣生产7家，经营农村绒绣、抽绣花边外发加工的3万余人，形成专业街。刺绣品主要有手绣枕套、台布、绣衣、绒绣等，年出口绒绣总值120万美元、绣衣总值7000万法币。[189]绒线编织业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1927年的《经济半月刊》载：
近年以来，织造毛绒线衫，已成为上海一种家庭工业，销路日增。此种织工，多居江湾、吴淞、徐家汇、浦东及城内各处。内分两派：有向百货等店领取绒线，织成后由店中按照件数给以工资者，其工资男衫每件一元二角，女衫每件一元，孩衫每件八角；有自备绒线，织成后售与商店者，男衫每打售三十八元至四十元，女衫每打售三十六元至三十八元，孩衫每打售十二元至十八元。商店出售，则男衫每件售银八元至九元二角，女衫每件六元至九元，孩衫每件四元至五元。一转手间，其利倍蓰。
上海出品，亦分销外埠如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及安徽等处。至织衫所用绒线，大部分来自英国，次德国，亦有来自日本者。平均织男衫一件用线一磅半，女衫一件用线一磅十绞，孩衫一件用线十绞。绒线每磅售银二元二角至三元二角。以上所述，系用人工织造。[190]
上海开埠后，城市建设迅速，建筑市场需求很大，各路建筑业者纷至沓来，其中来自浦东川沙农村的那些工匠引人注目，该县“水木两工，就业上海，在建筑上卓著信誉”[191]。人称近代上海建筑业远近闻名的“川沙帮”，其代表性人物是来自川沙青墩（今蔡路乡）的杨斯盛。1880年，已在上海历练多年、小有积蓄的他创办了沪上首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这类营造厂，按照西方建筑公司的办法，进行工商注册登记，采取包工不包料或包工包料的形式，接受业主工程承发包。此后，由川沙人在上海开办的营造厂相继设立。1907年，杨斯盛等人在上海老城厢福佑路集资创建了沪绍水木工业公所。其碑文《水木工业公所》记载：“上海为中国第一商埠，居民八十万，市场广袤三十里。屋宇栉比，高者耸云表，峥嵘璀璨，坚固奇巧，盖吾中国最完备之工业，最精美之成绩。业此者惟宁波、绍兴及吾沪之人，而川沙杨君锦春独名冠其曹。”[192]截至1933年，上海较具规模的由川沙人创办的营造厂有19家，详见表8-9：
表8-9 上海著名的川沙籍营造厂一览表（1880—1933）
资料来源：高红霞、贾玲：《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帮”》，《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19页。
其中的王松云，幼年读过私塾，后随父学习水木匠手艺。20岁进上海一家营造厂做工，后与人合作经营仁泰营造厂。他与杨斯盛相交甚厚，曾入股杨创办的营造厂。后又与杨创办上海水木业公所，并有自办的营造厂。王松云发迹后，为家乡高桥修筑了大同路、轮船码头等。谢秉衡，自幼家贫，13岁到上海城区谋生，跟舅父学木工。先与人合伙开设营造厂，后独资创办。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市建筑协会成立，他积极参与，加强同业间的协作，增强华商抗衡外商的实力。[193]此外，也有一些是包工头，浦东七团乡“钦公塘东南有褚家宅，人口繁多，宅有泥水工头褚海林者，向包工沪上，饶于财”[194]。1918年，在杨斯盛的家乡青墩（今蔡路乡）到上海当建筑工的农村青壮年就有1318人，占全乡男性人口的2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沙县有建筑工人15000余人，大多就业上海，他们的生计与上海建筑市场需求的波动息息相关。[195]郊县的砖瓦制造业也相应发展，如1920年上海冯泰兴营造厂与轮记砖灰行冯家祥等集资，在青浦县蒸淀镇建成轮兴砖窑公司，日产红砖3万块。[196]
可见近代上海的崛起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周围农村经济旧的运行机制，促使其逐渐将自己纳入、归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当地农村的经济生活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以川沙论，花边、毛巾销路之式微，则女子停工者多矣；建筑工程之锐减，则男子失业多矣。川沙人民生计之艰难，将与上海市场之衰落成正比。”[197]如浦东五团乡志载：“吾乡套布，黄道婆起自有元，向销东三省。数百年来，贫家妇女恃此生涯。自海禁大开，……套布销滞，我之利权日渐涸辙，向所谓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赖女红，于今何望，幸有新发明之结网、挑花、织袜、织巾等工，贫家妇女或可小补。”[198]其中，“花边结网挑花多用洋线，竹桥镇附近出口最多，运销欧美各国，为衣服饰品；纱袜、丝袜，名有长统、短统，男女多喜用之”“蒲包，出闸港、杜行等处，包口贯稻草，供农家包棉之用”“交椅，周浦出品最多，近仿上海式样”。[199]
依托与上海毗邻的地缘优势和经济联系，长江三角洲苏南和浙东北的城乡手工业也适时地效仿和调整生产结构及经营方向，相关行业产销两旺。“江苏毛巾业，以上海、川沙、南汇、宝山、嘉定、武进、无锡、松江、南通各县较为发达。上海规模最大，内地则多小厂家，以木机制造，尚不脱手工业范围。内地各厂多属上海大厂家或大批发商之代织者。而内地之小厂家，又多将原料分发与各乡机户分织，论件给资，情形大约与针织业相似。”[200]民国初年，镇江开始出现“家庭袜厂”，每家有手摇袜机二三台。1936年达70余家，从业者500多人，年产纱线袜12万打。[201]
上海开埠后，在迅速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对外贸易刺激下，历史悠久的苏州刺绣业产销趋旺。苏州吴县，20世纪初，绣庄开始做出口产品，随即加速了苏绣业的发展和向农村的扩散。1917年全县有绣庄32家，其中城内10家，乡村集镇22家，绣工1.63万余人，年营业额21.5万元。1927年绣商增至74户，年营业额86万元。1936年有刺绣工商户109家，从业8.1万人，资金124万元，生产被面3.25万条、戏剧服装1.95万件、枕套21万对、鞋面52万双、童装1.23万件。其经营形式，广泛采用包买商制。[202]1937年的《实业部月刊》载：
全县（指吴县——引者注）从事此项手工业之妇女，数约一万人左右，城区乡区各占其半，精细的均为城区女工为之；粗放绣件，乡村妇女多往绣庄领料绣织，成品由绣庄收买，获利殊厚。姑苏顾绣名闻海内，所出枕被、门帘、床沿、桌披、椅披，销路之广，无远弗届；其他舞台戏装、神袍、画镜等物，年销亦颇可观，统计以上各项手工出品，年达一百余万元之巨。即以城区女工占去半数，四乡农村女工依此副业为生者，除原料成本，年当亦有三十万元以上的纯利。
刺绣一道，原为吴县妇女之特长，普通妇女类能操是业的，尤以农民家庭的副业为多，往往于农暇之时，即向顾绣庄领取绸缎绒线，尤以浒墅关、木渎、光福及香山一带为甚，故此种工艺与农村副业关系殊深。[203]
此外，“民国肇始以后，元、二年间，江苏浦东、川沙、无锡均相继有花边业出现。至民国三、四年，各国商场因我国花边价廉物美，由是外商咸来采办，其时我国出品尚属有限，供不应求，一般洋行无不争先购买，或放价格，或预订期约，或垫款包办，收货愈多愈妙，华商亦乘机推广，放价招工，无锡一县花边营业达一千七百元，经营花边者不下数百家”。1916年，在江苏丹阳开办的编织花边的文明求精厂，“资本五千元，已学成者约千人，现（时为1919年——引者注）代厂中工作者四百余人，均系将原料领回，限期交货，计件付值”。江苏太仓县，“花边工作行销欧美，此为对外贸易国民利权所攸关，该县妇女多事制造，商民设厂收买，运输外洋，实一特别利源”[204]。
1926年的《中国经济周刊》较为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受上海的促动，无锡城乡花边业的兴起和经营：“无锡花边业，系沈鹤鸣氏于1912年所创，当时沈氏为私立工职女学校长。后来无锡及其附近所产花边，渐为上海出口商所欢迎，认为品质优良。”其具体分工：无锡的网边是和花边出在同一个地方，但是由另一种女工编织的。有些公司只售网边。花边公司收买网边散给做花边的工人，网边公司则收买纱线散给做网边的工人。出售花边或网边的公司，给来领活的女工发给一个小记账本，上面记着发给她的纱线重量或网边的码数。女工领去原料并保存这个账本。编织完成后，便将成品交给公司。公司验收认为满意时，便在记账本批明收讫字样。因为织花边工作是采取包工制，因此工资不是按月支付，一般是按码数计酬，于交回成品时立即照付。织成的花边，可以先呈交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其余以后续交。公司只按实际成品给资。在无锡，女工向公司领活，不像浦东那样需人介绍。[205]
1925年，又由上海传来供出口的抽纱即当时人所称的“麻纱绣花”。其具体步骤：首先由花边公司向上海出口商（洋行）领得细麻布，然后将麻布按照需要尺寸加以剪裁。麻布上面印上各种图案，它们是用很容易洗去的浅蓝色印上的。这些工作都由花边公司做好，然后把麻布散发给女工，用“土尔其”木线刺绣。绣好的麻布送回公司后，公司便发给另外一种女工，她们会做必要的剪接工作。这种剪接工作是要剪去几块麻布，并在剪去的地方镶入与剪去部分的大小、形式相同、做得极为精密的花边，并且把它缝好。之后，公司再将它们洗上两三次，并用化学剂，有时用石灰水，加以浸漂，然后熨平，这时成品便显得整齐、漂亮。刺绣和剪接的女工工资，每三平方英寸约为银元三分，大件四至五分。当时无锡做花边的女工，估计共有五六万人，但会做抽纱绣花的女工只约有五六千人。“无锡最大、最著名的公司为恒昶花边厂，该厂直接接受很多美国定货。其他公司，大多数都是派人到上海与经营花边和抽纱的外国洋行接洽交易。”[206]
邻近上海的常熟县浒浦乡间的花边业也颇盛。1935年有人记述，最初是“在浒浦口的几个耶稣教徒就把这‘花边’从上海带到了浒浦来。真好，做一根线，有二三个铜板，十五个钟头的一天，可以做六七十根线，一月可以通扯几十块钱，那比做纱布好得多，而且省力、简便、自由，不比那做纱布像囚犯般的整天坐在布机里。于是你也去学‘花边’，我也去学‘花边’，只要眼睛好。发的人呢，看见‘花边’的利息厚，于是你也到上海去领来发，我也到上海去领来发。这样地，把整个浒浦的妇女赶进了‘花边’的圈”[207]。
浙江花边业的经营，与上海和苏南相似，“名虽为花边厂，实际上则为商号，所有织造女工大都散居各乡，厂方将原料发给织户，到期或派人收货，或汇集送厂。至于工资，则论码计算”。其中，萧山的花边业始于1913年：
当时各处花边业尚称发达，于是上海花边商利用内地工资低廉，到萧传授花边织造之法，同时发给花线，收买出品。其首先开办者，为沪越花边厂，工人只四五百名。民国十四五年，有沈子康者发起盈余花边厂，工人增至三四千名。民国十六七年，新华、德丰、泰丰等先后成立，工人增至八千以上。民国十九年，萧山之花边厂几达三十余家，织造女工多至二万余人。[20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的织席业，虽有公司、工场等名目，实际则是接受外商订货，转而“向各农家定做”[209]。在镇江，“木机织布业城内外约有三十余家，织袜业约有四十余家”，此外还有农妇的草编业等。[210]南京的针织厂坊，“每家雇佣三四人至十人，资本自400元至2000元不等”[211]。无锡“农村副业，若周泾巷、下甸桥一带之丝绵，惠山之泥人，东北塘、寺头之丝弦，许舍之黄草布，东北乡之花边、土布，及西南乡之织袜等副业，均颇兴盛”[212]。在太湖沿岸，“织袜亦为近年农村妇女之主要副业，但多以袜厂之附近地带为限，如工业发达之无锡四乡，以及武进县属东南乡、雪堰桥、潘家桥、周桥等处农村，摇袜工作颇盛。因各处袜厂多将袜机及织袜纱线散放农村，农家妇女织成后，整打送交袜厂，其中利益殊不薄，故亦成为农村重要副业”[213]。
得益于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苏南乡村的家庭手工业往往能因时制宜，调整生产内容，不致因传统产品衰落而坐困。1927年在无锡的实地调查，清晰地勾勒了这种互联互动的态势：以往无锡农妇“暇则以纺织为事。在昔日，纺纱织布换棉花，如此循环不已。其后纱厂发达，徒手纺纱无利，于是一般换棉花庄改变方针，购买厂纱分发织户织成土布，行销于江北及安徽一带。织布工资，每人月得仅一二元不等，然农村妇女仍乐此不疲，可谓廉矣。其故，由于妇女兼理家政，不能远离家乡也。民国以来，海外花边盛销，于是年轻妇女改习花边，有月可得工资五六元者，然亦视其手术之巧拙缓速而定。但年长者以目力不及，仍以织布为事。近二三年来，花边业失利，于是织袜机又盛行于农村之间矣。无锡农村妇女坐食者甚少，故农田收入虽甚薄，而妇女手工所得则不无小补”[214]。
浙江平湖的织袜业，也直接源自上海的导引。1926年刊发的《浙江平湖织袜工业之状况》载：
查该县织袜事业创始于前清宣统二、三年间，其时针织工业仅上海有之，内地各处均尚未发现。该县商人高姓见社会上需用洋袜日多，遂向上海购买袜机十余架，其时袜机均系英美所造，价值较昂，每架需银洋百元上下。该县试办一年，所织线袜形式虽甚粗陋，而袜身颇极坚固，取价亦较廉于舶来之袜，渐为社会所乐用。至民国元年添购袜机数十架，设立光华袜厂，招收女工四十余人，所出之货颇能行销沪杭间。惟女工人少，尽一日之工作，每机出货不过一打，而各地需过于供，乃改为女工到厂租机领纱回家工作，缴袜时给与工资。于是有家庭职务之妇女，不能到厂工作者，亦纷纷租机领纱，于家务闲暇时在家工作。自此制一行，而平邑针织工业遂日臻兴盛，织袜遂为一种家庭之副业。无家务之累者，则日夜工作不稍休息。近来附郭四五里内之乡农妇女，亦均改织布之业而为织袜。……至织袜之纱，均向厂家领取，各厂均向上海购入。[215]
1925年当地有袜机约1万台，大多是放机放料给四乡农户加工，收货后由厂雇工缝袜头、袜底并熨平。放机给织户时，收押金6元及小租2元，以后每月租金2元在工资中扣除。以每机日产1打计，织户扣除押金，月收入约六七元。当时由上海制造的织袜机，每台售价约20元，有些织户虽有能力自备，但凡自置织机者袜厂往往拒绝再放料，以促其维持原先的约定。[216]《浙江平湖织袜工业之状况》称：“平邑全年出袜，约有一百八九十万打，每打工资以二角三分计算，已有四十余万元之巨，况缝纫袜头袜底及以熨斗熨袜之工作，又系另一部分，每打工资亦有三四分之谱，故每年织袜工资当有五十万元之收入。”[217]其中，“新仓与乍浦，皆为平湖邻近之区，各有机器六七百架。此类商人雇主所织之袜，种类不等，或为线袜、毛袜、丝袜，或为人造丝袜。一九一七年前，平湖所织之袜，不过销行于江、浙两省。一九一七年后，推广至扬子江沿岸各省。一九二六年，更扩张至黄河流域”。[218]20世纪30年代，平湖“当地摇袜以线袜为大宗，平均每年出袜200万打，值银100万元左右，原料大多来自上海，全县袜厂29所，设置引擎者2所，出品除供给本县需用外，行销上海、长江各埠及南洋群岛”[219]。
平湖织袜业的运营方式，被邻近各县所效仿。1926年的报道载：
浙江之针织业，以沪杭甬沿线之平湖、嘉兴、嘉善、石门及硖石为最发达。平湖针织业，可为我国商人雇主制之代表。针织厂坊，既为资本家，又为商人，资本、机器、纱线皆由厂坊自备，缝织则雇用散处工人，论件计资。散处工人自商人雇主处领取纱线，必向其租赁针织机一架，交特费二元及押款六元。特费概不退还，押款则于交还机器时退还。此后散处工人于工作期间，每月每架机器皆交租金二元，直接自工资内扣除。
采用此制之商人雇主获利极厚，每架机器成本平均不过20至25元，修理费用为数极微。若按每机每月租金二元计算，则一年之中，商人雇主即可收足机器成本矣。至散处工人所获之利，虽不若其应得之多，亦未尝不受商人雇主制之赐。盖散处工人多为妇女。于1912年采用商人雇主制之前，贫家妇女除家务事外，别无副业，而青年女子之无家事者尤多虚糜岁月。自采用商人雇主制后，妇女不需筹备资本，能以余暇从事职业矣。[220]
《浙江平湖织袜工业之状况》亦载：“查浙西针织袜厂，以平湖开办为最早，故其工业亦称最盛。现在嘉兴、嘉善、石门、硖石等处，虽皆相继创办袜厂，但嘉兴虽有三十余家，而机数仅及平湖之半（乡镇未详），嘉善尤少。惟硖石为浙西巨镇，为沪杭铁路所经，商业素称兴盛，刻下袜厂亦复不少，每年出品堪与平湖伯仲，若嘉兴、嘉善、石门等处均不及也。以上各处袜厂，其织袜制度亦均采包工方法，一切手续及工资等项亦多仿平湖办法。”[221]海宁的织袜厂，也是自备织机和纱线，散发给城乡家庭织造，论件计资[222]。1927年，“硖石全镇现有袜机四千余部，长年出租者约三千二三百部”，这些袜机“以上海华厂所出之蝴蝶、牡丹两牌为最多”。[223]1937年的《平湖妇女的生活》记述：“妇女们除了育蚕，平时的唯一职业，便是织袜子了。你们只要有机会走到平湖去，那末在十家之中，至少会给你发现七八家有几部织袜机的，而在每一个村庄里，都能听到一片摇袜的机声。据说伊们收入平均每月至多只有十多元，但是十多元的收入在那儿足够一个人的生活而有余了。”当地很多农妇，“除了帮助丈夫耕种外，也打袜子，但多数因为无力自备织袜机，所以只得被一般袜厂雇用，早出晚归，工作非常劳苦，每月的工资大约十元左右”[224]。
在宁波，“家庭纺织破产以后，吾甬最普遍之妇女家庭工业，厥为编帽与织席”[225]。1880年左右，宁波有了中国商人开设的草帽行，初期称作“草帽栈”，是一种中间商的形式。他们一手委托帽贩向乡村编户收购产品，一手整理分档后运往上海卖与上海洋行。上海经营草帽出口业务的有瑞记、怡和以及上海永兴洋行，以后有鲁麟、礼和、安利、禅臣、捷成、福来德、有裕、百多等洋行。随着上海洋行草帽出口业务的兴起，需要量日渐增加，相应刺激了宁波草帽行业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宁波西门外陆续开设了六七家草帽行，如利康、兴丰、甬丰等；不久相继开设的有永丰、坤和、衡泰、三泰、源泰、顺余等草帽行，“他们都派代理人（俗称跑街）在上海兜销草帽”。[226]
法商永兴洋行为稳固在宁波草帽业的地位，增强竞争能力，着意在草帽品种上不断出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永兴洋行派人带了两位宁波织帽女工去菲律宾，一面采购金丝草，一面就地学习金丝草帽的编织技术。学成回国后，于1920年编制成二芯金丝帽和盔头对花金丝帽，还相继编制成麻草帽等多种式样的产品，自此走俏市场，作为原料的金丝草的进口也大增。[227]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载：
浙东沿海各县昔常以土产之草编结草帽者，质陋工简，仅供本地农人之用。自海外新式麦秆草帽输入后，土产草帽日趋淘汰。民国十年，外人利用我国低廉之工资，以外国之金丝草、玻璃草、麻草发给工人，指示式样编制欧美式草帽。本省草帽工业予以复兴，始于宁波西乡、南乡，继推及于余姚之长河市及周巷等处。民国十五年，普及于临海、海门、杜镇，又辗转推至黄岩、温岭、乐清、永嘉、宁海、平阳、瑞安诸县。民国十六年为出产最旺盛时期，出草帽五百万顶，价值二千六百万元，工人赖此副业以助家庭生活者计三十三万余人。[228]
这类草编业主要采用放料加工的方式，“制造皆用手工编织，工具甚简单，只半圆形木模一枚而已。其编制皆为农家之妇女，草帽之价值视编制之技术、大小而异。经营由内地草帽行放草与草帽行贩，草帽行贩再放草与编帽之妇女。迨草帽编成时，由行贩收帽，同时付给工资；亦有内地草帽行直接放草与编帽之妇女者。内地草帽行须将草帽用硫磺漂白一次，用石砑光，使其洁白有光泽，然后运至上海帽行转洋行出口”。[229]当时，“各地需用之原料，大都自沪上来，故其价格亦相一致。凡出帽量愈多之县，则其所消费之草料亦愈多”[230]。
1921年，宁波所产“草帽的输出地点依次是：美国居第一位，370万顶；英国居第二位，30万顶；法国第三位，12万顶；香港，6.8万顶；日本，5.2万顶”。当地还有不少通过放料给农户加工，“经营向日本输出榻榻米席和向欧美输出花边的商人”。并“出现了用蔺草制成手提袋和草鞋，草鞋以每双四五钱的低廉价钱销售，经上海输出到日本和其他海外各国，可以推测其数目也是相当巨大的”[231]。外贸史料载，金丝帽和麻帽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出口商品，采用国外进口的金丝草和麻草，由出口商在浙江沿海一带农村发放原料，收购成品，运销欧美；并几乎全部经由上海出口，且增长很快，即使海关对这项出口草帽的估价偏低，1930年仍计值535.1万关两，占上海出口总值的1.71%。从事这项来料加工编织业的农妇约有20万人，分布在宁波、余姚、海门等浙东地区，对这些农家的生计不无助益。[232]1933年8月有报道称，在余姚等地除了棉花，“而妇女编织之草帽绠亦为浙东出口之大宗”[233]。
【注释】
[1]徐新吾等：《上海近代工业主要行业的概况与统计》，《上海研究论丛》第1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2]近代外资在沪企业，多利润丰厚。如上海电力公司（原为上海电光公司），在1893年以来的40余年中，账面盈利增加了1000多倍，其账面盈利的总和，相当于原始投资的1300倍以上。详可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105页。
[3]黄汉民等：《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4]《上海日资纺织厂罢工资料选译》，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总11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按：其原文据1937年1月8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国际事情》503号。
[5]潘君祥等主编：《近代中国国情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6]徐雪筠等编译：《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77—278页。
[7]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8]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
[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59页；下册，第3、4页。
[10]王家范：《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11]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2]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96页。
[13]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14]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概览（1935年5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92页。
[15]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1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27页。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58、159页。
[18]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4页。
[19]江苏档案精品选编委员会编：《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南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0]严学熙：《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系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1]林刚、唐文起：《1927—1937年江苏机器工业的特征及其运行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2]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3]汤洪庆：《杭州城市早期现代化（1896—1927）》，《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
[24]［美］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校：《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25]穆藕初著，穆家修等编：《穆藕初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26]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1925年），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14年重印本，第97页。
[27]《洪彬史致周作民函底（1934年6月18日）》，彭晓亮编注：《周作民日记书信集（文字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2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20、221页。
[29]《狄膺致周作民函（1933年8月3日）》，彭晓亮编注：《周作民日记书信集（文字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30]中华棉业统计会编印：《中国棉产统计（1935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69册，《经济·农业》，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31]中华棉业统计会编印：《中国棉产统计（1935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69册，《经济·农业》，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32]中华棉业统计会编印：《中国棉产统计（1935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69册，《经济·农业》，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33]中华棉业统计会编印：《中国棉产统计（1935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69册，《经济·农业》，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34]章楷：《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在南京》，《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
[35]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36]邹秉文编纂：《中国农业教育问题》（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4册，《经济·农业》，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3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09页。
[38]民国《法华乡志》卷6，《游寓》。
[39]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53页。
[40]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41]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42]穆藕初：《上农商部》，《穆藕初文集》，第248页。
[43]《中华植棉改良社缘起》，《东方杂志》14卷11号，1917年11月。
[44]陆诒：《悼穆藕初先生》，《穆藕初文集》，第612页。
[45]穆家修等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217页。
[46]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314页。
[47]郑忠：《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247、259页。
[48]王翔：《辛亥革命与杭州纬成公司》，《工商史苑》2011年第3期。
[49]沈汉：《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5页。
[50]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57页。
[51]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70页。
[5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92页。
[53]民国《奉贤县志稿》卷5，《人物》。
[54]民国《奉贤县志稿》卷10，《实业》。
[55]贺云翱主编：《无锡人与中国近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53页。
[56]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57]薛振东主编：《南汇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58]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309页。
[59]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余霞客点校：《民国奉贤县志稿·实业建设之沿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60]以下统称的内燃机，包括火油引擎、柴油引擎、煤油引擎。
[6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74页。
[62]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54、355页。
[63]黄汉民等：《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6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该局1933年版，第365页。
[65]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82、383页。
[6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83、413页。
[6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89页。
[68]何学尼译：《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上海杨树浦附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以下简称《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6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86页。
[70]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
[7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87页。
[72]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载之点校：《奉贤县政概况·工商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6页。
[73]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74]《金山县鉴1935》，《民国上海县鉴·金山县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7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82页。
[7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86页。
[77]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58、359页。
[78]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59、360页。
[7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64页。
[80]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无锡年鉴（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81]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概览（1935年5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92页。(www.xing528.com)
[82]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47、244页。
[83]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64页。
[84]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57、358页。
[85]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65页。
[8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58页。
[87]卢作孚著，文明国编：《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151页。
[88]王仲：《民国时期商会对农业的扶持——以苏州商会为例》，《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
[8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78、379页。
[90]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79页。
[9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78、379页。
[92]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第5册，第2642页。
[93]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94]［美］格蕾丝·汤普森·西登著，邱丽媛译：《中国灯笼：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民国名媛》，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9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74页。
[9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68、369页。
[97]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98]巫宝三等：《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99]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市区5874家手工业概况之分析》，原载《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10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乡村经济卷（中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23页。
[10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107页；第3卷，第96、536页。
[10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666页。
[102]《常熟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4期（1927年6月4日）。
[103]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0页。
[104]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105]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1卷，第294页。
[10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0页。1950年，在杨浦区境的手工业者分660类共2915人，其中手工棉纺织业位居榜首，共224家1103人，资本28.3万元，分别占该区手工业户数的37%、职工数的37.8%、资本数的36.8%（详见罗苏文：《高郎桥纪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07]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崇明县档案局（馆）编：《话说上海·崇明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10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488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0页。
[10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110]《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11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0页。
[112]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70页。
[11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7页。
[11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7、328页。
[115]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6月印行），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354页。
[11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631页。
[117]河冰：《盛泽之纺绸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5期（1932年10月）。
[118]罗婧：《移民社会的整合与地域认同感的构建——以盛泽市镇社会的成长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8期，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5页。
[119]朱云云、姚富坤：《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
[120]曹博如：《发展太湖沿岸农村副业的研究》，《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121]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22]江苏档案精品选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123]肖芃主编：《档案里的老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5页。
[124]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43页。
[12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12页。
[126]陶士和：《民国时期杭州民间资本发展的几个特征》，杭州文史研究会编印：《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论文集》（2009年12月，杭州）。
[12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
[128]樊树志：《文献解读与实地考察》，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29]民国《濮院志》卷14，《商业》。
[13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221、222、85、391页。
[13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650页。
[132]《宁波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93期（1926年12月18日）。
[133]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134]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02、303页。
[135]李明勋等主编：《张謇全集》第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9页。
[13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29页。
[13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138]民国《嘉定疁东志》卷4，《实业》。
[139]民国《嘉定疁东志》卷3，《物产》；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140]民国《嘉定疁东志》卷1，《区域·市集》。
[14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17、118页。
[142]民国《嘉定疁东志》卷1，《区域·市集》。
[143]民国《嘉定疁东志》卷4，《实业·实业家》。
[144]张剑光：《学海随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323页。按：时至20世纪下半叶人民公社时期，徐行的草编业仍是当地农户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有亲历者忆述，当他“睡醒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家里的女性在做黄草包，没日没夜。大多数情况下，做多少只草包是有任务的。但大家都知道，田里的粮食是只能吃，不能当钱来用的，家里的钱哪里来？就是做黄草包。一个星期到徐行镇出售一次，哪个大队是星期几到草织社出售，轮流着有条不紊。男人和小孩，一般是做点辅助工作”（《学海随心》，第324页）。
[145]民国《望仙桥乡志续稿》，《风土志·物产》。
[146]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嘉定县，工业》。
[147]民国《嘉定疁东志》卷4，《实业·工》。
[148]光绪《川沙厅志》卷4，《物产》；民国《川沙县志》卷5，《工业》。
[149]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201页。
[150]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08、209页。
[15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578、579页。
[152]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937页。
[153]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08页。
[15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470页。
[155]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156]民国《嘉定疁东志》卷3，《物产》。
[15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661页。
[158]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嘉定县·工业》。
[159]杨公怀：《江苏嘉定县之农村工艺品》，《东方杂志》第32卷第18号（1935年3月16日）。
[160]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161]民国《川沙县志》卷14，《方俗》。
[162]民国《川沙县志》卷5，《工业》。
[163]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六，农工商业状况》。
[16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165]唐国良主编：《近代东外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166]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载之点校：《奉贤县政概况·工商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6页。
[167]民国《江湾里志》卷5，《工业》。
[16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工业》。
[16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170]民国《杨行乡志》卷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实业志·工业》。
[171]民国《月浦里志》卷5，《工业》。
[172]《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173]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74]徐新吾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17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84页。
[176]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0页。
[177]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0、231页。
[178]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84页。
[179]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18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770页。
[181]《南汇织袜业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1期。
[182]穆家修等编：《穆藕初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183]《南汇织袜业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1号。
[18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18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579页。
[186]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第9页。
[18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743页。
[188]王绍猷：《九峰三泖话松江》，《农业周刊》第4卷第9期（1935年3月）。
[189]刘克祥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0页。
[190]《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2月15日），“汇闻”，第3页。
[191]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19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193]柴志光等：《浦东名人书简百通》，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73页。
[194]民国《七团乡小志》，《沙泥码头》。
[195]高红霞、贾玲：《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帮”》，《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20、22页。
[196]冯学文主编：《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197]民国《川沙县志》卷首，“导言”。
[198]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199]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4，《物产》。
[20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646页。
[201]刘克祥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页。
[202]刘克祥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1070页。
[203]曹博如：《发展太湖沿岸农村副业的研究》，《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20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01、702、703页。
[20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15、516页。
[206]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16、517页。
[207]《挣扎在“花边”圈里的浒浦妇女》，《妇女生活》（1935年）第1卷第4期。
[20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86页。
[20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18页。
[21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118页。
[21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53页。
[212]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概览（1935年5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92页。
[21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750页。
[214]容庵：《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征文节录：无锡（江苏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期（1927年8月25日）。
[215]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2、234页。
[216]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17]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4页。
[21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55页。
[219]段荫寿：《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2752页。
[22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54页。
[22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4、235页。
[222]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153页。
[223]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35页。原编者注：蝴蝶牌袜机系上海求兴机器厂出品，牡丹牌袜机系上海振兴机器厂出品。
[224]罗正：《平湖妇女的生活》，《申报》1937年5月1日。
[22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539页。
[226]滕惟训：《草帽出口的历史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第6册，第242页。
[227]滕惟训：《草帽出口的历史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第6册，第243、244页。
[228]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2册，《物产·特产下·草帽》。
[229]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2册，《物产·特产下·草帽》。
[230]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浙江沿海各县草帽业》，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1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231]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368、369、371页。
[23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233]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第7册，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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