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灌溉在无锡：1930年以后的机器工业发展

内燃机的产销，直接推动了诸如机器抽水机等新型农机具的应用，在地处水网地带的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尤为明显。据1928年的记载：“今者太湖流域，机械灌溉已甚流行。考其由来，则当五六年前，上海之机器行商沿沪宁线各处，推销引擎抽水机用于农事，问津者极鲜，旋在常州、无锡等处售去数具，试用之下，功效甚著。”具体而言：

常州一带之田，皆赖运河以资灌溉，通例自运河起水，注于漕河，再由漕河分灌各田，运河低于漕河可二三丈，漕河低于稻田者数尺至十余尺不等。每年插秧之期，每亩灌水须用人力一工半至二工，计工资四角至六角。待插秧后以至成熟，尚须加水四五次以至十余次不等，随雨水之多寡而异。但每次所加，不如前次之多，约二、三寸即足，每亩每次约须人力半工。综上计算，一亩之田，昔由人力灌溉者，其费用即在雨旸时若之年，亦须在二元以上，一遇亢旱，费用增至四五元，而犹难期全获焉。无锡情形，与常州相似。稻田需水，仰给于漕河，漕河干涸，仰给于运河，各漕河狭小而短，资以灌溉之田，自一、二百亩以至千余亩不等。雨后漕河积水，农人踏车，便能取水。迨漕河告罄，须先设车，自运河起水，暂贮漕河，然后车灌田中，费用与常境不甚悬殊。^[77]

费用省、效率又高的引擎抽水机在当地一经试用，很快就打开销路，“自新式机械流行后，自运河起水多改用帮浦，满贮漕河，由各农户任意车取。机械为公司或农社所置备，取费按每亩计算，每年每亩约二元”。因为有市场，农户也有需求，且单靠他们个体的力量难以置办机械，当地便有人集资并预收农民灌水定金“组成公司，专以包灌稻田为业”。这类专业的灌溉公司：

凡着手之始，即向农户分头接洽，取得溉田定洋。然后采办机械，从事灌溉。此项公司，大率事简利厚，例如包灌稻田一千余亩，即可收入定洋千余元，以之置备小引擎离心抽水机管子零件等等，不敷无几矣。嗣后一面灌水，一面陆续向农户收款，其进出相抵，不敷者无几。至于第二年，除开销外，偿清购机余数，尚有余利，而机械之成本，则已完全赚得矣。

针对江南水网地带的地理特点，其运营方式贴近小农的需求，灵活便捷，“引擎帮浦大都装于河旁岸上，然亦可装于船中，如所灌之田聚在一处，自将机械装设岸上为佳，如田散处各地而有水道可通，则将机械设在船上游行灌溉，甚属便利”^[78]。如“无锡地方经营灌溉的商人、富农等，都将引擎帮浦装在木船上，以便流动，乡间称谓‘机船’。每只机船一般备有12匹马力柴油机连帮浦米车一套，约需1200元，木船约需400元。这些经营‘机船’的大都只凑集很少资金，或根本没有资金，资金来源系先向农民预收部分打水费，再向上海购买帮浦，先付少数货款，余款拖拖欠欠，待下半年才能结清”。1931年左右，无锡一带装置柴油引擎抽水机经营灌溉业务的“机船”，约有二三百艘。其承包农户的灌溉，为期约5个月，至一季稻熟时止。每艘船大都装有12匹或20匹马力引擎及8英寸帮浦各一具，可承包六七百亩，每亩每年收灌溉费一元多。^[79]当地的农业生产亦有改进，1930年的《无锡年鉴》载：“近来利用机器戽水，一熟之田可以种麦，而蒲田亦可种稻。”^[80]此前，无锡东北“怀上、怀下各市乡，地势高亢，土亦稍瘠，往岁麦虽丰收，稻乃难熟。自戽水机兴，人力之灌溉易之机力，于是水流上达，乃无远勿届，而高田遂得尽熟，故戽水机对于本邑之农产，其功固未可没也”^[81]。

在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上，就有抽水机的展示，参展各机“每日开机，颇能引起观众之兴味，且虽行驶多日，尚未见有损坏之处，足徵其结构之坚固矣”。其中上海大隆机器厂生产的戽水用内燃机，“在会场内已售去数十具”^[82]。因其市场需求大，上海制造的抽水机在苏南的销路逐渐受到当地制造业的有力竞争，有的工厂只得相应调整产品结构，“1930年以后，无锡的机器厂自造帮浦有很大发展，上海制造的引擎帮浦销路大受打击，新中厂仿造慎昌洋行及怡和洋行进口货式样，制造的城市自流井及矿山用空压机及高压多级抽水机数量逐步增长，销往无锡的引擎帮浦数量日渐减少”^[83]；有的工厂为降低产销成本，还因此从上海迁往苏南。据行业史料载，1930年以后：

无锡、常州的机器工业亦纷纷仿制内燃机和农产品加工机械，如无锡工艺、合众机器厂，常州万盛、厚生机器厂，皆以制造内燃机引擎及帮浦著名。因此在太湖及苏北等地狭小的机械市场上，竞争加剧，内燃机制造重心亦转往无锡，上海制造的内燃机反而日少，制造内燃机较早的俞宝昌机器厂亦于是时从上海迁往无锡。^[84]

这种态势更助推当地农村的机灌业，有当时人忆述其亲友曾集资1000元，“向无锡民生机器厂购得20匹马力柴油引擎一台，10英寸对径抽水机一台，双连碾米机一台，共计价值1000余元，当时仅付400余元，其余价款言明使用以后陆续拔还；另置木船一艘，约五六百元，然后开始营业，承包打水”。他强调：“无锡的‘机船’组织经营，大率如此。迄抗战前夕，无锡城乡一带，共有机船800多艘。”^[85]在少数有电力供应的乡村，则有改用电力马达拖动抽水机者，据1928年的记载，在常州城外，“益以常州戚墅堰震华电气公司之提倡，设立杆线，通电力于四乡，以转动抽水机，农民得此便利，更乐于采用”，但这类乡村为数极少，无电力处全赖内燃机引擎拖动抽水机灌溉农田。^[86]1930年，在江浙沪考察实业的卢作孚记述：“用小的柴油引擎，带动离心力帮（泵）浦，为农田吸水，在江苏尤其是江南特别普遍。我们过无锡、苏、常一带，随时见着一只木船，撑着一根高的水管弯向旁边，都是装的水帮（泵）引擎在里边。而且上海、无锡有好多厂专造水帮（泵）引擎。”^[87]1934年苏南遭遇旱灾，苏州商会先后两次派人赴上海购置抽水机，由商会雇船43艘，每船配载抽水机1台，驶往各乡抗灾^[88]。

在上海郊区农村，亦有这类“机船”的运营。有当时的浦东人忆述：“火油引擎问世后，许多地主富农购备一套，主要用于灌溉，每台3匹引擎拖动5英寸进口4英寸出水的帮浦，每小时约可灌溉六、七亩，一天一夜可解决百余亩土地的用水问题。我家中在浦东川沙种田四十余亩，稻棉各半，曾购用中华厂引擎帮浦灌溉。当时连年干旱，采购引擎帮浦者增多，中华厂经常日夜赶制，常感供不应求。我在这时曾备中华厂出品3匹引擎帮浦3套，分装在3只小船上，一度在浦东经营代客打水。一般情况下，每亩收费五角，天旱时取费达每亩一元多，利润极高。因此浦东一带拥有数十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富农，都纷纷购买引擎帮浦，以代替人力牛力，也有些富裕中农合伙购买的。”^[89]一位机修工回忆：(www.xing528.com)

我25—26岁时（1930—1931年），使用引擎始较普遍。在浦东大团东西二面，我修理过的引擎就有上海冯瑞泰、陆顺兴、黄德泰、明昌等机器厂的出品，每家有三、五部，俱系老式冲灯6匹马力，亦有大隆、上海等厂出品的3匹马力小引擎踪迹。周浦祝家桥则专销中华厂出品的3匹马力小引擎；奉贤方面，大隆、中华出品的小引擎较多，俱用于灌溉棉田及稻田。棉田灌溉的作用亦大，大团的棉田每亩收籽花一百四五十斤，如在农历五六月间天旱无雨，能及时灌溉二三次，可多收获籽花一二十斤，因此浦东地区使用小引擎帮浦较多。^[90]

在沪杭铁路沿线的嘉善等地，也有抽水机的应用。据当事人记载：“沪杭铁路上的嘉善地方，富农地主雇工耕种较多，采用引擎的也不少。如中华铁工厂的客户之一嘉善沈起超，系退职官僚地主，雇工耕种二百多亩稻田，购用引擎、帮浦、碾米机器，以供灌溉轧米之用。一般购置3匹马力引擎的以自用为主，专门以灌溉为营业的则以购置较大的6匹、9匹马力引擎为多。”而中华铁工厂的引擎，“仿照日本进口式样制造，主要零件‘麦尼朵’（发火器）尚未能制造，一般都购用美国进口的惠可牌，每只需数十元。3匹马力引擎每台售价300元左右。销售地区以上海近郊及江、浙二省的沪宁、沪杭铁路沿线为多”^[91]。

宁波亦有人经营机灌业，1926年1月8日《申报》以“大同农社筹办水利”为题载：“宁波大同农社自创办后，已逾数月，各种园艺如瓢菜等均将发卖。兹闻该社前由沪某洋行购来之机器车水机一架（计银元六百余两），用煤油马达汲水，非常简便省费，故为谋农民之公共利益起见，特定价全年每亩保车水价一元（用牛车每亩每年均约需费二元）。该处一带农民闻已纷纷定保，故该处农业另呈一番气象。”^[92]成书于1936年的《乌青镇志》记述：“近年有戽水机器，其器装置船内，农田遇有水灾或旱干均可用。机器戽水较旧式水车专恃人力者其速倍蓰，各村农无力购置，现仅绍籍人备有二三机代人戽水，价较人工为廉。”^[93]

总的来说，受小农经济拮据和农民实际经济承受能力的制约，抽水机在上海郊区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应用并不普遍，地域范围有限，主要是在那些地势较高亢、人力取水成本较贵的地区；反之，即使在上海郊区仍多沿用传统的人力、畜力或风力取水方式。1923年，美国记者在上海郊县目睹：“苏州河是一条对比强烈的河流，有时十分狭窄，有时几百码宽，形成富饶的三角洲。土地很平坦，四处都是开垦的田地。稻田沿河岸延展，取水的方式很原始，由两名男子或女子用缠着绳子的小圆水桶把水从河里舀到泥池中。一次只能取不超过两夸脱的水，大概一分钟能取六次，一小时又小时地进行着。想一下所需的劳动，首先填满泥池，然后将少量的水注入稻田中，或者填满灌渠来灌溉稻田。”^[94]1933年的调查，南汇县有“机器水车，但用者甚少”；奉贤县，“现有新发明之戽水机、甩稻机等，因购价较贵，农民用之甚少”^[95]。有当年亲身参与抽水机制造和推销的人追述：

如邻近上海的松江、昆山一带，由于田低水平，田与水距离一般仅一、二英寸，农民大都使用范风力或牛力戽水，一台风车仅数十元，费用省，使用柴油机帮浦不合算，因此极少购用。在常州以上地区又因田高水低，田与水距离往往达二三丈，需要较大马力的柴油机帮浦，成本较大，农民无力负担，因此又无法推广。苏北有些地区则水高田低，帮浦大都用于排灌，而小规模的排灌大部用风车代替，大规模的则无力举办，因此购用者亦有限。至于浙江宁波等山地，又因水源不大，田地分散，加上运输不便，无法将引擎帮浦装在船上移动。

他们感叹：“除非有较大的灾害发生，否则帮浦是很少有销路的。”并指出：“帮浦在无锡略有销路，主要由于无锡有充足的水源，有取之不竭的太湖水。其次，无锡的耕田与水源高低差距一般在一丈以上，当地耕牛很少，一向雇用人力戽水。无锡是发展较早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有一定的数量，农村人力较缺，雇工工资较高，特别在农忙时，戽水日夜不息，雇工更为困难。因此，柴油机帮浦出现后，即为农民所乐于接受，帮浦尚有一定限度的市场。”^[96]而在那些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乡村，抽水机的应用则多受冷落，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实地调查，得知前两年村里就有了两台柴油抽水机，但这两台机器并未被村里的农户普遍租用，原因在于使用机器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找不到其他生产性的出路，如租用抽水机，则意味着他们在省力的同时，却额外多了一分开支，这是他们所不愿接受的，于是他们宁可沿用传统的人力或畜力抽水方式^[97]。

在作为新型农机具的抽水机的应用和推广方面的上述史实，较为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近代机器工业引领中国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改革和进步，而自身的发展亦从中受益，同时在其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和单凭其自身之力难以突破的窘境。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有所作为及同时所受到的种种束缚，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