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估算，“在1912—1936年间，中国（包括东北）工厂工业的实际产出，约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24]。成长中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原料需求，给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以很大的促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明显。棉纺织实业家穆藕初记述：“我国棉产向以苏省通、崇、海三属为最，产量多而棉质佳，……上海各厂所用较良之原料，唯通、崇、海三属产品是赖，何年歉收，纺织界不免蒙甚大之影响。”[25]1907年大生第二纱厂在崇明外沙久隆镇开办，1925年该厂有“大小引擎马力一千匹，锭子三万零二百支，男女工人二千余名，每年产出机纱一万七千余箱，除销通、崇、海三境及上海外，亦常销于长江上游各省，历年营业均有盈余，尤以民国六年为最，获利竟达三十二万一千余两”[26]。1934年，通州所产棉花，“大部分供给大生沪方厂商及日商”[27]。
以上海为中心的棉纺织厂的兴办，刺激了附近地区的棉花生产，1923年上海所在的江苏省：
棉产地之区域，分布全省各地，就中以通州、太仓、嘉定、常熟、上海与江阴六大区为最有名。先从通州一区而论，该区植产之地，占全州地亩总数十分之六、七，包括南通、崇明、海门等区，合计东西三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员极广，故该区不但为江苏一省出棉之要地，即综全中国产棉之区域计之，亦当首屈一指矣。该区平均产棉之额，约有一百五十万担之多，就中产额之大部，皆为崇明与南通之大生纱厂所吸收，其余则概运至上海销售焉。[28]
一旦棉花滞销，棉农的生计便大受影响，因此他们很期盼与棉纺织厂建立较稳定的供销关系。1933年有人致信银行家周作民，设法在太仓棉区与上海纱厂间牵线搭桥：“兹有恳者，弟家在太仓之璜泾里，濒海沙土宜于墨子棉，近年虽已衰退，而出数甚伙，品种可珍。贵沪行殷君纪常，对太地产花情形甚为熟悉，且与各纱厂金融往来，素富信用。本届敝地秋收，照现在花朵观察，大有丰收之象。而内地金融困难，商号疲敝，难以振拔。弟为桑梓救济农商困难计，拟请先生转知殷君纪常，惠为吾娄设法，倘能觅得一二厂家，在璜泾地方设立办花处，则不唯农民、商行得以救济，即纱厂亦得多收敝乡之墨子花衣，供细纱原料，彼此两有利益。”[29]
1935年的调查统计，在浙江余姚棉花产区，“棉花贸易以周巷为集中市场，当新花上市，各就产棉中心之市镇设庄收买籽棉，若农家自备轧花机，则出售花衣。全县所产棉花，除一部分自用外，余均运销绍兴、杭州、宁波、上海各处，而以宁波为最大销场，其运往外埠之花，亦统由宁波转运。花包普通分大小二种，小包司马秤六十斤，大包一百二十斤，运至宁波每包火车费约四角，航运则二角五分”[30]。浙江萧山、绍兴，“棉花之市价，均以上海姚花价格为标准，所有棉花大都运销上海。区内只有通惠公纱厂一家，全年用棉亦甚有限，绍兴则只有小部分运销宁波。区内花行，大都代理上海厂家收花，绝少独资经营者。所收棉花，全系籽棉，运输出口时，用蒲包包装，连同包皮，每包重量为一百三十斤（市秤），大都经闸口转运上海，亦由经海宁转硖石运上海者”[31]。浙江海盐，“棉花运销，洋棉由汽车运销杭县三友纱厂，中棉由民船运往平湖转沪”。在浙江平湖，“洋棉由汽车运销杭县三友纱厂，中棉由各商店收买，迳由沪商船运上海销售”。[32]浙江上虞：
本县无棉花正式运销机关，于棉花收获之先，由各花行邀集境内秤花中人，议定市价，下乡收买。棉农挑运至指定场所，中人俟积有成数，装运至行家过秤。出售行家，则将棉花晒到相当身分，轧成皮花，装运至宁波或上海等处求售。其棉农出卖之花，则恒视上海市面及棉花之干燥程度为涨落之标准。[33]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忆述，20世纪20年代中叶，该校农科每年经费开支2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向上海工商企业募捐而来。[34]江浙地区的丝业资本家关心和支持蚕种改良，建立了江浙皖丝茧业总公所，后又参加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并对各地蚕桑学校或农学院蚕桑系的蚕种改良给予资助。[35]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为上海法、美、意、日等国丝商会同吾国丝茧公所发起成立……办理江浙皖三省蚕桑改良事宜”[36]。1925年的《中国经济周刊》载，镇江的“大多数育蚕者都是小农，以他们有限的资金和保守思想，很不可能采用新式方法，现在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农民采用南京蚕桑学校和蚕桑实验场培育的改良蚕种”[37]。
上海工商界人士郁怀智，“尝购桑秧数千株及美棉种子，劝令乡民种植，为提倡实业之先锋”[38]。嘉定县娄塘镇的印有模，幼时随父亲在上海日新盛布号习商，后经营近代棉纺织业。为了提高纱布质量，改进棉花品种，他赴欧美考察后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免费分发给家乡农民，并且聘请专家下乡指导。成功引种美棉，提高了他的纱布质量，也改进了家乡的植棉业，惠及四方乡民。[39]1936年刊印的上海浦东《二区旧五团乡志》载：“团地濒海，多数种棉，向以根密主义，年收每亩至多六七十斤。近自傅雪堂改良宜稀不宜密之种法（密则根多茎短，铃结较小，朵以钱计，遇雨易烂。稀则节外生枝，铃结较大，朵以两计，遇雨不烂），逢熟年每亩可收一二百斤，价值每斤四五百文，农家赖以起家。”[40]
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棉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惟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于制胜。”[41]为此，他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而改良棉质又包括两项内容：“一为改良华棉，采用选种、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年求进，不厌不倦以改良之；一为移植美棉，选取合于我国天气地质之美国棉种，注意严格选种，以及治地、疏栽、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步培育以发达之。”[42]
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又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6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推举郁屏翰为社长，穆藕初为书记，并制定了中华植棉改良社简章。简章指出：“本社以联络振兴内国棉产之同志，交换知识，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43](www.xing528.com)
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44]穆藕初还亲赴浦东各地演讲植棉方法，[45]听者踊跃。1915年8月6日《申报》载，穆藕初赴浦东三林塘作题为“农作改良问题”的演讲，“听讲者虽值天雨，亦颇拥挤。可见浦东乡间风气渐开，农民已知所竞进矣”。他的这些努力初见成效，1918年8月27日《申报》以“松江试种美棉之成绩》报道：“本年春间，金山植棉专家张寄畦君，向沪上创办植棉场之穆藕初君处分得美棉种子若干，归而试种。辟地数亩，以其所余分给乡人。讵乡人富于保守性，无改良之心，恐受异种不合土性之损失，均不敢轻于尝试，故仅张君一人试种。现此棉非常发达，身长干粗，平均有花四十五朵，结实二十余枚，大似鸡子叶，如桐叶，预计获利必多，向之目笑腹诽者，至此无不称美，参观者日必数起。”有学者指出，穆藕初和中华植棉改良社的努力，使中国的原棉产量大增，为上海以及本国的纺织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46]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锡蚕桑业受上海缫丝工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及其对原料茧需求的刺激，颇具规模，几乎村村种桑养蚕。据1913年江苏省实业厅《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的统计，无锡农业户数为142134户，其中养蚕户就有142005户，约占前者的近100%。无锡成为上海丝厂重要的蚕茧供应地，并促使当地机器缫丝厂的兴办。自1904年周舜卿在东埒开办裕昌丝厂始，陆续有新办者，其间有停业者，但至1930年仍存有48家，其中不少源自于上海资本的直接投资创办或参股。[47]
1912年创办于杭州的纬成丝织股份有限公司，产销不断扩大。1920年在嘉兴筹建裕嘉分厂，设力织、缫丝二部。1923年，又先后在上海筹建裕通织绸厂和大昌染炼厂，并设立上海总发行所，负责经营公司产品的内外销业务，由此成为拥有包括杭州总厂、嘉兴分厂、上海分厂及总发行所在内的颇具规模的丝绸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丝织原料即蚕茧质量欠佳直接影响丝织品的质量和销路，引起企业经营者的重视，从帮助和指导农户改良育蚕制种等环节入手，加以改进。相关史料载，该公司“除扩充机织外，并以所用土丝纤度不匀，未免损及织品，遂有收茧缫丝之举，同时劝导民间改良蚕桑，并亲自育蚕制种广为提倡，行之数年，成效颇著”。企业的发展更添助力，“用丝问题解决以后，所出织品更胜于前，以后制丝方面逐年扩张，生丝自用有余，兼销海外”[48]。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1903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制丝技术。回国后，学以致用，先是在吴江县震泽镇进行土丝改良，举办制丝传习所，研制了木制足踏丝车。至1928年，改良丝车有92部，改良丝的售价可比土丝高出三分之一。她忆述：“教养蚕的人家缫丝，九十几家呢，每家一部车，缫丝车是每家要木匠做的。缫出的丝打成包，日本式的包，是我学来推广的。”之后是去上海推销，“上海人不认识，到上海怎么办呢？我们住在旅馆里，翻电话簿里的绸厂。第一个是美亚绸厂，绸厂见丝好，就很起劲，所有丝价钱都要高出三分之一，农民高兴得很”[49]。1928年的统计载：“丝厂之原料纯为蚕茧。每年于蚕事告竣之时，沪上各丝厂及专营茧业之商人，纷纷派员至江、浙、皖三省内地，租厂收茧。其产地以江浙两省为多，皖省次之。江苏产茧之地以无锡、常州、江阴三县为最，其他如溧阳、金坛、宜兴、常熟、丹阳等处次之。浙江产茧之地以杭州、嘉兴、湖州、海宁、萧山、嵊县、新昌为最，平湖、崇德、诸暨、余杭、临安等县次之。”其中，“上海各丝厂所用之原料，以苏产为最多，普通年岁约有干茧十四五万担，浙江10万担之谱，安徽1万数千担。此外山东、湖北等处，每年亦各有3000—4000担。”[50]
自城乡手工织布业采用日式脚踏布机后，上海的一些铁工厂即开始仿造，业务忙时，曾日夜开工，“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这些铁木织布机，“初期销路以上海为多，后销至江浙两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51]，引领了这些地区城乡手工织布业的技术进步。
依托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也有一些原籍市郊的民间资本工商界人士相继在家乡投资创办近代企业，在自身赢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家乡的民生和经济发展。出生于南汇周浦镇的赵楚惟，幼年卒业于南汇县学。后就读于湖南岳阳书院。回沪后，弃文经商。1901年始，任上海丰裕官银号帮办及上海海关道候补道员。1905年，游历日本及俄国东部，考察银行、航运及工商业。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参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活动。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发展实业，于1914年创办周浦大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周浦从此有了电力供应。南汇县坦直乡的胡簋铭，后迁居周浦，其父胡可贞在日本神户经商。1912年胡簋铭中学肄业后曾去日本学习实业，回国后先后在南汇的坦直、新场开办安定袜厂和昌华碾米厂。1929年，胡簋铭参与筹备中华火柴公司，并就任周浦中华火柴厂厂长，经营10余年，至1937年已是沪郊名厂之一。[52]祖籍奉贤的蒋燕生，“民国初年开设轧花厂，为鲁汇诸厂之先，并因奉贤县境各项捐税较低，遂于闸港河南购地开办油车及糟坊，先后利用机器振兴鲁汇河南，使成吾奉北境之工业区”[53]。
上海火柴制造业的兴起，带动了郊县诸如手工糊制火柴盒的加工业。民国《奉贤县志稿》载：“乡间因限于器材及原料、资本之不足，故惟有糊盒手工业而少火柴厂。中国于清光绪年间，湖北武昌始有张之洞发起成立火柴公司。未几，上海方面亦接踵而起。民国初年，浦东之周浦亦有火柴工厂，而我奉糊盒工作则始于民国十九年之金汇桥上海大华火柴公司代理发盒部，经理陈木生。自筹备成立后，即租用河西街前振源电灯厂房屋，除雇用糊工三十名外，并每月发盒二百万，以便新近居民糊制。材料之采取，大概从青岛、连云港、温州一带运来之松杉，在厂制造盒片后，即由厂方统筹运输。”[54]
一些在上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对引领家乡农村的经济变革也颇有贡献。无锡新起的周新镇，就是与周舜卿密切相关的。他在上海投资工商业小有成就后，“新辟东埠市约半里长，曰周新镇，招乡民居住，开设典当、茧行、米行、糟坊以及各业，更开丝厂一所，抽丝机八十六座，女工数百人，每年出丝销售上海及出口，利益甚丰”。周舜卿的发迹，带动了无锡东埒一带村民离乡谋求发展，一批人先后进入上海，形成了上海早期的铁行帮。1904年周舜卿在周新镇开办裕昌丝厂后，东埒逐步从一个旧乡村转而成为拥有近代工商业的新兴市镇。无锡的荣巷古镇，则有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建设。他们着手辟市镇、办学校，并修筑了全长9公里的开原路，这是无锡西郊的首条大马路，还修通了开原路至北山钱桥镇的钱荣路，以及开原路至大渲口出湖的支线。其间，荣氏兄弟在荣巷古镇周围建造或拓宽了不少桥梁，其中的宝界桥，是其连接无锡城区的唯一陆路通道。这些路桥建设，直接引领当地乡村走出相对闭塞的状态，融入近代经济的范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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