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集聚及其扩散效应

上海近代工业，总体上自19世纪末开始较快增长。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增均增长率为9.36%，1911年至1925年上升为12.05%；1925年至1936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增速有所减缓，但年均增长率仍有6.53%。^[1]截至1930年的统计，上海仍是各国在华投资的首选地（见表8-1）。^[2]

表8-1　1930年各国在沪投资及占对华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作为工业中心，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见表8-2：

表8-2　20世纪上半叶上海30人以上工厂数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第359页。

再从工业产出考察，据估计，1936年上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余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3]其中很多是棉纺织厂，据1936年底的统计：“上海纺织业分别由日商、华商、英商经营，共有61家工厂，12万职工。稍旧的统计如下：日本30厂，42435人；中国28厂，65639人；英国3厂，13000人，计61厂，121074人。日资工厂占了约一半，职工占了三分之一强。”^[4]

在棉纺织行业，1930年上海一地即占全国纱厂总数的48%。另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对不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22个省市工业企业所作的调查，当时这些省市共有雇佣工人在30人以上的各类工厂2435家，其中有一半以上共1229家集中在上海。又据1935年对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河北、湖南、山西、陕西等省及北平、天津、威海卫、青岛、南京、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业调查，上述地区共有工业企业6344家、工人52万余人，而其中上海一地就有工厂5418家，工人近30万人，分别占总数的85.4%和57.5%。^[5]

这说明，历经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上海仍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原因之一是，虽然上海并非工业原料产地，但较之当时战乱频仍、军阀横行的内地省份，企业的经营环境明显要好些，因而许多企业主宁可远离原料产地和消费区而将工厂设在上海。如《192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所言：“与过去十年的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内地动乱不宁，那里的工厂经常遭到骚扰。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在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6]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各类工厂3400多家，占上海工厂总数的2/3。^[7]

近代工业投资者之所以青睐上海，还因为以其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首先形成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工业品消费市场，上海又居于商品集散中心，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所说：“上海一埠，于全国商务为总汇，以货物流行为先驱，凡一新出品，勿论外货或国货，未有沪市不销而能通销于各地者。”^[8]刘鸿生亦称：“上海为万商云集之地，水陆交通之区，设厂于是，良有以也。”他强调：“工厂之创立与发展，须适应经济环境之条件。上海工厂之所以较能发展者，因有其经济环境之条件在焉。”这些条件包括：

航轮、铁道二者兼备，且水陆交通之便利，外来货料既易进口，内轮行销又极灵便，此其一。金融流畅，划汇简易，内外国银行林立，集资与借资迅捷，此其二。当地市场广大，本埠行销畅旺，人口密集，仰给自多，供需适合，营业自盛，此其三。工厂与工厂间以及工厂与他业间，多有相扶相依情形，如食物与制罐、制瓶厂，书业、印刷业与造纸厂，上海各业较内地发达，工厂亦多，此其四。外侨商业茂盛，吸收外资较易，因之行销外国亦较畅便，此其五。^[9](www.xing528.com)

而刘鸿生概括的上述有利条件，是当时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城市所难以提供的。

上海的航运、贸易和工业中心地位，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助于周边地区工业的发生发展。据对1840年至1927年历年所设中国资本民用工业、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的地区分类统计，“发现在（棉）纺织、染织、丝织、其他纺织、缫丝、面粉、水电、航运等行业中，江浙两省企业数的相加，一般都能比较接近上海企业总数，三者相加最高可占全国的三分之二”^[10]。

无锡缫丝业的设备更新，也得助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永泰丝厂淘汰老式坐缫丝车，由上海环球铁工厂承接，改用日本式立缫车；该铁工厂后又与无锡合众铁厂携手，承担瑞纶丝厂改用立缫车的设备改造业务。^[11]生丝出口贸易的扩大及近代缫丝技术的传入，促使无锡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又一个机器缫丝集中产地，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无锡作为苏南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已初露端倪。此后，无锡缫丝工业发展增速。无锡靠近太湖，太湖沿岸的苏州、宜兴、江阴、吴江、常州、金坛等县盛产蚕茧，生丝原料充足。太湖水质良好，适合缫丝需要，附近农村又有富于手工缫丝经验的农民，一经训练，便可成为机械缫丝的工人，工资又较上海低。此外，在税捐方面，如把缫制100斤生丝所用蚕茧运往上海，共需交税约55.39两，而把该批蚕茧在无锡缫成生丝运往上海，只需交税约38.46两。无锡丝厂又接近茧区，能比上海丝厂早15至30天收茧缫丝。把蚕丝缫成生丝运沪出口，比把原料茧直接运沪缫丝出口费用要低。据估计，无锡每担厂丝的成本比上海的厂丝便宜30两。因此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无锡地区整个蚕丝业已发展到10多个行业：栽桑业、蚕种制造业、购茧干燥业（茧行）、生丝制造业（丝厂）、桑苗买卖业、蚕种买卖业、茧丝保管业、屑茧丝加工业、屑茧丝买卖业、蚕丝金融业等。^[12]

时人记述：“无锡缫丝业是雄冠江苏省的轻工业之一，差不多占苏、浙、皖边界产丝区所有缫丝厂的十分之五强，它的原料的采集占了上述地区全部生产量的十分之六强，原料采集机构——茧行，像神经似的伸展到苏、浙、皖边界的穷乡僻壤，为它服务的劳力单位，也差不多占无锡全盛时代十万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七。”^[13]1935年的《无锡概览》称：其“东有世界重要商埠之上海，运河、铁路横贯全县，锡澄、锡沪、锡宜等公路亦会辏于此。交通发达，运输便捷，商业旺盛，工厂林立，近年社会状况盖已渐离农村经济之阶段，而入于工商经济之阶段矣。迩岁强壮农民颇多抛离乡村，群趋城市或上海，舍农就工”^[1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无锡“向有‘小上海’之称”^[15]。

在苏南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上海先进工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扩散效应，并不仅见于缫丝业。常州厚生机器厂的工部领班蔡世生、翻砂部领班周梅卿、木模部邬姓领班，都来自上海求新机器厂。^[16]1924年，曾在上海外商纱厂就职或实习的楼秋泉、余钟祥，去无锡申新三厂出任技术员，从事管理和技术改革，他们从设备运转到保养，从管理到技术，作了多方面的改革，收到良好成效；1925年，在原上海大中华纱厂技师汪孚礼的主持下，无锡申新三厂的企业管理制度又有新的改进。^[17]

可见近代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要集聚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把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技和技术人才扩散到周边地区，推动其工业的发生发展。无锡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纺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杨宗瀚家族的棉纺集团，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等资本集团的创始人，以及其他著名企业的创办人，如振新纱厂的荣瑞馨、豫康纱厂的薛宝润、振艺丝厂的许稻荪、源康丝厂的祝大椿、惠元粉厂的贝润生等人，都先是在上海发迹，开阔了眼界，然后才回到无锡创办新式工业。无锡的棉纺厂、面粉厂大部分为无锡籍上海资本家创办，1896年至1930年，由上海资本家在无锡创办的丝厂达17家。常州最有影响的企业大成纱厂的前身大纶，其最大的股东是长期在沪经商的刘伯青，其他股东多为上海工商业主。1925年大纶改组，设总公司于上海，采用董事制，推顾吉生为常务董事，“驻上海主持大计”。1929年刘国钧接盘大纶改为大成，同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刘靖基常驻上海负责，“每周回来一次，交流常州、上海两地情况”。其他重要企业，如厚生机器厂的创办、发展，得益于上海求新机器厂的技术支持；戚墅堰震华电气机械制造厂的创办资本，则主要来自上海。^[18]

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自19世纪末决意致力于实业救国后，就对自己的实业建设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方面他并不因为南通当时相对的落后就气馁，而是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和投资开发苏北沿海沉寂已久的大片滩涂地，积极倡导和着力推动植棉业，包括在中国开风气之先，创办了第一家新式农垦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与此相联系，又筹资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主干的一批近代企业，构成了自成体系和颇具规模的大生集团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家乡近代化进程有大贡献的“南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张謇立足南通，但不拘泥于南通，而是充分注意并利用同处长江三角洲、隔江相望的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的迅速崛起对建设南通所带来的诸有利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大生集团及南通的发展。

张謇的实业建设对南通与上海关系的处理，可以概括为“前店后工场”的基本架构。要言之，张謇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首位型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利用和发挥这些优势，用以催生和推动他在南通诸多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取得显著成效。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1907年改称大生沪事务所。1913年以前，大生沪所的主要业务是采办物料，购运原料。1913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连年盈余，大生沪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业务项目不断增加。当时上海银钱业纷纷向沪所提供信贷，送往来折给沪所的钱庄达105家。大生系统各企业凭借银钱业的信贷，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扩张，所属企业单位大小有数十家之多。沪所营业范围随之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南通绣织局的绣织品和发网远销美国纽约，复兴面厂的二号面粉运销日本。这些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都由沪所办理。大生沪事务所是大生企业集团驻上海的办事机构，更是其管理中枢，承担着采办原料、购买机器、筹集资金、销售产品等项业务，如1930年《大生纺织公司驻沪事务所办事细则》载，其负责人职掌如下：“（一）关于筹调金融事项；（二）关于观察市面盈虚消长，确定营业方针事项；（三）关于买卖花纱布匹及订购大宗机件、煤料事项；（四）关于上海对外交涉事项；（五）关于官商股东咨商事项；（六）关于开会应行报告事项。”^[19]直至1923年，与无锡相比，大生纺织系统在纱厂规模、资本额及全系统总资本方面，仍高于申、茂、福系统。^[20]

截至1937年，苏南的近代工业主要分布在沪宁铁路沿线，尤其是苏州（吴县）、无锡、常州（武进）、镇江、南京。这一地带是江苏也是全国棉纺织业、丝绸业、粮食加工业及机器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集中了江苏全省工业投资额的75%和工业总产值的79%，其中包括全省轻工业三大行业中棉纺业总产值的64%、缫丝业总产值的100%、面粉业总产值的71.5%。江苏近代工业较为集中的另一地区，是以南通为中心，北自扬州，南至启东、海门一带的同处长江三角洲的长江北岸区域。主要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占江苏全省棉纺织工业总产值的36%，面粉工业总产值的8.9%。江苏其他地区的工业极为薄弱，投资额只占全省的2%，产值只占全省的3%。^[21]

长江三角洲浙江地域的近代工业起步稍晚，但同样得益于上海的集聚扩散效应。杭州的近代工业，要到民国初年才有较明显的起色，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蒋梦麟在杭州目睹：“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22]有学者指出，早期杭州的不少工厂都起源于上海，其中有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六一织造厂、华丰造纸厂等；有些是由上海的企业注入资金，成为其下属企业，如1929年上海三友实业社合并了杭州通益公纱厂改称三友实业社杭厂，1934年杭州光华火柴厂被刘鸿生的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等。同时，杭州的一些厂家如著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等，纷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门市部，推销自己的产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