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其中有很多是外侨。以在沪美国人为例，“美国移民在上海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因为大多数商业买卖都通过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在1920年前的5年里上升了72%，到1920年达到3000人，1925年大约有4000人”[93]。适应这种变化，一批蔬菜产地在上海近郊陆续形成。“近乡农民，辄以所种蔬菜售之租界，所入较丰。”[94]
1924年上海县的农村调查载：“杨思乡新创蔬菜种植场一处，由穆湘瑶、葛敬中二君发起，资本定额二万元，已租地一百八十余亩，将来拟扩充至三百余亩。现有职员三人，农夫四十余人，专种蔬菜、花卉，用人工淡（氮——引者注）肥，深合西人改良之法。”[95]《1922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称：
江苏一省显然可划分为若干农业产区。江北地区自然形成三个产区，即徐州、邳州、海州三地生产杂粮；泰兴、阜宁以东地区几乎全部产棉；淮安、兴化、高邮、扬州各县产米。在江南地区，南京、苏皖边境、常熟、崇明以及青浦、松江至金山一带是产米区；太仓、嘉定、上海、南汇及枫泾是产棉区；蚕丝是江苏南部中心地区的主要行业，产区西起丹阳、金坛，东至昆山，北以长江为界，南达太湖及浙江省边境。以上如米、棉、蚕丝仅是这一富饶省份的主要农产品，其他较次要的农产品还很多。如全省种芝麻的土地约有50余万亩，每亩年产100多斤。另一获利较多的农产品是菜园生产的蔬菜，各种蔬菜在人口稠密的上海市场十分畅销，近年来曾采用多种外国菜种，生产的蔬菜质量很好。[96]
宝山彭浦镇，“距上海市仅9里之遥，故农村中所经营者，大多数为蔬菜、花卉二业。蔬菜种类为小白菜、甘蓝、洋葱、菠菜、芹菜、蒿菜、苋菜、莴苣、黄芽菜等，每亩收入可得八九十元。花卉分草本与木本二类：木本如牡丹、腊梅、桂花、代代花、玉兰、桃、梅、月季、玫瑰等；草本如石芍、洋绣球、菊花、蝴蝶花、万年青等，每亩收入在百元以上。营花卉业者，皆以卖鲜花为目的，其出售方法，有直送上海市场者，有花贩前赴该地收买转售者”。上海西南郊的曹行，“果树有梅园2所，一在曹行镇，为镇人曹同庐所经营，占地20亩，创办仅及2年，梅树约五六百株，苗木则由上海新新公司购来。一在沙沟桥，乃华泾人吴树基所经营，名曰效生园，栽植已有五六年，果实未摘，不易向荣。全园占地亦20余亩，树亦五六百株，苗木购自沪上，皆用新法栽植，对于整枝、剪枝、施肥诸法，颇为注意”。[97]南汇县，“北蔡一带园艺极多，一亩所值，收获一次有值至八九百金者，平均一亩一年获利亦在百元以上，故以种圃起家者颇不乏人”[98]。1935年，一位在沪的外国人记述：“上海市场，这个得养活华人庞大人口的食品市场，它的最大货源是周边农村许许多多的中国小型菜田，这里也栽培了一些外国品种。”[99]
这类纯商业性的生产活动，无论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经营时间的长短，都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如1915年广东商人杨宴堂：
在江湾地方租地六十余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亲自督工三个月，合计获得净靛三十余筒，每筒一百二十斤，试用与舶来品相埒，现照市价每筒可售银三十余两，比种（棉）花、稻可得二倍之利。本年（指1916年——引者注）杨君仍在该处租地二百余亩，极力扩充。[100]
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101]1928年在该县大场的调查：“年来沪上蔬菜供不应求，农民每于村旁篱角栽植甘蓝及甜菜之类，运沪贩卖，藉增收入。”[102]宝山县蔬菜“出产较多者，如城市之塌菜、青菜，罗店之瓜茄，杨行、月浦之红白罗卜，刘行、广福之韭菜、韭芽，江湾之马铃薯，真如之洋葱头，彭浦之卷心菜以及洋种菜蔬，均甚著名者”。[103]上海县：“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104]一些新鲜蔬菜主要销往香港，其中崇明白菜是冬令的传统出口商品；咸菜也是销往香港的传统商品，是以上海郊县所产雪里红腌制；大蒜头是嘉定县所产，专销南洋各地。[105]
这方面的发展势头是醒目的，大片土地已用于蔬菜种植业。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载：“本区农产主要品，向以棉、稻、麦、豆为大宗。今（时为1929年——引者注）区之东南境应沪地需要，多改艺园蔬矣，老于此道者，类能起家立业。考其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之丰，固优于棉、稻、麦、豆也。”[106]毗连上海的彭浦，“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除潭子湾、中兴路、永兴路一带为工厂区域外，余为农地。镇北为作物栽种区，约占全区耕地4/10。镇南为蔬菜区，约占耕地之半。镇之西南部为花卉栽种区，约占10%。旷地极少，即墓旁亦均有栽种者，以蔬菜利息优厚，不忍使其荒芜也”[107]。
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记载：“沪南、闸北二区，完全为蔬菜栽培区域。法华、洋泾、彭浦、塘桥、真茹（今称“真如”——引者注）、杨思、引翔、江湾等区，蔬菜栽培区域居耕地面积20%左右。其他如漕泾、莘庄、三林等三区，本为棉、稻等作物耕种区域，近来亦相率改种蔬菜，以期获利较厚，盖农业上有渐趋集约之势也。”其中，“园艺以沪南区小木桥一带、漕泾区之龙华附近所产水蜜桃，杨思区之玫瑰，闵行区之甜瓜、西瓜为最著名。彭浦、漕泾二区经营鲜花事业，亦有成效。其他浦西、沪北一带，浦东沿浦一带，栽培蔬菜范围颇广，率皆供给上海市民之需”。[108]一些菜农着眼于市场需求安排种植品种，并有采用温室栽培者，如毗邻法租界的沪南区：
蔬菜种类繁多，四季不同，惟菠菜、青菜、葱、韭等四时皆有。余如甘蓝，农户大都争种之。金花菜，花黄叶细，脆嫩可口，为市上时品之一。春季之蒿苣，夏天之瓜果，尤为特色。且备有温室温床等，故物品可以早出，而价值亦可高昂。花卉产额，占全收量1/3。每户农家采取新种，勤于栽培，其利较种蔬菜者尤厚。[109]
在法华区：
蔬菜有金丝芥、塌苦菜、芸苔、白菜、雪里红、苋菜、菠菜、茄子、甘蓝、辣椒、芹菜、莱菔、慈菇、葱及各种瓜类等，种类繁多，且经营者有温室温床之设备，盖地近上海，蔬菜行销极多，业此者获利较厚故耳。
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在浦东杨思区：
新桥附近办有农场1所，系集股经营，面积约180余亩，专植结球甘蓝、莴苣、番茄、草莓、黄蜀葵等，出品尚佳，价格亦昂，多供闸北一带外侨食用之需。该场设有温床百座，技师、管理各1人，雇工20余名。[110]
民国以后，真如曾有多家农场创办，可见表7-2：
表7-2 真如新办农场概况（1918—1926）
资料来源：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志·农业》。
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资料载，宝山县江湾乡，原本“产物以棉、稻为大宗，豆、麦副之，自马路开辟以来，实业家纷纷在南境建厂，近则迤至走马塘南，一般年轻男女咸入厂工作而弃其业农生活，即操故业者亦舍棉、稻而植本洋蔬菜，盖获利较丰焉”；彭浦乡，“农产物向以禾棉菽麦为大宗，今则南部各地为应社会之需要，都植菜蔬，至禾棉菽麦，乡僻处间或栽植，亦绝无仅有矣。其从事树艺花卉者，大率讲求栽移秀接，按时销售，以营业为主体”。[111]
上海近郊用于菜蔬园艺的这些土地的租金，也明显高于其他农田。1933年的《宝山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表》载：“宝山耕地，十之六七皆种棉花，此种情况已非朝夕。近年以花田利轻，多改种园艺。于是菜蔬、花卉、果木等园圃一时颇盛，同时田租亦急剧增高。据当地人称：园田（菜、花、果）租金，较普通租田高出百分之五十至一百五十。”[112]1930年对上海市140户农家的调查载：“纳金租制，特盛于上海，占调查佃租农户95%，因上海人口繁多，附近田园早已形成园艺地带，工商交盛，而工艺用农作物，往往较食用作物而上之。”其租佃方式，多采用先收租金而后耕种，因事先约定并收取的租金与该田地最终收获物的价值并无直接联系，佃户生产和经营往往更为用力，“以租金之有限制，苟农产丰收，除纳租金外，地主无额外分润，其租金虽不时增加，然终较分益之依一定比例而具有弹性者为有利，故一般佃户多乐于承受此种租制”，同时“厚施肥料，勤劳工作，以冀其丰收”。其租金高低，则与距离市场之远近相关，“例如浦西之彭浦、引翔、蒲淞等区，田地环近市场，故租金特高；而浦东之塘桥，田租之高为上海冠；其南之杨思，北之洋泾、陆行等，租金亦颇高，盖以交通特便，村镇繁盛之故。浦西之吴淞，情形亦与此相同，此皆以便于从事园艺经营，而高于一般耕作地耳”[113]。另据1933年对宝山县的农村经济调查：
宝山较大的田主，均经商沪上及湘鄂一带，货币之需要愈形迫切，于是农民土地上之资金，随田租之增高（1922年以后，十年内平均增加二分之一，近上海之大场、杨行等乡之商品作物地，有十年内增高一、二倍者），日见加剧的脱离农业范围而流于商品市场；更以商业兼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向农民包种或收买商品作物（如月浦城厢一带，新近有沪地商人向农民包种番茄、洋山芋、洋葱以及桃树等作物。此种事实，罗店、大场、杨行等乡，亦数见不鲜。此外，包种美棉或就地预收农产等情，更所在皆是。营此者十之八九，皆本地大小田主而参加市场经营者）。[114]
为了更多地盈利，有人构建了直销渠道，并扩大生产规模。1934年的资料载，嘉定县黄渡的地主，“有很多自己在上海设立菜行，这样非单自己土地上的生产品可以增多收入，还可以利用土著的势力，强行贱价收买佃农的东西而行销到上海，在他们是一举两得。最近有几个地主扩大经营，雇用了许多长工、短工，经营大块的农场，……原因是上海人口稠密，蔬菜的销量很大”[115]。1935年编纂的《上海市年鉴》在《农业》一栏中概述：“农田生产向以棉、稻为大宗，惟因市场之影响，栽培状况不免稍有变更。距市近者，因地价渐趋昂贵，栽植普通农产获利甚微，近来大都为园艺作物之经营，或更兼营畜产，藉增收入。其离市较远者，因交通不便，园艺产品之运输困难，故仍从事于棉、稻、豆、麦等作物之栽培。”[116]1936年的《上海市年鉴》载：“本市人口众多，蔬菜消费之量极巨，总计全市种植蔬菜之园地，约占全面积百分之四以上，其盛可知。”[117]
上海近郊的畜牧养殖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民国《法华乡志》载：“蜂有数种，能酿蜜者为蜜蜂，收而养之，获利甚溥。吾乡戚秀甫在虹桥路建养蜂室，得红蜂一种，为东亚全洲所无，其创制之蜂箱灵巧无匹，培养方法经验极深，可谓养蜂专家，成效卓著。”[118]1912年在宝山县杨行乡，“马君武暨周姓选购意大利种，多用新法，如蜂箱之形式，以及饲育、调护、采蜜、制蜡各法，仍照科学研究，每年蜜蜡产额约可一百余担”[119]。1916年陈宗源在上海县莘庄创办的莼种园养蜂场：
蜂种为意大利产，购自美国，定买6箱，到沪仅剩4箱，现（时为1928年——引者注）已分有360余箱，内土蜂亦有10余箱，以出卖蜂种为目的，酿蜜为附属品（作试验改良之用）。场凡四处，莘庄为第一分场，浙江嘉兴之濮院为第二分场，泰兴县为第三分场，杭州之塘栖为第四分场。每场固定饲养10余箱，余均转地饲养，视各地植物之开花期而移动。春季运至莘庄，以其有芸苔、紫云英等花之可采也。夏季则移至濮院，因该处富有乌桕花也。秋季运至泰兴，利其荞麦花之多也。冬季则运至塘栖，以枇杷、梅等正在开放也。春季所得之蜜，每桶约40斤。意大利种所产之蜜，每磅值洋1元左右。蜂种出售，每箱15元（每箱5筐）。蜂之繁殖，每年平均为一至三倍。[120]
1924年在宝山县的农村调查载：“年来附近上海一带，畜牧公司林立，乳牛及养鸡者日多一日。最著者有殷行之陈森记畜牧场，专销售牛乳，营业极发达；彭浦之江南养鸡场，资本三万元，所养鸡类多外国种，一切设备均仿新法，所出鸡蛋为数不少。此外尚有养蜂事业，亦颇足称述，杨行一区岁出蜂蜜约一百担以上；罗店勤益果园，亦兼养蜂。”[121]此前的1917年，吴新民“在松江组织了一个亨达养蜂公司，这个事业很有成就，该公司正向邻县金山发展业务”。1926年，“上海附近最近开设了一家青青养蜂场，地点在距上海数里的真如，将以新式方法从事大规模经营，其营业处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北京路新庆余里”[122]。
1928年高伯俊在真如创办高氏农场，占地10余亩，经营洋种鸡和蜜蜂的养殖[123]。同一时期，宝山县“在城市各沙有专行养鸭者，年约数万，供沪上各菜馆之用。此外有养鸡场及养蜂场多处”[124]。
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显示：“畜产一项，如塘桥区之孵鸡坊，陆行区之养鸭，杨行区之养蜂，洋泾区之养猪，事业颇大，成绩亦著。其他或组织养殖公司，或个人经营不一而足，而以莘庄区之莼种园、养蜂场及塘桥区之牛奶厂为最有成效。江湾区之养鸡坊，法华、彭浦二区之牛奶厂，或范围过小，或受外人牵制，畜产经营颇多阻碍。”[125]1935年，一位在沪的外国人记述：“对于上海市民来说，食品类企业发展最为显著的是，牛奶棚的大量增加以及牛奶棚条件的改善。从1925年到1935年3月1日，牛奶棚的数量由十来家发展到29家；而牛奶生产的质量也在稳步改善，已有10家在A级执照的生产环境中运营，甚至其中两家已获销售生奶的资格。1934年，这类企业饲养奶牛近2386头，产奶约33万磅。”[126]上海近郊的这些新式农场，颇有吸引力。1936年3月15日《蔡元培日记》记述：“晴，偕养友率儿辈并邀施塾师同游江湾。先到羊奶棚（似应为牛奶棚——引者注），约周柏生同往冯焕文之养蜂场。焕文他出，蜂尚未迁出，由其弟子导观安哥拉兔室及意大利鸡场。……又到上海种植园，占地七十余亩，花木颇多，闻是虞洽卿所经营也。”[127]1937年，“上海最大的奶牛场是一个美国企业，拥有400头进口奶牛”[128]。
表7-3 宝山县养鸡场及养蜂场（1925—1928）
资料来源：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农业》。
长江三角洲其他城郊的农副产品商品化进程虽不及上海，但发展趋势是相似的。苏南的农场即垦牧公司，起步于清末，1909年宜兴李逢庆、徐翰淦等集股在当地创办了阳羡垦牧树艺公司，“招股设立资本五万圆，契买民山八千余亩、山田一百余亩，湖㳇沙滩房屋基地十八亩建造总厂，遣客民栽植松、竹、茶、桑等树，兼及播谷莳芋、畜彘牧羊各事。总局附设宜荆商会，分所设湖㳇镇”[129]。此外，则多创办于民国初年至1936年间。其中，镇江“有官僚地主、工商实业家合营的均益、三益、益民等种植场；有教会的农场两所；有旅美华侨回国建立的农场一所”[130]。1919年在丹阳县的实业调查载：“树艺公司有三，曰通益，曰厚生，曰大盛，皆以种桑为主要，虽资本无多，而积极进行，实事求是，尚非徒具空名者可比”[131]。同年在无锡的实业调查载：
私人所办农树场所，共有三处：一在天下市地方，为邹煜熙所办，计地一百三十余亩，大半选种桑树，其余试植果类。一在南延市荡口地方，为华士巽所办，计地四十余亩，分养蜂、养鸡、植树三项，成绩优美。一在太湖边南独山鼋头渚地方，为杨寿楣所办，名曰竣实植果试验场，计地六十余亩，专种水蜜桃、大正桃、美种梨、杏等项，计有八千余棵，浇灌得宜，颇易长发。[132]
清末十年间，浙江省有40多家农垦企业开办。其中杭州有14家，如杭州农桑会1905年集资5万元，在艮山门至钱塘江边拥有土地1000亩，利用荒滩地种植桑麻，养蚕兼业畜牧；杭州畜牧公司，1905年创办，资本5万元，采用日本饲养新法，繁殖牛羊鸡鸭，栽种果树。杭州还建有西城树艺园、柞蚕厂、花圃植物园，规模不大，各有所专。此外，绍兴有7家，宁波5家，温州、严州各3家，湖州、台州各2家，衢州、处州4家。投资较多者，是旅日华侨吴锦堂在杭州开办的浙西农业股份公司，资金30万元。上虞绅商陈春澜、王佐等创办的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丰惠，资金20万元。[133]1908年，在浙江湖州有一家务本公司设立，“董事长和重要董事都是上海商人，该公司计划开垦湖州的荒地”[134]。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农牧公司在浙江嘉兴设有分支机构，当地濮院镇有“上海华绎之公司临时养蜂场，蜂系意大利种，有一百六十箱，每年割蜜二次，共收一百五十余担，运售于上海”[135]。1925年7月15日，《申报》以“甬埠将设大规模之农社”为题报道，宁波人张永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肄业，因所志在农，遂于前年辍学，征求同志，在家研究农业已三年于兹矣。兹闻张永年君已与同志张锦云、石奇孚（皆饶于资），积极协力进行，对于农场一切设施业已筹备就绪，其筹备处设在江北岸生宝桥后三十一号。兹将张君等组织农社之内容略述如下：定名大同农社，资本额定五万元（现只有三万之谱），地址宁波压赛堰，内部区分果木、工艺林、蔬菜、苗圃、畜牧等六区，范围在开始期内六十亩。此六十亩在压赛堰，系张永年君自己之不动产。至其六区大小之分配，日前已请工程师张成（青年会新会所监工）、方刚（甬铁路工程处办事员）二君前去测量分配定当。至其章程及计划书等，现亦均已付印矣”[136]。
民国初年苏州郊外的木渎，“园艺菜蔬在长浜马市一带最伙，遍售城乡”[137]。无锡县的毛村，以经营粉坊作为主要副业，利用当地的蚕豆和绿豆做原料，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行加工，产品运销无锡、上海等城市，同时还可利用下脚料养猪肥田。最初是在1931年由一户富农开始经营，由于获利丰厚，于是经济比较宽裕者相继效仿，至1936年已有9家粉坊，大都雇用长工或短工，进行作坊式的经营。[138]1921年的浙江经济调查载：“园艺作物主要包括蔬菜和果实两类，辖区内的蔬菜主要有白菜、青菜、芥菜等。还有各种瓜类、芋类等。因地理位置、气候等与日本基本相似，所以日本的各类蔬菜在这里几乎都有生产，其栽培大多在城市附近。”享有盛名的“塘栖镇的枇杷，还输送到上海市场上销售”。[139]1935年有人记述：“当奉化水蜜桃成熟之后，装运极旺。盖水蜜桃成熟后，不能耐时，凡运销上海、华北、华南等处，均籍该路（指鄞奉公路——引者注）先运往宁波出口，以其时间经济，于运达上海等处，味尚甘而色尚善也。”[140]在当时的无锡：“园艺事业，近年西南山麓一带，桃、梅果树增植颇多。蔬菜业仅分布于城市附郭，花卉业全城仅十余家，规模均小。畜牧，则城市方面乳用牛之牛奶房，不下二十余处，以惠康农场规模较大，设备亦完善，其余均尚简陋”[141]。当地“农村出产的鱼、虾、猪、羊、鸡、鸭、蔬菜，大都供应到无锡市区，部分供给上海（沿铁路的洛社、石塘湾、新安等地）”[142]。
上海市场的水产品，亦多来自长江三角洲。1936年的统计载：“冰鲜鱼在本市水产品消费中，堪称首屈一指。来源分渔轮捕获及冰鲜鱼船输入两项，而后者之所供给，几多于前者约五倍以上。进出于上海港之冰鲜鱼船，多来自江浙两省沿海，有湖帮、长涂、台州、奉化、镇海等帮，计船有二百余艘。其中，湖帮之六十余艘，殆常年以上海为其营业之根据地。如长涂等帮，平时兼往长江各埠及宁波、杭州等处，仅于沪市鱼类缺少及鱼价昂贵时期，始到沪销售焉。过去一年间，到沪之冰鲜鱼船共计一千九百八十一艘，输入鱼量有五十四万又六百十七担，价值达二百九十七万六千二百七十一元。”[143]据1937年在浙江宁海三门湾的实地调查，当地捕捞的海产品，“除供本地食用外，复销售于宁波、上海及温（州）、台（州）等埠，运销情形可分二类：1.初由渔民售货于渔栈，转由渔栈冰藏入桶运销外埠。若逢鲜鱼过剩，销路不旺，则渔行加工制造，以利储藏而后运销外埠。2.在渔场地点，常有冰鲜舶停泊洋面，坐待渔船捕获物，直接收买鲜鱼，然后驶往甬、沪，以逐早市之利”[144]。此前的1935年，已有复旦大学教职员和校友在三门湾与人合作设立水产养殖场，据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向报界披露：“有本校教职员与已毕业学生，联合当地吴某合作养鱼殖蛏。吴系地主，有地千余亩。今拟百亩，由本校教职员集资五千元从事养殖，做初步试验，俟有成绩再扩充。”[145]
【注释】
[1]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5辑，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2]苗利华：《美孚石油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6页。
[3]［美］玛丽布朗布洛克著，韩邦凯等译：《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页。
[4]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25、326页；苗利华：《美孚石油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45页。
[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8页。
[6]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风俗》。
[7]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8]民国《泗阳县志》卷19，《实业志·商业》。
[9]民国《泰县志稿》卷21，《商业》。
[10]郁达夫：《书塾与学堂》，沈从文等著：《浮云人生（民国大家散文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11]直到1913年以后，英美烟公司等从美国运来烟叶种子至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播种后，中国始有卷烟用的烟叶出产。见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1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148页。
[13]尔冬强主编：《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4]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83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15]郑忠：《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
[16]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79页。
[17]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第63页。
[18]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1册，《物产·烟叶》。
[19]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7、252、253页。
[20]陈祖恩：《抗战前上海日商广告的调适与本地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3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0、131页。
[2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荣家企业史料》，第98、99、100页。
[22]程源编著：《程益泰商号经营史料选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23]周作人：《水乡怀旧》，沈从文等著：《浮云人生（民国大家散文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4]周作人：《水乡怀旧》，沈从文等著：《浮云人生（民国大家散文选）》，第30页。
[25]尔冬强主编：《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26]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1、72页。
[27]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73页。
[28]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371、372页。
[29]《慈溪董圻等致浙路汤总理函》，《四明日报》1910年7月25日。
[30]英文《中国经济周刊》第287期（1926年8月21日），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58、259页。
[3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04页。
[3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31页。
[33]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江苏省总说·物产》。
[34]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物产》。
[35]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物产》。
[36]王鸿飞纂：《双浜小志》（民国稿本）卷1，《市镇》，转引自沈秋农等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53页。
[37]整理棉业筹备处：《最近中国棉业调查录》，1920年编印，第105、109、115、119页。
[38]张丽：《江苏近代植棉业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朝。
[39]（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载之点校：《奉贤县政概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776页。
[40]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社会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41]《江苏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档案精品选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省馆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42]光绪《月浦志》卷9，《风俗志·物产》。
[43]民国《月浦里志》卷5，《实业志·物产》。
[44]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六、农工商业状况》。
[45]《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46]《上海市中心区一百零六户农民生活状况调查录》，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12号（1931年6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543页。
[47]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48]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页。
[49]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8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80页。
[50]民国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载之点校：《奉贤县政概况·特产》，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6页。
[51]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农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0、33、34页。
[52]《金山县鉴（1935）》，《民国上海县鉴汇编·金山县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124页。
[53]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
[54]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1册，《物产·棉花》。
[55]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56]郭华巍主编：《潮落潮起——近代三门湾开发史事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www.xing528.com)
[57]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141、142页。
[58]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页。
[5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8页。
[60]严学熙：《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61]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彭慕兰：《序一》，第4页；万志英：《序二》，第4页。
[62]郑忠：《无锡经济中心形成机理分析——以民国锡沪经济互动关系为中心》（“上海与沿海沿江城市的经济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6月上海）。
[63]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无锡县·物产》。
[64]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65]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年鉴（1930年4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223、225页。
[6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爆发前后江苏省及上海市之制丝工业》，《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第7页。
[6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23页。
[68]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276页。
[69]民国《杨行乡志》卷9，《实业志·农业》。
[70]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
[7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72]《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26、483页。
[73]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2辑）·无锡年鉴（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4]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75]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第173页。
[76]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28、29页。
[77]张蔼龄：《茧市》，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4辑，嘉兴市历史学会等2001年编印。
[78]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1册，《物产·茶叶》。
[79]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80]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21册，《物产·茶叶》。
[81]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浙江之平水茶》（1937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册，第734、735页。
[82]光绪《平望续志》卷1，《风俗》。
[83]民国《六合县续志稿》卷14，《实业志·商类·农产物》。
[84]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无锡年鉴（第二册）》，第34页。
[85]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年》，1932年编印，第20页。
[86]夏秀丽等整理：《中南银行档案资料选编》，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总12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87]庄维民：《中间商与中国近代交易制度的变迁：近代行栈与行栈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4页。
[88]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89]陆树楠：《松青一带米粮的出产与运销》，《农行月刊》第4卷第3期（1937年3月），转引自庄维民：《中间商与中国近代交易制度的变迁：近代行栈与行栈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2、173页。
[90]曲直生等：《浙西农产贸易的几个实例——米粮、丝茧、山货贸易的概况》，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715、720、717页。
[91]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674页。
[92]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上海趸售输出输入物价指数之国币基价（1934年4月）》，龙向洋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册，第29页。
[93]［美］何振模著，张笑川等译：《上海的美国人：社区形成与对革命的反应（1919—192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94]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9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3、344页。
[96]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69—270页。
[9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455页。
[9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37页。
[99]江冬妮译：《上海300万人口的“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6辑，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
[100]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3页。
[101]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
[102]《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103]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
[104]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
[10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页。
[106]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农务》。
[10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
[10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426页。
[10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426、433页。
[110]《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453页。
[111]王晖等编：《上海市各区概况》，上海市政府1930年刊行，第145、165页。
[11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57页。
[113]《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536页。
[114]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66、367页。
[115]徐洛：《黄渡农村》，《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116]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年鉴（1935）》，《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上海市年鉴1935（3）》，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117]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年鉴（1936）》，《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上海市年鉴1936下（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18]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
[119]民国《杨行乡志》卷9，《实业志·畜牧》。
[120]《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12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4页。
[12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4页。
[123]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志·农业》。
[124]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农业》。
[125]《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
[126]江冬妮译：《上海300万人口的“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6辑，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127]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9页。
[128]［美］卡尔·克劳著，夏伯铭译：《洋鬼子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129]《阳羡垦牧树艺有限公司入股凭单》，江苏档案精品选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无锡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130]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3页。
[13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6页。
[13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4、345页。
[133]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13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25页。
[135]民国《嘉兴新志》第一章，《地理·濮院镇》。
[136]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第6册，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1页。
[137]民国《木渎小志》卷5，《物产》。
[138]张会芳：《1929—1948年无锡县农村土地占有的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333页。
[139]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134、135页。
[140]《浙江省公路运输状况概述》，《建设月刊》第8卷第12期（1935年“路政专号”）。
[141]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概览（1935年5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92页。
[142]贺云翱主编：《无锡人与中国近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143]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年鉴（1936）》，《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上海市年鉴1936下（2）》，第50页。
[144]郭华巍主编：《潮落潮起：近代三门湾开发史事编年189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145]郭华巍主编：《潮落潮起：近代三门湾开发史事编年1899—1949》，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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