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江苏吴江县，“自泰西通商而后，多运白籼至上海”[82]。江苏六合县，“四乡农产以大小麦、豆、稻为大宗”，以往“多贩运至浙江海宁之长安镇，光绪间改趋无锡、上海”；其“稻、豆、麦岁销无锡、上海，舟车运往，源源不绝”[83]。无锡米市也小有名气，1930年的《无锡年鉴》称：“碾米一业，在无锡实业上占重要地位。厂址俱在西门外一隅，而在江尖者更占半数。该业始创于废清宣统元年，迄民国十八年止，计有十四家之多。……所碾原料，系稻与糙米，来源大多属于安徽及本省，将其轧成白米，分售各处以充民食。”[84]
1931年的资料载：“上海从开埠以来，居民骤增，最近估计在三百万以上，食米的供应仰给外县，其来源以常熟、无锡为最多，缘该两县既属产米之区，又系聚米之地。常熟的米源，系常州、江阴等货色。无锡为水陆交通的中心，且有逊清漕粮的历史，宜、溧、金、丹、澄、武等货，大半堆存于此，米市营业不亚于上海。此外，还有商船公会的水贩帮，即船主自行出资向产稻区域装运，因此苏皖各县的米都在沪行销。”[85]当长江三角洲的产粮地遭遇歉收时，亦有从上海米市调剂者，1934年中南银行的市场调查载：“今年江浙米谷秋收，比之往年缺少甚多。据米业中人之统计（抵照大概而论，并不十分详确），要比往年短少十分之四，如嘉兴、海宁、江北一带，更见遭受旱灾之猛烈，因此在秋收之际，浙路内地与无锡帮均到上海采办洋客米。去年有米运沪之江北，近来反多运去，江北南面以通、崇、海一带为更甚。”[86]
20世纪30年代中叶，无锡共有米行130余家，其业务为代客买卖，“惟资本较厚者，率多自行屯积，盖欲在佣金之外，更取得一种利得，故均有宽大之栈房供储存”。无锡米行有客货行与土货行的区别，前者营业范围较大，除米稻外还兼营杂粮；后者日常以贱价收集各地输入的米谷，“本地市况良好，即售之于市，苟在本市无销路，沪杭各地市况较好，能得较厚利益时，即雇船运往”。[87]另有实地调查载：“米麦之集散，向为无锡主要之交易，战前（指1937年前——引者注）城内即有米商100余家之多。”[88](www.xing528.com)
20世纪30年代，松江、青浦两县每年输出米粮约250万—260万石，运销区域以上海为主，其次为浙江硖石及上海附近的川沙、南汇、奉贤等地。市场交易过程以米行为中心，围绕着米行的日常营业来进行。米行营业有代客买卖和自行贩运两种：前者即乡农载米入行出售，然后由顾客照行中货价选购，同时付给米行一定比例的佣金；后者是先由米行收买四乡米谷，然后送碾米厂碾白，再自行装运沪市出售。松江米行的资本大致在一二万元左右，难有雄厚实力从事米粮囤积，只能随购随销。比较而言，代理交易手续简便，风险小，所需资金也少，“故资本小者，每以代客买卖，搏取佣金为主要营业，惟其利极薄，所获无几，是以资本大者，多不喜此，而以自行贩运为大宗交易”。但是自营起伏波动较大，“遇市情畅旺，则获利备极盈丰，偶或差跌则米行即须受亏蚀之损失”。[89]
1928年在浙江杭嘉湖农村的调查载：“浙江在中国虽为一著名产米省份，惟以农民对于丝产极为注意，种桑甚多，故全省米粮在平年时并不敷用，时赖苏皖各地之米粮与洋米接济，故浙西米业对于全部农业经济状况实占重要位置。”其中沪杭铁路线上的海宁县硖石镇，就是一个重要的米粮贸易集散地。其“米之来源，为安徽之芜湖、宁国、安庆，江苏之无锡、高邮、镇江、南通，本省之芦溪亦占一部分。上三处供给量之比较，以安徽为最大，约占十分之七；江苏次之，约占十分之二；本省不过占十分之一”。其运输，“安徽、安庆之米，经长江入太湖由嘉兴塘河可直达硖石；或舟运至南京，由京沪（指沪宁铁路——引者）、沪杭路而来；或舟运至上海，再由沪杭路运埠。舟运时概用散舱，大船可载一千石，小船四五百石”。其销路，“为杭嘉湖一带及上江之金华、衢州，南河之绍兴、宁波、萧山等地；间亦有运沪时，则视四地价格之差异而定”。同处沪杭铁路线上的嘉兴，“客米大半自上海运来”；如遭遇灾情米荒，则更借助来自上海等地的客米输入，如1926年当地农村歉收，“向邻境输入大宗客米，但以上海米居多”[90]。1933年8月，陈光甫指出：“上海为米的消费和转运之所，……综计上海每月销米约三十一万石。”[91]当时上海米市的粳米类，既有来自江苏苏州、常熟、湖南靖港及江西者，也有来自越南西贡、缅甸仰光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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