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锡城乡有三大丝市：北门外北圹、南门外黄泥埒和东乡鸿山西侧的唐家桥。这三处共有丝行约30余家。《锡金乡土地理》载：“丝市至五、六月间盛行于北门外北圹及南门外黄泥埒等处，乡民未售茧而自抽丝者，莫不捆载来城，以售其丝焉。东南乡之丝售于南门者多，西北乡之丝售于北门者多。盖北圹和南圹其地为商务云集之处，又为乡人来城之孔道。故丝市之盛每岁有数十百金之货。”而且“历来以春蚕丝为大熟，夏茧丝叫二蚕丝，秋期更少。当春丝上市时，乡村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售丝农民肩背手提，络绎不绝，道为之塞”。另外，“西仓之东二里有鸿山，鸿山西阳有唐家桥，户口约数十户，无市街，惟每年四月间丝市甚盛。苏州丝商及邑人在此开设丝行七所，乡人售丝者甚多，每年收丝约值三十余万元。吾邑丝市除城南、北两处为丝市之中心点外，惟唐家桥之丝曰鸿山丝，为苏、沪驰名”[60]。有研究表明，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无锡蚕桑业的单位劳动收益基本上都高于稻麦耕作，而且在部分年份里远远高于稻麦耕作；当地农民之所以转向蚕桑业，是因为在国外市场对中国生丝需求的增加下，蚕桑业收益迅速上升。[61]1928年，上海生丝出口总额为108021海关两，占全国生丝出口总额的59.9%，其中来自无锡的就达21210海关两，占上海生丝出口总额的19.6%。[62]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江苏六十一县志》载，无锡“桑田约占全县田亩十分之三，农家皆以养蚕为收入大宗之一”[63]。1937年，无锡城内“有300余家茧行”[64]。
无锡的缫丝厂亦应运而生，1930年有45家，“设于无锡市区者有三十七处，余八处散于各乡区”；其原料即蚕茧，无锡“所产者占三分之一，余均采自宜兴、溧阳各地，产丝约21000余担，以丝每担值银千两计，当值银2100余万两”。上述各厂所产生丝，“大都运上海各洋行转运欧美”[65]。1936年，江苏省全年出产干茧约25万担，其中春茧约占65%，秋茧约占35%，“以地方论，则以无锡为最多，占全产量三分之一弱；其次为溧阳、武进、吴县、江阴、宜兴、金坛等县；扬中、江宁、靖江等又次之”[66]。1933年的资料载：“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七十五县中，产蚕丝者达五十八县，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亦不下三十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八九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三分之一。”[67]
民国初年，上海郊区的蚕丝业亦有所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始，海外化学纤维俗称“人造丝”涌入，渐趋衰落。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二年无锡农村概况》载：“近年遭日丝之排挤，以及人造丝之突飞猛进，以致丝价惨跌，蚕桑前途一落千丈。”[68]民国宝山县《杨行乡志》载：“本乡栽桑育蚕，自清季稍有兴办，如胡荣秋、张静年、陈冕卿、杨谱仁、胡师石等数家试验。嗣以欠于讲求，殊难获利，至蚕桑消灭无闻矣。民国九年春，陈家雁由省立蚕校毕业后，选购良种试育，鲜茧洁白坚厚，直接售与上海丝厂。据厂中执事云，此等高货在上宝区内堪称独优，故价亦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惟预未栽桑，需叶远至嘉定陈行、广福购买，致难获利，翌年遂停办。民国十一年，马君武在裳四十九图宅前后栽桑数千株，并请农校蚕科毕业生周廷桢担任指导，成绩颇佳。只以售价低落，致受亏折，遂即停止进行矣。”[69]前述广福镇，“前数年茧市颇旺，近已式微”[70]。
作为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江南蚕桑业，除了在国内遭遇前述“人造丝”的市场挤压，还时常面对一旦国际市场波动，势必直接受到冲击并受损的严峻局面。据统计，1927年至1929年，中国生丝出口增加了18.74%，而美国华丝市价却跌落12.98%，至1930年美国华丝市价跌落几近一半，而华丝出口量乃开始下降5.36%，国内出现蚕丝生产的缩减[71]。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漕泾镇及龙华镇一带农民，栽桑育蚕者居多，桑树之栽培及整枝均颇合理，丝茧由龙华茧行出售于缫丝厂。惟近来丝价低落，有将桑园改种他种农作物而停止育蚕者。”大场、三林等区，“数十年前农家多喜养蚕，今因蝇害或无利息，相率停止。现在只有杨思区尚有养蚕者五十余家，年产鲜茧五千余斤；陆行区年产鲜茧八九百元”。莘庄“在二十年前，育蚕者约有数家，每年产茧20余担，嗣因无利可获，渐致改图别业，今则蚕桑无人过问矣”[72]。
1930年出版的《无锡年鉴》亦载：“自无锡辟为商埠，邑民趋重工商，丝茧为主要出产。农民竞将高田改艺桑柞，从事育茧，产谷之田近年减少。近五年内，茧价低落，而桑价亦降，桑田改作稻田，为各村普遍之倾向。”[73]1932年《常熟农村经济之概况》记述：“三年以前，南区农民每于冬季收获后，于次年春季即行栽植桑树，为养蚕之副业，获利颇多。但自民国十八年后，丝业惨落，养蚕实无利可图，乃将桑田改植稻棉。”[74]1935年《丹阳金坛商业概况》载：“金邑丝茧尚称出名，申锡各埠均来采办，丝茧行共有十余家，当昔年丝茧繁盛时，每年出产约有二百万元之数。近年日丝跌价求售，外销因以停顿。故今年丝茧产量仅有三四十万元，以视当年盛况，诚不可同日语矣。”[75]
1921年前后，蚕桑产销兴盛时的浙江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1934年，其比例则变为种稻收入占七成，蚕桑收入占三成。[76]1936年，浙江嘉兴硖石的张鹤龄以纪实体裁，描述了生丝滞销、价跌给蚕农生计乃至乡镇经济的伤害：
镇上的几家茧厂，今天开秤了。所以冷清了几星期的街头，便顿形热闹了起来。(www.xing528.com)
旧历四月的乡村是个最忙的时节。每一户合家的男女，都把全副精神集中到育蚕的事务上去了，除了有免不来的事故外，谁也没有余暇再来上市。于至使本来萧条的乡镇商业，更加的冷清，落寞。据乡镇商业的经验来说，这段的时期叫做“蚕关门”。
今天，这扇因蚕忙而关的乡镇之门，算是第一天开啦。
经纶茧厂的门首，贴上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开秤大吉”的字条，四面环环的挤成了一个人圈。从杂乱的声浪中，带透出一阵阵的热浪来，使初夏试伸的热度，又增高了些。
一篓篓椭圆形的雪白得可爱的茧子，经过了秤手先生的一度秤量讲价的交涉后，便向着茧厂的仓间内送。
但售出了茧子的蚕农的脸上并无喜色，有人抱怨：“天地良心，我们并不望再有像从前一百多元一担的茧价和一百多元一百两的丝价，现在只要能够到五十元吧，我们辛苦了一时的，也能得到一点好处，那末大家也心服情愿了。”虽然镇上商家的伙计们，“竭力地向他们招徕着，然而没有发生效力，因为他们袋中的钞票，早已派定了用途，纳税还债只怕嫌少。所以这街头只是一场空热闹，这镇上的商业却并没有多大起色”[7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