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慈溪，“沿海岁产棉花，平时皆乡民肩贩，由二六、三七等市航船转运甬埠。商货之多如此，而南山、北山之人民辐辏来市者又更伙，难以数计，经商外埠者尤多”[29]。浙江余姚，“本地市场消费的棉花极少，几乎全部棉花都是输出的，当地居民缝衣所用的棉布，主要是以进口的洋纱织成的”[30]。与之相联系，渐有日资渗透至出口棉花收购环节。1927年，江苏通、崇、海驻沪花衣同业发函称：
我通、如、崇、海所产棉花，虽为出口大宗货品，然皆由本国商人采运来沪转售外洋，从无外国人自备资本直接采运之例。近据同业纷纷报告，谓有源大昌张某者勾引日本人（三井洋行）在通、如、崇、海县属开设花行18处之多，外虽用源大昌名义，而资本皆日人所出，花衣出口由沪直接运东洋。[31]
自上海为中心的机器棉纺织业兴起后，周围农村的植棉业更添助力。如1924年的调查载，青浦县“籽棉约产12万担，自供约四之一，余者全销上海”[32]。1936年出版的《江苏六十一县志》称：“棉花之主要产地在江北之东南部及江南之东部，棉田面积广至11000余万亩，全国产棉800万担，而本省约占十分之六，品质之佳、产量之巨，均冠全国。”[33]其中紧邻上海的崇明县“可耕之田共计80万亩，50万亩为水田，30万亩为旱田，大部分种棉花，年产约15万担以上”；宝山县，“农产物棉花及米为大宗，棉花年产约20万担”；川沙县，“农产物棉多于米，棉花年产约8万担左右，米年产不足1万石”；上海县，“可耕之田计有247375亩，其中旱田占195436亩，所以农产物亦以棉花为大宗，年产约在20万担以上”；奉贤县，棉花年产约20余万担，“每年销路值达数百万，上海各花厂均有坐庄买办来此收购”。[34]
在上海周围，长江口以北的南通“全县可耕之田共有1386054亩，大部分为沙田，十分之七皆种棉花，故棉花为大宗物产之一，年产在百万担以上”；启东“全县可耕之田共计97万亩，旱田多于水田，盛产棉花，棉田占全县十分之五以上，每年产额在十万担左右”；海门县“虽濒江海而旱田却占大多数，水田仅4万余亩而已，故农产物以棉及豆、麦为大宗，棉产年约30万担”。长江口以南的江阴县，“棉花年产亦近20万担，以西乡及沙洲所产为多”；常熟县，“东北乡沙地则盛产棉花，棉田45000亩，年产棉花78750担”；昆山县，“植棉之田计16650亩，年产在12万担以上”。[35]
民国《双浜小志》载，江苏常熟双浜镇“大宗贸易当推棉花、米麦、纱布、油饼等项，本地产者仅棉花、土布，若米及大小麦、菜子、黄豆已稀少焉。年来开设花行，上海申新、江阴利用、无锡广勤各纱厂，遇丰稔之岁，亦来赁屋办花”[36]。1919年，常熟有棉花行57家，所收籽棉除运往本地支塘镇的顺记纺纱公司外，其余均分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纱厂。南通有棉花行18家，除运销大生纱厂外，兼销上海纱厂，年运出棉花近11万包。海门县城及各乡有棉花行85家，所收棉花分销大生纱厂和上海、太仓等地纱厂。[37]据1919年《中华棉产》统计，南通、海门两县共有棉田1018万余亩，棉花产量170余万担；而江南的江阴、常熟和松太地区则有棉田224.8万亩，棉花产量70多万担。通、海两县的棉花产量几乎比后者多出近100万担，棉田面积几乎是后者的4倍多。[38]1932年编纂的《奉贤县政概况》载：“捍海塘外，向有旱墩、中墩、水墩、草荡之别。乾隆初，中墩、水墩皆摊晒产盐之处，近则二团以东，海滩渐涨，三、四、五团凸出至二十里或八九里不等。道光初年，居民在水墩外更筑圩塘，与南汇土塘相接。近更添筑至三角漾，而圩塘内地渐次开垦”，其中多用于植棉。[39]
传统产区的棉花生产更是有增无减。美国《纽约时报》1916年8月27日载文称：“在各种棉制品的出口国中，中国列第二位，仅次于印度。中国是世界第一纺线进口国，世界第三大产棉国，排在美国和印度之后。约70%的中国棉花出口发往日本和美国。”[40]1919年的《江苏实业视察报告书》载：“崇、海之棉，著称佳种，金（山）、青（浦）、南（汇）、奉（贤），所产亦多”[41]。宝山县月浦乡，“棉花有紫、白二种，月浦以此为大宗”[42]；民国《月浦里志》亦载：“棉花，本乡之大宗植物，有白色、紫色二种。”[43]在浦东高行，“东沟镇有花行数家，专收棉衣（指棉花——引者注），运沪销售，营业较广”[44]。1928年上海特别市对所属近郊闸北、彭浦、真茹、沪南、蒲淞、法华、洋泾、引翔、漕泾、塘桥、陆行、高行、杨思、曹行、塘湾、颛桥、北桥、马桥、闵行、陈行、三林、吴淞、殷行、江湾、高桥、杨行、大场、莘庄、周浦、七宝等30个区的农村调查显示：“作物以棉花最占多数，居耕地面积70%左右，水稻次之。”[45]
1931年对上海近郊殷行一带106户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载：“一般农民大抵以棉作为正项收入，一家生计咸赖是焉。”[46]另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统计，“南汇所产棉花50%运销上海市场，1929年运销数量为238680担，与奉贤、川沙、上海等县相比，位居首位”[47]。1932年《国产棉之概况》载：(www.xing528.com)
江苏居长江下游，地土肥沃，又有运河贯通南北，运输非常便利，故最为植棉相宜之区；兼以上海纺织业日渐扩充，棉作业更易发展。至于棉之品种，可分为二。江北棉花称通州棉，江北即因此形成江苏第一产棉区域，包括南通、海门、崇明、启东等县在内。细别之，又有上沙棉、中沙棉与下沙棉三种。上沙棉最优，以南通为中心。中沙棉产区，自南通至长江沿岸，东西相距一百十里，南北三十里，皆由宋季港与登向港运往上海。下沙棉则以崇明、启东县属为限，棉作地有一百二十万亩。……至于长江以南，棉作发达之区，推常熟、太仓、嘉定、江阴及上海附近等处。常熟棉田，全境共有四十万亩。太仓棉作区，在横泾、浮桥、沙溪、新塘、毛市一带，品质极为优良。嘉定棉，则又称为白子棉。产于黄浦江以东者，另名浦东白子棉。奉贤产者较良，惟与通州、太仓等棉相较，则远不及焉。[48]
1932年的实地调查：“上海县农业，以棉为出产大宗，种棉之地约占全邑面积十分之七；其余十分之三，均种稻田。农民自有田产者，约占全邑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租种者约占百分之六十五。”因农田大多种植棉花，“所出粮食仅能供给全县人口半年之需，不足之数均仰给他处”。[49]1932年编纂的《奉贤县政概况》载：“本邑僻处海滨，故产多鱼、盐，而盐业为尤甚。农产物则以棉花为大宗，居农产物十之七，谷类仅居十之三，其余豆、麦之类，则数量极少。”[50]
1933年上海市社会局编录的《上海之农业》载：“农家主要作物，首为棉，占49.3%；稻作次之，占30.2%；豆又次之，占12.6%。”其中近郊的引翔区棉花约占农田总面积的十分之六，高桥区为十分之七，“陆行区为棉六稻四之比，高行区作物以棉为主，占十分之六；杨思区棉之栽培面积，竟达十分之八；吴淞区约占十分之七”。[51]地处远郊的金山：“本县北部，大河纵横，港汊纷歧，故农皆种稻。惟南部地势高亢，取水不便，乃多植木棉。今（即1935年——引者注）第六区田亩约十分之六为棉田，兼植大豆。至滨海沙地，稻与棉、豆均不能生长，则改种番薯。海塘之外沙滩一带，居民以晒盐、捕鱼为业。”其中，“第六区田产木棉，大多运销于沪”。[52]1935年《近年来东台之商业及金融概况》载：“每当秋季，棉花收获时，上海、无锡、南通等地之收花庄客，纷集本地及大中集、大丰集、时埝等镇，设立花庄，就地收买，颇极一时之盛。”[53]
在同属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土产之能大宗销行外省者，丝、茶外，则为棉花，沿海各地如镇海、定海、鄞县、慈溪、余姚、上虞、绍兴、萧山、杭县、海宁、海盐、平湖、富阳、新登等县，土质砂性，洵为产棉区域”，所产“浙棉除供各生产县之衣被所需外，自皆以供给纱厂所在地为主，宁波、杭州两地每年供不应求，皆吸收邻县之棉花，萧山则有余棉可输杭州、宁波、上海各地”。[54]1918年的经济调查载，浙江全省棉花总产量为972055担，栽培亩数为1026188亩，平均亩产量为95斤。主产区在杭嘉湖和宁绍地区，其中杭县约5万担，平湖县约6万担，绍兴县约13万担，萧山县约35万担，余姚县约15万担，上虞县约8万担，慈溪县约5万担。[55]1929年的记载：“浙江素以棉花著称，曹娥江、钱塘江南岸及沿海一带大多产棉。主要区域，除余姚、绍兴与慈溪、萧山外，有棉田颇广，如象山之大泥塘，宁海之青珠、大湖、下渡、毛屿，南田之龙泉塘等处……共有棉田五万余亩，每年出产棉花为数不少。”[56]
浙江所产棉花主要销往上海，因其“纤维较硬、短，且弹力较弱，在纺造二十支以下的细纱时，往往与印度产或美国产的棉花混用。棉花的含水量从百分之十二三到百分之六不等。辖区内棉花从阴历五月初开始播种，经过间播和摘叶等过程后，可生长到1尺5寸至2尺5寸左右，九月份开始结果开花。由于栽种比较简单，在设置棉田时，经常与蚕豆、菜种子等四五月份收获的作物间作。采摘下来的棉花六七成卖给棉花批发商，剩余的三四成由农家妇女通过旧式小型机器进行处理，或者经过打棉工（在栽培棉花地方的村落里，一般每村有这样的2到3个人）处理后，再由农家的妇女制成自家织布用的棉线。运送到上海的棉花，一般通过批发商进行的，将120斤或150斤棉花捆成一包，大多数在宁波装船运往上海”[57]。1932年《国产棉之概况》载，浙江棉花产区，“如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宁波、镇海等县，皆其主产地”，其中余姚尤盛，“全县产额占全省总额七分之二，棉市以周巷为中心，大都转运宁波而向上海输出”。[58]
随着棉纺织厂的建立，棉花在国内的销量大增，并逐渐形成上海、青岛、无锡、武汉、天津等五大棉花消费市场。这一过程在上海始于1890年，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各地每年的消棉量，大体上海为5315千市担，青岛为1608千市担，无锡为636千市担，武汉为507千市担，天津为209千市担。[59]上海的消棉量，遥遥领先于上述其他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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