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联运衔接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

长江三角洲依托上海而形成的相对发达的多种水陆交通线路之间，往往因地制宜，建立起便捷的联运方式。

相当发达的内河航运，一直是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地交通的主要渠道^[93]。民国初年，南汇县惠南镇由当地商人集资创办的轮船公司，经营南汇与上海间的客运班轮业务。轮船从惠南镇的西潭子出发，途经新场、航头、鲁家汇、闸港，进入黄浦江到达上海十六铺附近的大达码头。上海与川沙及南汇周浦的小火车通车后，相应车站设有轮船接送班次，实行水陆联运。惠南镇与各乡镇及邻县之间也有客运班航船。^[94]1925年，“有沈衡甫创办之永兴轮船，每日上午九时自川沙开至周浦，下午一时由周浦开回，客票售银二角二分。乘客如由川沙至上海，可乘上南汽车，即购联票，票价只收三角五分”^[95]。1936年私营浦建公司建成石子路面的沪南公路，惠南镇有公共汽车直达上海^[96]。上海县的陈行镇：

由沪至陈行镇，有水陆二途。水路乘沪平汽轮（上海至平湖），至塘口镇停泊，每日往来一次。陆路先由董家渡乘上南长途汽车公司之渡轮，至杨思区之周家渡，搭汽车至三林塘，乘小车达陈行镇。镇距三林塘12里，周浦镇12里，与塘口桥头中心河镇相距各3里，南汇之杜家行8里，运输全赖舟楫。^[97]

江苏常熟双浜镇，“交通向有自乡至城之航船，以后塘岸南石桥为码头，挨班来往。自民国二年，白茆塘开行永利内河小轮船，以典当桥为码头，由张市、归市、何市、支塘、白茆、唐市而达城中小东门。货物由航运，旅客由轮行，近且支塘、吴市开昆山班轮船，当日可达，苏申往来益便。昆山、苏州、太仓亦有航船，停泊吴市，按班来张收发，代客买卖，隔日即至，其自张市至吴市，日有小车装货寄物，俗称旱航船”^[98]。

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浙江嘉兴境内的平湖塘成为沟通沿岸乡镇与沪、杭间的主要通道。平湖轮船业开设航班，“专自平湖至嘉兴，与沪杭铁路衔接”。其中，1910年王升记轮船局与浙江铁路公司联手，新增“庆安轮”行驶乍浦至嘉兴航线。^[99]1911年4月，又有通利嘉苏轮船局“特备坚快轮船，拖带公司船行驶嘉兴、王江泾、平望、八坼、吴江、苏州”，其与沪杭铁路“订立连带车票，以便乘客往来杭枫之间，并拟择日续开苏湖、杭湖、嘉湖等处，而便行旅”。^[100]后因火车运行时刻表变更，平湖旅客无法赶乘快车，自1913年6月15日起，浙江铁路公司又添置“嘉平轮”，“由平至杭、湖各埠，可以当日往返”。^[101]此后，又有往返于杭州、绍兴间的“轮船公司成立，在杭绍间行驶二次，第一次船与沪杭下午二时车衔接，第二次船与上午十时由绍开行与沪杭夜快车相接”^[102]。丰子恺忆述，其家乡石门湾“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103]。

1905年沪宁铁路通车，途经嘉定南翔，同年当地黄承炳等人集资设立通济轮船局，专驶嘉定至南翔间航线，沿途“并于石冈门镇横沥西岸、马陆镇横沥东岸分设轮步，每日往返嘉翔依火车之班次为准，船价每人钱八十文。继商准上海车务总管英人濮兰德发行沪嘉联票，旅客称便。初仅每日百余人，后乃增至四五百人，罗店、娄塘、太仓、浏河、浮桥各镇乡赴沪者，咸取道嘉定，营业日益发展”^[104]。20世纪30年代初，“因为南翔是上海近郊的大镇，乘客来往异常拥挤，原有京沪路（指沪宁铁路——引者注）的行车时间，不够乘客的需求，因此便在上海与南翔间建筑双轨，行驶沪翔区间车。车厢是小型的蒸汽车，自南翔上海间，每天往返二十四次”^[105]。

1926年，昆山克记青张轮船公司与沪宁铁路订立水陆联运合同，发售由上海至湘城及冶长泾、南桥、吴塔、张家甸等处水陆客运联票^[106]。同年，在沪宁铁路沿线，还有“珠安汽船公司自安亭车站开往太仓，每日二班，有上海联票，旅客称便”；另有“代步船，外冈之恒泰分典开至安亭，以运出入之物，沿途亦趁人载物，每日一次”^[107]。青浦县练塘镇，“东南至松江，南至石湖荡，均有划船、航船、机器船以通沪杭路线，藉载客货。东北至角里（指朱家角镇——引者注）、青浦赵屯桥，西北至金泽、芦墟等处，有航船、机器船往来”^[108]。

货运方面，1935年关于江浙地区茧和米运输问题的调查，指出了江浙地区内的农产品较少使用铁路而较多使用帆船的原因：一是因为运距短，经由铁路运输必须多次装卸，又加上铁路运输中间还有转运公司插手，费用增多；二是因为当时货车车辆供给不充分，铁路运货要等车皮，往往反而比交由帆船运输慢；三是因为铁路手续麻烦；四是铁路官营，员工对营业盈亏不关心，不负责，而航船业运输者多系民营，负责尽心，又有传统的业务联系。因此，除天旱水涸或欲赶上海市价等不得已时用火车运输外，大多取道水路船运。^[109]

表6-8　民国年间沪宁及沪杭甬铁路沿线的水陆联运

资料来源：《京沪、沪杭甬铁路联络运输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1935年第3卷第7、8期合刊。

沪宁铁路通车后，经由无锡转往邻近的宜兴、溧阳、江阴及靖江、如东等地的过客大为增多，内河轮运业的发展得到新的推动。1912年，华文川、吴增元等集资10万元在无锡开设了中华新裕恒记轮船公司。1915年，又有利澄等轮运公司开设。1917年，无锡已有8家轮局、8条航线，航程为570公里。随着沪锡间人流物流交往的增多和无锡自身城市经济的发展，到1929年无锡共有19家轮运公司，有货轮15艘、客轮42艘，总吨位631.43吨。此外还有固定航线的航船329艘，其中149艘是开往外埠的如江阴、宜兴、常熟、溧阳、丹阳、金坛、沙洲、长兴等地。^[110]镇江通往苏北的小轮船有短班、长班两种，前者每天早中晚三班在镇江、扬州间往返，后者每天一班驶往淮阴，途经瓜洲、扬州、邵伯、高邮、界首、汜水、宝应、淮安等地^[111]。在浙江境内，自沪杭铁路通车，“与铁路竞争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十年中（指1912年至1921年——引者注），新航道上的客运有了发展，杭州与湖州之间已有定期客轮，嘉兴与新塍及嘉兴与海宁之间的航道也已开辟，同时钱塘江的小火轮也大量增加。除了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的机动船之外，这一地区的运输业几乎都由中国船承担”^[112]。

铁路和公路的展筑，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陆联运铺平了道路。20世纪30年代，水陆联运是轮船招商局与铁路局之间经常性的协作形式。从1934年至1936年初，轮船招商局先后与京沪杭甬铁路及津浦铁路等办理了联运协作。^[113]1937年后，原沪杭甬铁路的新龙华至日晖港改为新日支线，开始办理黄浦江水陆联运业务。之后又在市内修建了联运沪宁、沪杭线的真西支线，逐步形成了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铁路格局。^[114]

城乡间的客货交往，也得水陆联运之便。江苏“昆山素无轮船，光绪中常熟创办轮船以通申江，路经昆山之东门外，乃辟码头以小泊焉。然船抵东门每至夜分，故附轮者亦绝少。厥后太仓亦有轮船停泊朝阳门外之小马路口，以便附乘火车者。于是常熟亦添设日班轮船专驶昆山车站，以便交通”^[115]。浙江平湖县王升记轮船局的航班，清末至民国常年运营，“专自平湖至嘉兴与杭沪铁路衔接”^[116]。而嘉兴则是沪杭甬铁路主要的车站之一，“铁路交通有沪杭甬铁路自嘉善来，入嘉兴县境经三店区、汉塘区、东栅区、王店区，由王店区出境乃至海宁县之硖石镇”。其水路交通也四通八达，“四乡河道之可视为主干的：在东乡有冬瓜塘、三店镇（全线长18里），直通嘉善、松江及上海。又有平湖塘（水线45里）、乍浦塘（水线90里），与平湖县与海盐县之水运接联。在北乡有运河官塘（水线长40里），通盛泽、平望、扒尺、梅堰、双林等处。在西乡有新塍塘（水线36里），接严墓塘直达桐乡，接南浔塘直达南浔与菱湖，又杭州塘（或名三塔塘，水线33里），直通桐乡、崇德、杭州等处。在南乡有长水塘，沿沪杭甬铁路并行（水道36里），又姚家塘（水线33里），通东南各乡”。^[117]

一些小城镇的商贸活动因邻近铁路或公路，自身又有内河航运之便，交通条件改善而颇为兴盛。上海县诸翟镇，“在吴淞江南，与上海、青浦接壤，距沪宁铁路南翔车站十八里，沪杭铁路樊王渡车站二十里；市街南北约半里，东西一里余，以紫隄街为热闹，大小商肆百余家，有碾米、轧花厂，每日晨昼两市，从前靛商营业与黄渡、纪王、封浜并称盛，今（指民国以来——引者注）则以花、布、米、麦、蚕豆、黄豆等为贸易大宗，市况颇旺”^[118]。金山县，“商业以县治朱泾镇及张堰镇为大，吕巷次之，泖港、松隐、干巷、廊下等又次之”^[119]。宝山县月浦镇，“航船自本镇至吴淞、罗店各一艘，专代商铺寄载货物，兼搭旅客，当日往回”^[120]。1935年，上海至江苏无锡的公路通车，途经嘉定县马陆镇并设有车站，每天的客货过往明显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展^[121]。

嘉定县南翔镇，“南北跨横沥、东西跨走马塘，街路南北长约五里，东西长约六里，距京沪铁路车站约有一里。交通方面，十分便利，商贾很多，物产也富，所以称为各镇中的首镇”^[122]。《嘉定县续志》亦载，该镇“自翔沪通轨，贩客往来犹捷，士商之侨寓者又麇至，户口激增，地价、房价日贵，日用品价亦转昂，市况较曩时殷盛”^[123]。奉贤县西渡口，“为沪杭公路渡浦处，置有轮渡码头。渡东数十步，又为横泾出口处，车辆船舶往来如织，商店、工厂时有增设，渐成市集”^[124]。上海县“虹桥、北新泾二镇，马路通达，渐见兴盛”^[125]。浦东三林乡原有孙家桥，“自筑上南汽车路，桥毁，改建水门汀，名三林塘桥。三林汽车站设于桥北，为行人往来孔道，店肆年有增添。桥之北，路东有三兴轧厂及收染店；路西店为最多，居民男妇都制果篮”^[126]。南汇周浦镇，自上南公路辟通，与上海的往来大为便利，商业贸易兴盛活跃，有“小上海”之称^[127]。

【注释】

[1]详可参阅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舆地志·市镇》。

[3]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舆地志·市镇》。

[4]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8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5]王家范：《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6]冯天瑜等选编，李少军等译：《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页。

[7]民国《平湖县续志》卷1，《建置·交通》。

[8]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7、132页。

[9]民国《巴溪志》，《交通》。

[10]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1，《津梁》。

[11]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张謇的交往世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12]王清穆著，周惠斌等整理：《农隐庐文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13]张汝皋主编：《松江历史文化概述》，第95页。

[14]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崇明县档案局（馆）编：《话说上海·崇明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57页。

[15]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张謇的交往世界》，第151页。

[16]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8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368页。

[17]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江苏省总说·交通》。

[18]董婷婷等整理：《上海市内河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调查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档案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5页。

[19]民国《川沙县志》卷7，《交通志·舟车》。

[20]民国《章练小志》卷1，《形胜》。

[21]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147、148页。

[22]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疆域志·邑镇》。

[23]民国《陈行乡土志》，《交通》。

[24]《匡凤逵洪锡范厘捐调查报告（1911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5]《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26]民国《上海乡土地理志》第九课，《闵行》。

[2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2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453页。

[29]民国《三林乡志残稿》卷1，《地名》。

[30]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交通》。

[31]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3，《建设》。

[32]土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46、147页。

[33]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27、228、240、241页。

[34]民国《松江志料》，《交通类》。

[3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36]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71页。

[37]陈亦卿：《沪杭甬铁路修筑与营运的追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8页。原编者注：陈亦卿曾任沪杭甬铁路局副局长。

[38]汪佩青：《沪宁、沪杭甬两路接通和统一调度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762页。原编者注：汪佩青曾任沪宁、沪杭甬铁路调度所主任调度员。

[39]上海公路运输起步较晚。1919年兴筑的军工路是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详可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10页。

[40]沈叔玉：《关于沪宁、沪杭甬铁路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750—751页。原编者注：沈叔玉曾任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局长。

[41]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92—293页。

[42]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92—293页。

[43]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95页。

[44]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95页。

[45]沈叔玉：《关于沪宁、沪杭甬铁路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751页。

[46]邵力夫等：《上海南火车站》，本书编委会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注：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南火车站被日军炸毁，后只留存南车站路、车站支路等路名。

[47]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9、220页。此处原文增长率计算有误。

[48]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683、684、703、704页。

[49]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转引自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50]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82页。

[51]王致中：《中国铁路外债研究（1887—1911）》，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1938年，萧曹段为战时需要拆除。1953年7月，萧山至曹娥江段重建开工，后一度停工，至1954年9月复工，12月通车。曹娥江大桥亦于同月开工，1955年3月竣工。至此，沪杭甬铁路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此时距1906年10月苏杭甬铁路杭枫段开工，已近50年。

[5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05、206页；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342页。

[53]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54]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38、439页。

[5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06页。按：这条小铁路，直到1976年才拆除（柴志光等编著：《浦东名人书简百通》，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56]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612页。(www.xing528.com)

[57]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第611页。

[58]民国《浙江新志》上卷，《海宁县·实业》。

[59]［德］卫贤理著，王宇洁等译：《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97页。

[60]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年》，第340页。

[61]曲直生等：《浙西农产贸易的几个实例——米粮、丝茧、山货贸易的概况》，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页。

[62]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684页。

[63]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年》，第340页。

[64]杨文渊主编：《上海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8、43—44，50—55、59—61页。

[65]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442页。

[66]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年》，第342页；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67]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年》，第342页。

[68]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430页。

[69]《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466、468页。

[70]民国《真如志》卷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交通志·陆道》。

[71]民国《真如志》卷3，《交通志·航路》。

[72]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1页；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33页。

[73]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1页。

[7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28页。

[75]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76]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46页；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工商业》。

[7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78]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254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47页。

[79]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101—102页。

[80]虞晓波：《比较与审视——“南通模式”与“无锡模式”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81]详可参阅《中国档案报》2014年10月16日，第2版。

[82]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合著：《浙北一座名镇的兴起——嘉兴大桥镇社会变迁》，第109页。

[83]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131页。

[84]《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85]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136页。

[86]盛国策：《旧上海的长途汽车》，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309页。

[87]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合著：《浙北一座名镇的兴起——嘉兴大桥镇社会变迁》，第111页。

[88]民国《松江志料》，《交通类》。

[89]张叔通：《序言》，民国《余山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90]民国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1936年12月出版发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史料选编》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2009年影印本，第493、494页。

[91]民国《嘉定疁东志》卷1，《区域·市集》。

[92]曹师柳：《锡沪公司回忆点滴》，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常熟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93]上海公路运输起步较晚。1919年兴筑的军工路是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1932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公路建设移归该委员会办理，这一时期，公路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到1937年，连接上海的各干、支公路有：沪桂干线沪杭路、锡沪公路、苏沪公路、沪粤公路；支线沪太路（上海至太仓）、上嘉路（上海至嘉定）、上宝路（吴淞至月浦）、真南路（真如至南翔）、上松线（上海至松江）、上珠线（上海至珠街阁）、青沪路（上海至青浦）、沪七路（上海至七宝）等。沪杭公路于1932年建成，1935年上海至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公路陆续开通。另外，沪宁、沪杭铁路已先后于1908年、1909年建成通车。详可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9—210页。

[9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84页。

[95]民国《川沙县志》卷7，《交通志·舟车》。

[9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84页。

[97]《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98]王鸿飞纂：《双浜小志》（民国稿本）卷1，《市镇》，转引自沈秋农等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53页。

[99]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合著：《浙北一座名镇的兴起——嘉兴大桥镇社会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100]《时报》1911年4月16日。

[101]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合著：《浙北一座名镇的兴起——嘉兴大桥镇社会变迁》，第104页。

[102]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第1319页。

[103]丰子恺：《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104]民国《嘉定县续志》卷2，《营建志·交通·航业》。

[105]（民国）倪锡英：《上海》，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06]《申报》，1926年8月2日。

[107]民国《望仙桥乡志续稿》，《建置志·航行》。

[108]民国《章蒸风俗述略》，《交通情形》。

[109]杜修昌：《京沪、京杭沿线米谷丝茧棉花贩卖费之调查》（1935年），转见陈其广：《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10]虞晓波：《比较与审视——“南通模式”与“无锡模式”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111]宗金林主编：《民国扬州旧事》，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153页。

[112]陈梅龙等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11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418—420页。

[114]徐之河等主编：《土海经济（1949—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9页。

[115]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5，《交通》。

[116]民国《平湖县续志》卷1，《建置·交通》。

[117]曲直生等：《浙西农产贸易的几个实例——米粮、丝茧、山货贸易的概况》，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页。

[118]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疆域志·市镇》。

[119]《金山县鉴1935》，《民国上海县鉴汇编·金山县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120]民国《月浦里志》卷7，《交通志·航船》。

[121]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8页。

[122]匡尔济编：《嘉定乡土志》下册，《九·南翔》。

[123]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疆域志·市镇》。

[124]民国《奉贤县志稿》，《奉贤县志料拾掇·疆域》。

[125]李右之：《上海乡土地理志》第十课，《蒲淞·法华》。

[126]民国《三林乡志残稿》卷1，《地名》。

[127]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