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中国中上游地区的重要货物集散转运点

（一）湘鄂线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两湖地区进出口货运由广州经佛山，循北江至韶关，顺武水折向西北，经乐昌过南岭至宜章，入郴州、耒水、湘江，历经郴州、耒阳、衡阳、湘潭、长沙等地，过洞庭湖入长江趋汉口。地处湘江中段的湘潭，是这条粤汉商路主要的货物集散转运点，“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69]。各地挑夫汇聚此地，嘉庆二十四年（1819）曾有“江西客民在湖南湘潭县设立脚行，因争码头，与本地挑夫械斗，竟至酿成巨案”^[70]。

这些货物在翻越粤湘交界的南岭时，“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粤汉商路鼎盛时，南风岭因“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71]。扼郴江水路的郴州，“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户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72]。

自上海崛起，传统的粤汉商路亦发生逆转，原先南下广州的货物纷纷改由长江东赴上海进出，“茶叶尽趋汉口，概不逾岭；洋货之销售于两湖、山、陕者，皆由上海入江，概不来粤，从此粤海税项江河日下。现在（时为1862年——引者注）每月收银约不过四万，通年牵算约不过五十万，与江海关岁征银二三百万者，挈长较短”^[73]。货物流向转道，使五岭两侧昔日繁忙的商路陷于萧条。光绪《郴州直隶乡土志》载：“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广东一侧的佛山，原先“地扼两江上游，七省货物皆取道佛山，然后运出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而土产之美，手工业之巧，亦为远近所贵”，此时却因过往商货剧减，“儳焉不可终日”。^[74]

同一时期，湖南境内物产分头循湘江、资江、沅江、澧江四水而下，汇入洞庭湖经岳州入长江。南下货流改向后，过往湘潭的货物不及以往之多，但它地处湘江、连溪、涓水交汇处，湘江中上游物产多经这里转运北上，市面仍得维持。时人称：“湘潭在前无轮船时，所有两湖、两广来往之货均屯集于此，相传烟村十万家，生意推粤商为巨擘，今虽不迨前此之昌盛，然亦系湘省一巨镇也。”^[75]益阳、常德、澧州亦因分处资、沅、澧三水入湖要口，过境货运频繁。江汉关税务司称：“常德固属沅江第一大埠，然在沅江路关系岳州者，常德外，仍有澧州。”^[76]1909年，“行驶常德、益阳、湘潭、株州等埠各小轮合计不下十余艘，生意均极畅旺”^[77]。湖南外运商品“以茶、米、木、煤、棉花五者为大宗”，其中“湖南茶在汉口售者最多亦最平常，每年约有五六十万箱”。^[78]

货运渠道的便捷，同样刺激了出口物资的生产。浏阳县原先多种麻，“咸同间增开五口，互市便利，西人需茶急，茶船入泊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矣。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平江县“凡山谷者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据1871年的统计，湘鄂两省“茶的种植近来有了扩张，几乎较十年前增加了50%”。^[79]

从上海运抵汉口的进口商品，亦循着同一线路输入湖南，与出口物资形成对流并得到了上海、汉口钱庄、票号的信用支持，当时从汉口运往湘潭的货物几乎都是用钱庄、票号的期票支付的。“从事输入棉纱、棉布的洋货商人，大都从湘潭向上海输出米谷，以求收支相抵，减少拨兑。”^[80]足见两地相距虽远，但通过市场网络的中介、传递，货物流通活跃，经济联系紧密。以湘江为主干的这条商路的一根分支，还从衡阳向西延伸至贵州乃至云南。据前去实地考察的英国人记载，在安顺及省城贵阳都遇到来自湖南的商旅，通常是20人或更多人为一帮，“他们由湖南西部衡州府一带携来洋货及银子，运回去鸦片作为交易”。由于“湖南西部的城市与贵州及云南的城市之间没有银号以供汇兑，所以这些行商必须携带银子或货物”。为躲避苛重的捐税，其货运线路常偏离大道，“而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行走多日”^[81]。另有一路则由沅江沟通，“盖滇、黔百货输委中原，由沅水经流以达长江流域，无不以常德为停储改运之区”^[82]；由汉口输入的商品则逆向经沅江销往镇远、贵阳等地，大宗货物有洋纱、洋布和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83]

（二）汉水线

从汉口出发，循汉水向西北方向穿越鄂省并跨省一直延伸至汉中地区和南阳盆地，是以汉口为中介沟通上海与长江中游地区货物流通的又一条运输干线。

汉水是鄂省主要内河干道，“流域所经，物产丰美，而支流纵横，范围广阔”^[84]。就资源分布言，“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汉水）两岸”。沿途汉川、沔阳、天门等地植桑养蚕，是著名的“沔丝”产地，安陆、襄樊盛产棉花，襄阳、宜城一带“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85]毗邻的汉中地区和南阳盆地，是陕、豫两省经济开发较早之地。有清以来，汉川、宜城、襄阳、老河口、均州、郧阳等沿岸城镇，“往来行船夹岸停泊，商贾云集”。流通货物主要是地区间农副产品的交换，汉川县所产土布“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市”^[86]；汉水上游陕西南郑、城固等县所产药材，“水运销行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87]。汉水在商业运输方面的潜力早已引起在沪外国人的重视，《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依据实地调查称：“汉水有很长的一段可以航行，山西（似应译为陕西——引者注）和河南两省的土产，就是通过它运到集散地汉口的。”^[88]

自汉口成为上海港进出货物在内地的中介口岸，汉水货运航路汇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从上海港运出的进口商品经汉口入汉水深入至秦岭以南地区。汉水支流所系的商州镇安县，已有“汉江、上海棉花、布、糖等由兴安河口运入”；1910年，经汉水输入陕西汉中府的进口棉纺织品和煤油价值29340银两。^[89]同时，经汉水外销的货物也与上海港出口贸易沟通，河南南阳府邓州所产优质烟叶的出口，“大大提高了中国烟草在伦敦市场上的声誉”。当地的烟叶生产受到推动，“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90]。汉水的商业运输功能。更加引起外国人的注意，1869年他们就曾设想在汉水行驶小轮船，认为“汉水行轮肯定能促进贸易发展，并能刺激河南省的洋货贸易”，后因时机未成熟作罢。^[91]

湘鄂线、汉水线连同经宜昌、沙市顺长江而下的各类货物，以及由上海港运抵的各种商品在汉口的交会、集散，使汉口的中介口岸特征充分展露，“得水运之便，当九省总汇之通衢，实为腹地无二之商市。其往来聚散重要物品，虽种类繁多不可胜计，然撮其大宗数之，则如谷米、煤炭来自湖南运往江南各处者，茶、鸦片、药材自四川运出者，茶、兽皮、药材自北部诸省经陕西出襄阳下汉水而来者，药材、棉布、海味、人参、樟脑等物经上海溯长江集于汉口者，盖一年之中，江上风光无时不帆樯如织，而贾客舟人各熙熙攘攘也”^[92]。汉口港区及城区的重心亦相应位移。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组合前，长江的航运功能远未利用，沿江岸线亦未开发，汉口商业街区多在汉水沿岸^[93]，港口系面河而立，这时则向江边发展，城区重心也从沿河的汉正街移向沿江的六渡桥一带，呈现近代城区沿江走向的基本态势。

（三）川南、川西北线

长江上游所经的巴蜀地区，受群山峻岭的阻隔，市场流通相对封闭，“川省物产充盈，必达汉口，销路始畅”^[94]。因此与长江中下游相比，上海崛起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组合在该地区的反应，主要不是货运线路或商品流向的转换，而是原有商路货物流通数量和品种的变化，以及经由重庆中介与外界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

巴蜀地区的货运线路，以长江为主干，其支流为脉络。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既是本省区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与长江中下游货物进出的枢纽，“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地也”^[95]。从重庆出发，有两条货运线路分别向南联结滇、黔，向西南往川西北牧区乃至西藏。

川南线由重庆经叙州府宜宾，南下筠连出川至昭通。自宜宾起，主要依靠挑夫和马帮运输。昭通地处川滇交通要道，向南经东川通往昆明，向东则与贵州相接，是为川滇黔货运线路的主要集散地。由上海港输入的进口商品，历经汉口、重庆等地转输，运抵昭通上市，“商店里的洋货颇多，全部来自四川”，实地游历的外国商人比较洋布的售价后发现，“尽管内地税捐苛重以及从汉口起运后水陆运费昂贵，英国货在这里的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96]经由昭通运往重庆的，则有包括鸦片在内的土特产品。《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称进口鸦片滞销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97]。此外则有猪鬃，19世纪90年代“由重庆输出的猪鬃，有40%—50%来自贵州省，贵州货和四川货在猪鬃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伦敦市场博得最好的价格”，为此在宜宾设有3家工场，“加工的猪鬃都运往上海”。^[98]

通往川西北和西藏的一路，由重庆至宜宾后，向北循岷江至乐山后分道，一支仍沿岷江上溯至灌县后陆路通松潘；一支入青衣江至雅州后，陆路经打箭炉、里塘、巴塘在江卡入藏，其中打箭炉为交易、转运要地，“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99]。该路输出以羊毛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茶叶和进口棉纺织品等，为数甚巨。“由中国西部经打箭炉输到西藏的物品，除茶叶外，有棉货和丝货，同时由西藏输入麝香、羊毛、毛皮和药材。”因缺乏详细的统计，具体的贸易额难以确知，但据重庆海关的调查，每年经由重庆进出西藏的贸易额，“由内地输出（茶为主）价值125万银两，由西藏输入价值100万银两，总计225万银两”。从松潘运出的多为羊毛，“羊毛由松潘到灌县是用骡子或力夫负载，平均每一帮只能运十五担至三十担，到灌县后才能改行水路”。羊毛经由打箭炉和松潘来到重庆后，“随即解包分类，并略为清洗，然后运往上海，再行完全清洗和水力压榨，才完成运往外国港口之前须有的加工”^[100]。1885年，英商立德洋行已在打箭炉和松潘设立羊毛收购站，运销美国赢利丰厚。市场需求刺激了羊毛出口，“在重庆的外销物品中，绵羊毛进展最快”，1892年为10000担，1894年达19000担，后又增至22000担，成为上海港出口羊毛的主要来源。^[101]

由重庆港维系的上述两条商路货运繁忙，“西行前往泸州和叙府的货运民船，粗略估计常年抵埠和离埠的约750艘，运载约15000吨”，连同转往嘉陵江、渠江、涪江等其他货运线路，“可以看出重庆常年抵埠和离埠的民船大致不少于20000艘，运载约500000吨”，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重要一环。上海、重庆两地间的资金融通因此空前活跃，“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鸦片市场最旺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与繁忙的货物流通相辅而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市场和分配中心——重庆”，其中上海用汇票兑来的款项，数目之大竟使重庆票号感觉现银太多而把汇费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对远地交易货物划账互相抵消的办法，否则从上海流入重庆的现银“势必更要大增”。^[102]

沪渝两地间缘于货运网络结成的紧密金融联系，又给贸易发展以新的推动。1891年至1910年，重庆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11.7倍，平均增长幅度达13.1%。^[103]1913年从重庆输出的猪鬃货值877551海关两，较之1891年的5133海关两，增长约170倍。原先被农家基本丢弃的猪鬃，而今成为上海港一项引人注目的出口货种。与此相联系，出口猪鬃的加工技术，也从上海传入内地。1896年，英商立德洋行在重庆设立猪鬃加工厂，“并在上海延请熟手工人十余名经理其事”，以后“很多中外的竞争者都参加到这一门实业中来”，成为当地的一项新兴产业。^[104]说明上海与内地市场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也为近代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内流的渠道，是内地近代工业兴起的最初动因之一，其作用不应忽视。

考察上海与内地市场双向物流的关系，还应论证交叉腹地。交叉腹地，是指处于不同口岸腹地的重合地带。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些地区货物进出的流向往往呈两元或多元，随着本地区或相关口岸对外联系或交通条件的改变，它们作为口岸腹地的归属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地处上海港经济腹地外围的滇、黔、藏等省区，当属这类交叉腹地。云南和贵州，在接纳来自重庆方向的进口货物的同时，也从蒙自、北海等口岸输入外国商品。^[105]根据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云南思茅、腾越先后于1897年、1900年设立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对经由两地的进出口货物规定自1894年起免征关税六年，以后则进口照一般税则减3/10，出口减4/10，吸纳了云贵地区的大部分进出口货源。西藏地区，原先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主要经由江卡入川商路。1894年4月1日，西藏亚东开埠通商，根据《中英藏印条约》及《中英藏印续约》规定，五年内对进口货物概不征税，实际则直到1914年亚东闭关从未征收过任何进口税。其间，经由该口输入的洋货除西藏市场还远销到西宁、打箭炉和丽江、中甸一带，内地与西藏的物资交流减为茶叶、丝绸等少数品种，西藏最大宗的出口物资——羊毛的输出，也大部归入大吉岭、加尔各答的英国商人之手。^[106]基于上述研究，对近代上海港经济腹地区域范围的界定：它由长江及沿江内河水系沟通，北抵秦岭南麓、豫省黄河南岸和鲁西南平原，西至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东缘，南接云贵高原、南岭及武夷山脉。这一幅员辽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经济腹地，是近代上海崛起的根基所在，同时也因上海崛起的带动，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活跃了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江流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更加突出。

【注释】

[1]李鼎元：《师竹斋集》卷6。

[2]《浙江巡抚梁宝棠奏为派员筹办定海事宜并宁波通商情形折》（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441页。

[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18页。

[4]《通商各口海关贸易报告》1880年，《宁波》，第64页。

[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19页；《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宁波》，第362页。

[6]详可参阅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824、825页。

[8]《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916页；［美］周锡瑞著，张俊义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9]《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镇江》，第295页。

[10]张之洞：《筹办沪宁铁路已派洋员测勘分段兴造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40，第6—7页。

[11]王鹤鸣：《芜湖海关》，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7、89—91、127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46页。

[12]《美团过芜湖时情形》，《时报》1910年10月5日。

[1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24页。

[14]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即以当时流量最大的米谷运销为例，“湖南商贩别无他货，唯以运卖米粮为生，但多运至汉口，得价即售”（《湖南巡抚吴其澹奏为遵旨晓谕各米商迅速赴江浙片》（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1页）。

[15]《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78—1880年，《汉口》，第22页；1887年，《汉口》，第13页。

[16]［英］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1937年译印本，第59页。

[17]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35页；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5年印行，第2辑，第352页。

[18]详可参阅戴鞍钢：《近代中国植茶业的兴衰》，《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陈慈玉：《19世纪后半期之中俄茶贸易》，《思与言》第17卷第6期，第475页。按：据史料记载，原先销往俄国的茶叶，“由北路购办，陆运回国，每百斤费用洋银三十圆”。后改海路北上，“止须费用载脚洋银三圆”（《两江总督怡良等片奏》（1854年3月25日），《四国新档·俄国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9页）。成本大减自然有助于出口的增长。

[19]金沙：《四川贸易谭》，《四川》第2号（1908年1月5日）。

[20]《四川总督宝兴奏为川省制造海洋战船不能驶达大江现在委员采购战船木料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47页。

[2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49、1550页。

[22]郑观应：《西行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1026、1027页。

[23]《光绪二十五年岳州贸易情形论略》，《江南商务报》第26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列说》；第27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列说》。

[24]《湘抚端方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湖南历史资料》第1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25]《岳埠情形》，《江南商务报》第2期（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商情》。

[26]《沙市海关贸易报告》，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3辑，第259、266页。

[27]［英］奥尔夫：《1904年沙市概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沙市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337页。

[28]朱建邦：《扬子江航业》，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29]［日］林安繁：《扬子江》，《清议报全编》第3集第12卷，第10页。

[30]［英］李约德：《宜昌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20辑，第214页。

[31]《重庆汤百万的发家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1页。

[32]《海关报告（1902—191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6页。

[33]［英］华特森著、李孝同译：《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92页。

[34]《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1896—189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49页。

[3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46、247页。

[36]《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卷下，第51页。

[37]《英人通信》（1872年5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90页。

[3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94—1496页。

[39]《商务官报》第31册（1908年），《参考资料》。

[40]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1]资料据隗灜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3页。

[42]民国《灌县志》卷4，第5页。

[43]［英］复庆：《中国茶区游历记》，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39页。(www.xing528.com)

[44]《革职留任两广总督祁埙奏为遵查船户挑夫照旧谋生可无失业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0页。

[45]《御史黄赞汤奏陈江浙福建通商后赣粤船户挑夫将失其业应预防滋生事端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93页。

[4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36—1539页。

[47]［英］复庆：《中国茶区游历记》，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32页；《英商致英国驻华公使兼英国对华贸易首席监督官阿礼国》，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370页。

[48]《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7页。

[49]《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73、174页。

[50]《英人通信》（1872年5月），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32页。

[51]《张之万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军机录副·财政》

[52]《李鸿章复尹耕云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

[53]民国《泗阳县志》卷19，《实业》。

[54]《清江浦商董请设立商务公所举绅董禀》，《江南商务报》第14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公牍》。

[55]王鹤鸣：《芜湖海关》，第30页。

[56]《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4年，《芜湖》，第60页。

[57]王鹤鸣：《芜湖海关》，第29页。

[58]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70页。

[59]王鹤鸣：《芜湖海关》，第74页。

[60]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民国《当涂县乡土志》。

[61]民国《芜湖县志》卷35。

[62]《江西巡抚钱宝琮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03页。

[63]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江西官报》第27期（1906年），《论说》。

[64]刘坤一：《赣关短征四年分盈余银两邀恳援案减免折》（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3，第38页。

[65]桑悦：《重修岭路记》，同治《南安府志》卷21，《艺文》。

[6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36、1474、1475、1537页；《申报》1884年5月6日。

[67]《扬子江》，《清议报全编》第3集第12卷，第22页。

[68]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4页；孙述诚主编：《九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69]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4页。

[70]《御史黄赞汤奏陈江浙福建通商后赣粤船户挑夫将失其业应预防滋生事端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93页。

[71]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4页。

[72]嘉庆《郴州总志》卷21，《风俗》。

[73]《劳崇光来函》（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224页。

[74]光绪《郴州直隶乡土志》卷下，《实业》；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75]《光绪二十五年岳州贸易情形论略》，《江南商务报》第26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列说》。

[76]《光绪二十五年岳州贸易情形论略》，《江南商务报》第27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列说》。

[77]《航业日旺》，《长沙日报》1909年5月15日。

[78]《光绪二十五年岳州贸易情形论略》，《江南商务报》第27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列说》。

[7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72页。

[80]《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9—1871年，《汉口》，第19、192页。

[81]《中国中南部的贸易报告》（189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54页。

[82]《湘抚端方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湖南历史资料》第1期，第211、212页。

[83]《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1896—189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29页。

[84]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320页。

[85]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同治《宜城县志》，《物产》。

[86]同治《襄阳县志》，《乡镇》；同治《汉川县志》，《物产》。

[87]民国《南郑县志》，《实业》；光绪《城固县乡土志》，《商务》。

[88]《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9页。

[89]光绪《平利县乡土志》，《商务》；［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8页。

[90]《通商各口海关贸易报告》1883年，《汉口》，第78页；《烟叶述略》，《农学报》第21期（1898年2月）。

[91]《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9年，《汉口》，第226页。

[92]民国《汉口小志》，《商业》。

[93]范锴：《汉口丛谈》卷1。

[94]《外务部奏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058页。

[95]民国《巴县志》卷13，《商业》。

[96]《云南商务报告》（187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1106、1107页。

[97]《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68页。

[98]《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87页。

[99]《打箭炉商务》，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36页。

[100]《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79、195、187页。

[101]《通商各口海关贸易报告》1894年，《重庆》，第69页；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376页。

[102]《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221、200页。

[103]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庆海关资料译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页。

[104]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1936年铅印本，第77页；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95页。

[10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23、1428页。

[10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