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路：钱塘江水系
钱塘江水系流经的浙、赣、皖三省毗邻地区，是上海港出口茶叶主要来源地。先前，该区域连同武夷山南麓所产茶叶，却因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均西向入鄱阳湖经赣江越大庾岭南下广州，全程约60天。[43]当时，“江浙之丝斤、福建之茶叶来粤，均由此路雇觅挑夫过岭运送，虽过岭陆路仅止一百二十里，而每日来往约用挑夫三四千名不等”[44]。有人估计，是时“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45]。自上海开埠，局面改变，该地区出口茶叶不再舍近求远运去广州，而是改为东向循钱塘江水系经杭州或宁波运往上海，河口和屯溪是两大起运点。
地处信江岸边的河口镇，属江西铅山县，主要接纳当地及武夷山南麓所产茶叶外销，运输线路为河口—玉山—常山—杭州—上海。河口至玉山段仍走信江，两地相距约180里。抵玉山后须起岸雇用挑夫搬至约百里外的浙江常山，入富春江支流下杭州转上海，全程约28天，较之去广州大为便捷。河口镇成为购销两旺的茶叶集散地，在镇上“到处都可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河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船只非常之多”。除了周围地区所产茶叶从这里外运，还吸引了福建崇安、安徽婺源等茶区的货源。19世纪50年代福州港茶叶出口未畅时，“武夷山南面地区所制的茶叶，都是先运至河口，然后转往一个输出口岸的。所谓婺宁茶或宁州茶，是更西边靠近鄱阳湖的一个地区所产，也是由水路经河口运往上海”。交易的活跃和运输的便捷，给周围地区的植茶业带来新的刺激，“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及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时为1852年——引者注）开垦和栽种起来的”[46]。
位于皖南茶区的屯溪镇，可与河口镇比肩。它地处新安江上游，因屯溪以上河道狭窄，货船不便通航，屯溪因此成为皖南茶区主要的外运通道，“杭州及严州大船均泊此载货”，经新安江“运至杭州转往上海的绿茶，几乎全部是在屯溪装运的”。出口茶叶的生产、交易、加工和转运，已是当地经济的主干。茶商在向茶农收购茶叶后，雇工加以分类、精制，装箱运往上海，因此又有不少专做茶箱的木匠铺，“屯溪及其附近人烟稠密之区，可以说事实上是依靠茶叶的对外贸易为生的”。而从上海输入的洋货，也从这里销往周围地区，“屯溪和婺源每年要销售大量的外国匹头，如果交通运输更加迅速可靠，销售量还会大为扩大”[47]。1858年英国驻沪领事在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中评述与浙、赣等地的交往时称：“有关出口的情况同样适用于进口，同内地交通的便利总是会使上海变成一个贸易集散地的。本港能够通过水路把旅客和货物运往上述的任何县城或地方，可以不经过长江就能从上海到江西省的宁州和甚至更远的地方。”[48]
值得注意的是，河口、屯溪外销茶叶还有一条货运线路，即在运抵杭州城外义桥后，不就近入运河赴上海，而是折向东南，改道经宁波转海路去上海。实际上，这是茶叶运销商为躲避一些苛捐杂税的不得已之举。《1868年上海港贸易报告》载，当时取道杭州的捐税远较改走宁波苛重，“预定来上海市场销售的安徽绿茶原来由钱塘江下达杭州，再通过运河到上海，现改为绕大圈取道宁波，再装外国沿海航船运到它的自然终点——上海”。其原因在于：“使茶叶在钱塘江的义桥上岸，越过难走而拥挤的道路运到宁波的运输费用，加上宁波的轮船运费，用它避免在直运路线上被征收的沉重税款比较，还是合算的。”[49]由于同样的缘故，即使在1858年九江开埠后，赣东北和皖南外销茶叶仍多走东路，经杭州或宁波去上海，据外商观察，“发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运往宁波比运往九江安全便宜而迅速，一是由于课税的差异”[50]。这种状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存在。可见考察具体的货运线路，除了注重地理条件，还需顾及相关的人文因素。
（二）北路：江北段运河
自上海崛起，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联系的作用减弱。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张秋穿运河东去，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一时黄水泛滥，运河阻滞，航运功能更为削弱。但以为大运河从此无足轻重是不确切的，运河受黄河改道影响最大的是张秋以北区段，“自河决兰仪，黄水穿连挟汶东趋，其张秋北之运河，仅恃黄河旁溢之水为来源，入运之处各南坝所口日形淤垫，从前秋冬尚能过水，近则水落辄至断流”[51]。19世纪60年代初，张秋至东昌段运河“河身淤狭，已为平地，实不及丈五之沟、渐车之水”[52]。
而张秋以南河段，则有沿河诸湖的挹注仍能通航，只是因张秋以北河段淤浅及南漕北运改走海路，先前那种南北船运穿梭的景象不复再现，沿河城镇的商业活动因之减色。但张秋以南河段尚能行船，因此在经镇江中介，沟通上海与苏北、鲁西南、豫东南、皖北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方面，镇江至张秋运河区段仍发挥着主干道的作用。“凡由镇江购运洋货之处，以江北及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水路近便者居多，镇江为该水路之总口，水路指运河而言，可通江北、山东等处，若往安徽、河南两省，则清江浦过洪泽湖及淮河一带均属一水可达。”另一方面，“凡土货出产之地，皆为本口（镇江）运销洋货之处”。其货物流向、品种及产地，统计见表5-1：
表5-1 江北段运河货运统计 单位：%
资料来源：《光绪二十五年镇江贸易情形论略》，《江南商务报》第21期（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列说》。
统计表明，津浦铁路通车前，在沟通上海与上述各地区经济联系方面，运河仍是主要的货运通道。洪泽湖北的江苏桃源县，“洋货有石油、火柴、洋布各种，均由上海辗转运入，每岁输入数亦巨万”[53]。位于原黄河运河交会处的清江浦，商业活动依旧活跃。“查清江浦地属清河县，在淮水之北，距淮安府城三十里，为南北水陆要冲，从前海道未兴，商务为南省诸省之冠。”这时则因仍有山东、河南等处的贸易往来，“百货屯集，争先售卖”，人称“为内地商业总汇之区，道南北水陆商货，商业不减镇江”[54]。(www.xing528.com)
（三）中路：皖江、赣江水系
中路是由芜湖、九江两个中介口岸为基点，分别统率皖、赣两省主要商路的。
芜湖，乃货物进出皖省腹心地区的门户，南经青弋江、鲁港河直通南陵、宁国、太平，西北经新裕河可达巢县、无为、庐州，均为物产丰饶之区，尤以盛产米粮和茶叶著称。但1876年开埠后，经芜湖运往上海港出口的茶叶数量并不多，多数年份在2000担上下波动，仅占安徽茶叶实际外销总量的约1%。[55]原因有二：一是皖南茶区外销茶叶经屯溪走东路水道较之往北驳运至芜湖更为便捷；二是运往芜湖的税捐更重，“在通向茶区的内地水道上，各个据点都建立了税卡，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对运到芜湖的茶课征厘金”[56]。
安徽各地汇聚芜湖外运的大宗货物是米粮，据海关统计1885年至1936年，稻米一直占芜湖港输出各货值的首位，其中输出最多的1905年为843.8万担，占各输出货物总值的91.22%。稻米输出的多寡，左右着芜湖港的进口贸易，若输出多、游资增，进口商品输入亦增，反之则减，如芜湖海关报告所说“本港的全部贸易，主要是随着大米的出口贸易而变化的”[57]。由芜湖维系的货运线路，也主要是通达各稻米产区。首先是江对岸的巢湖周围府县，该地区“聚粮之地首在庐州府之三河、运漕两处，不特一府之米会集于此，即河南光（州）、固（始）等处产米亦皆转运而来，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这些外销米粮多经新裕河输抵芜湖外运。其次则是近旁的太平府之官圩、宁国府之湾沚镇，“皆系聚米之地”，亦均循水路运至芜湖外销。[58]停靠芜湖的“轮船以装载搭客、输出农产品为目的，其出口货以大米为大宗，大都为庐州、三河、安庆、宁国、南陵等地之生产，先集芜湖，再运上海”[59]。
上述米粮运销线路，同时也是进口商品输入孔道，“外江庐州、巢县、三河，内河宁国、徽州各处，均来本埠（安庆）贩运”。在当涂县，“洋呢、洋缎、洋绸、洋布、洋纸、洋油、洋火、洋皂并零星洋货，以及外省糖、盐、布匹、纸张、油、酒、药材并各项杂货，均由芜湖运入本境（当涂）各镇市销行，每年约值银二十万两”[60]。周围地区外销稻米集聚芜湖外运，直接推动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芜湖的碾米工场，嘉道年间约20余家，至清末民初已增至百余家，净增约4倍。[61]
上海开埠前，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西及江、浙、皖等省进出口货物多经赣江走大庾岭赴粤，“由南昌至广州计程二千余里，中隔大庾县之梅岭极其高峻，山路陡险”，全凭人力挑扛搬运。[62]江西境内两大货物集散地则为樟树镇和吴城镇，前者当袁江与赣江交会处，后者扼赣江、修水入鄱阳湖之要口。“樟树居吉安、南昌之东，东连抚州、建昌，西通瑞州、临江、袁州，吴城濒江而瞰湖，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经，无大埠头，吴城适当其冲，故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
存，至樟树而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这种运输格局长期延续，“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点，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其商业之盛，“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如焉”。[63]
但自上海开埠，原先南下走大庾岭的商货纷纷改道经赣江趋九江转上海，“商贾懋迁趋利乘便，孰肯舍近图远再出广东，以致赣关绝无大宗货物经过，所收税课均属小贩零星，纵使竭力招徕，总不能照前畅旺，实为时势使然，莫能强求”[64]。以往“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65]的大庾岭商道顿显冷落。随着货运流向的变化，江西境内主要的进出货物运输线路，虽仍走赣江水系，但已形成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构架。
茶叶是经九江外运的大宗出口商品，当地茶叶加工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迅速。“1861年九江初开放时尚无茶商，因此在本埠购买的茶，须以未曾加工的形态运往上海，在上海再为加工、包装，然后运销外国市场。”但次年就有“十六七个商人在九江设立茶行，为茶的输出加工”。出口茶叶运销线路所经地区的茶叶生产，也有新的发展。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1881年，在沿途产区已设有从事茶叶贩销的茶行252家，次年又增至344家；九江城内的拣茶女工有近万人。[66]
上海与九江轮运航线的辟通及赣江水系货物流向的相应变化，促使九江港区重心由内河移向长江。[67]原先九江港货物装卸码头位于龙开河畔，以后在龙开河以西琵琶亭江岸至九华门沿江地带形成新的港区，供轮船停靠。至1880年，上起龙开河口，下至九华门一带已建成石砌护岸。是年进出九江港的轮船共有600余艘，以后几年又增至700余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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