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组合，因其覆盖面广，地域跨度大，除了凭借流域内特别是长江沿岸主要口岸的中介，还依靠了那些规模、功能稍逊的港口商埠的衔接沟通。在汉口以上的长江区段，就有岳州、沙市、宜昌等港埠，担当了进出湖南、四川等地商货的转输任务。
岳州，地处洞庭湖畔，扼湖南出省水路要道，南通湘、资、沅、澧四水，“为湖南一省之门户，凡进口出口大宗货物莫不悉由于此”。1898年被列为首批自开商埠，但从水文地质论，其港口条件欠佳，“水中矶碛最多，华洋商船无敢安心停泊，兼之湖风险恶，回避无力，更且市面崇高，上下货物脚价翔贵，此数年之弗利于商贾，人皆知之”[23]。开埠后商业虽有发展，进展却不大，“夙为经过孔道，并非商货聚集之场，故开办多年，洋商不乐侨居，关税亦从未畅旺”[24]。然作为湖南出省水路通衢，它在长江流域市场网络中所起的衔接作用依旧十分重要，“凡由汉口至湘省及由长沙、湘潭至汉口者，必取道于此；云南、贵州两省所出煤炭、湘潭所产烟叶，如欲输运他省，亦必道出岳关”。[25]
沙市，南临长江，北通襄、汉两水，“不仅是长江上下航行必经之地，而且有优良的内河航道”。上海至宜昌轮运航线辟通前，“同长江上游的航运贸易都是从沙市中转，汉口来的货船在这里换装川船上驶；川船也运来川货在此换船去汉口，再运往沿海口岸和外洋”。1876年已是外轮的货物装卸点，1896年开埠后经由该地的中转货物更多，英国太古洋行、渣甸洋行都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1903年沙市海关税务司称：“尽管困难不少，例如本地与上海无直接金融业务关系，从而使得各项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物物交换性质”，但因过境货物量大，设在当地的外国商行仍获利丰厚。[26]1904年沙市已有8万人口，英籍海关官员认为它有望成为湖北境内长江中段的一个商业中心，因为“沙市具有天然的与人为的水运系统，这是使沙市成为商业中心的条件之一”[27]。
较之沙市，位于进入川江门户的宜昌，转运港的特征更为鲜明。《1881年宜昌海关贸易报告》称：“事实上宜昌的地位仅仅是一个转运货物的大港口，即把轮船运来的货物转运到合适的船上，通过长江上游的峡谷和险滩转运到中国西部去，同时以同样的航路接纳进土货，再装上轮船运往中国东部的口岸城市。”这是由长江航道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依据轮船通航条件，长江航路可分为三段，首段为上海至汉口，末端为重庆，第二三段在宜昌、沙市区段交接，“故是处发现两互相竞争之转运商埠即沙市、宜昌”。[28]
因宜昌以上川江航道险恶，“非轮船所能飞渡，故必利用土制之毛板船以为转运之器，而宜昌港遂如天造地设，为木船、轮舟汇集交拨之区”。1876年开埠后，轮船招商局、英国怡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及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皆陆续于此地设立分局，以营转运之业”[29]。转口贸易已在当地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1903年宜昌海关贸易报告》载“本口贸易情形不以本处年成为进退，而视川沪生理为盛衰，如川省百产丰收，则下运之货自涌；沪上棉货价巧，则上运之货亦多”。19世纪90年代，在汉口、宜昌、重庆间从事货运的木船约有2500艘，“每年的贸易总值估计为20万海关两”[30]。1893年四川余栋臣起义，一般商人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有的将上海购买的货物运到沙市、宜昌一带就搁起，等待时局平稳后再行上运”。但也有人抓住市场货物短缺的时机，硬是将“在上海所进酌货全部运来重庆”，结果大获其利，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重庆巨富的汤子敬。[31]
在这些港埠之下，则有小至村墟乡集、大至府县州城多层次的市场联结网络，如海关报告所说“中国现在虽然以大量原料运往外国市场，但是中国的输出品仍然要在初级市场上以铜钱收购，从个别人买来的微小数量，当其运到口岸来时，便像滚雪球一样，积成巨大的数量”[32]。同样，进口商品也循着同一渠道分销至中国的内地城乡。离上海港最远、位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末端的四川地区两项大宗进出口商品即棉纺织品和生丝的聚散流通，当具典型意义。(www.xing528.com)
自上海开埠，经长江航道输入重庆的外国商品中，机制棉纺织品一直占据首位，其中“棉纱是四川主要输入品”，19世纪90年代约占年均输入贸易总值的60%—70%。[33]它们从上海运抵后，通过重庆与四川各地层层相结的市场网络，销往四面八方。“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洋货。”[34]
这些进口棉纺织品，经过集镇场市的层层贩销，成为民间习见之物，“川省迤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洋棉纱所织之布较土布无甚低昂，虽其细逊于土棉，然结炼颇堪耐久”。在乐山县，“进口洋纱的需要日有增加，不仅城内织户需要洋纱，城外各区织户也同样需要”。遂宁县，“织户已开始乐用洋纱，不仅因其价廉，而且因其易于操作”。一批去四川实地考察的英国商人称：“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询问，纺织业分布的地区，北面远至潼川，西边远至雅州，并且包括合州、遂宁县、太和镇、万县、成都、眉州、中江、嘉定、叙府、泸州这些如此重要的商业中心，实际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镇都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用洋纱织的，洋纱因其价廉、形式方便及易于操作，很快地使纺车闲置无用”[35]。与此相联系，经上海港销往四川的洋纱数量猛增。1887年由宜昌转运入川进口棉纱795担，1889年增至6700余担，次年又达6900余担，若加上未经海关而由木船径运者，此数当更巨。[36]
与江浙地区相比，四川的蚕丝出口起步较晚，1871年始有6000包川丝经上海港输往国外。[37]此外，生丝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出口商品。四川蚕丝产区分布较广，“而大的丝业中心。即供应输出的主要来源地则为嘉定府、顺庆府和成都府，这些地方都有水路通达长江”。每到收获季节，“绵州、保宁、成都、嘉定和重庆的丝贩纷赴各乡村市场收蚕丝，并购买当地出产的丝。在四川，蚕丝生产像所有其他作业一样，是零星经营的，商贩们像做鸦片生意一样，在这儿收一斤，在那儿收几两。农民通常出售蚕茧，不另行制丝”。出口需求的扩大，促使人们“愈来愈趋向于把蚕丝收集到较大市镇去缫丝”，然后汇聚重庆，“输往上海，以便转运欧洲”。1886年，仅绵州一地经重庆输往上海的生丝出口值就有100万海关两。[38]海外市场的信息反馈和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也通过市场网络传回重庆，推动了出口生丝的加工技艺。据1908年的商务调查，“川地现已有仿日本用机器缫丝，价值渐昂，出口至上海者不少”[39]。
与上海港内外贸易市场流通网络的衔接，促进了长江流域各地农村初级市场的发育。据统计，嘉庆前后四川约有农村场市3000个，至清末已增至约4000个。[40]另据对川西双流县、川南丹棱县、川东长寿县和川北三台县的抽样调查，重庆开埠前上述四县共有场市93个，民国初年增至124个，平均增幅约33%。[41]网络所经各城镇的商业活动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前述岳州、沙市、宜昌等均是例证。小如四川灌县县城灌口镇，为通往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门户，因山货集此外运，“城内外廛肆罗列，有银号数家，东街尤百货骈阗，商贾麇集，以贩运药材、羊毛者特多，行销渝、宜、汉、沪，岁约十万元”[42]。可见这一市场网络组成的作用是双向的，它在为上海港提供幅员辽阔的经济腹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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