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口岸：上海港间接腹地的重要转运港

近代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首先表现为受上海港内外贸易引力的吸纳，流域内各省区主要的商品流通，经由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重庆等口岸的中介，组合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集散体系。

（一）宁波

宁波，是宁绍平原和浙西南丘陵地带主要的出海口，但从港口布局言，它与上海相距不远，又受地理环境限制，自身经济腹地狭小，“所借以销卖洋货者，唯浙东之宁、绍、台、金等府；其内地贩来货物，仅有福建、安徽及浙省之绍属茶斤，并宁、绍、金、衢、严等府土产油蜡、药材、麻棉、纸、席、杂货等物”^[2]。发展余地有限，所以开埠不久其进出口贸易就被吸引到了上海港，“盖宁波密迩上海，上海既日有发展，所有往来腹地之货物，自以出入沪埠较为便利。迨至咸丰初叶，洋商始从事转口货物运输，所用船只初为小号快帆船及划船，继为美国式江轮，但此项洋船仅系运输沪甬两埠之货物，与直接对外贸易有别；至直接对外贸易，自彼时迄今（时为1931年——引者注）从未有之”^[3]。宁波实际已成为上海在浙东南的一个转运港，通过它的中介，杭嘉湖以外的浙江大部分地区乃至毗邻的江西广信、安徽徽州等府，都成为上海港间接腹地的一部分。

1870年，经由宁波运往内地的洋布共有281187匹，其中运往衢州府33454匹，广信府25429匹，绍兴府22312匹，金华府18208匹，温州府16346匹。“广信府的洋货供应从自然位置看来，应当是依赖江西的九江，但是从宁波至广信的路程虽比较远，却比较方便而且省费，所以走这一条路的很多。”该府玉山县年销售洋布达20517匹，超过金华、温州等府销量。^[4]出口方面，徽州等府外销茶叶“经过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准许才能得到”。在整个流通网络中，“上海是宁波销售其出产物和购买所需物资的市场。^[5]1876年温州开埠后，与宁波一起成为上海港内外贸易在浙东南的转运港，瓯海关统计资料表明，“该港进口的洋货和土货，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转运而来，出口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运到上海，以后再转销国内外各地，所以温州最主要的贸易对象港是上海”^[6]。

（二）镇江

位于长江以北的江苏扬州、淮安、徐州、海州及毗邻的河南开封、山东济宁等府州，明清以来依傍大运河，北与京津，南与苏杭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上海开埠后海运交通拓展，包括漕粮在内的原先经由运河输送的物资多改走海路，进口商品则从上海港输入后经镇江中转，销往扬州、淮安等上述各府州。通过这一途径，苏北平原、豫东南和鲁西南融入上海港间接腹地范围。在华外商评述说：“镇江位于许多流贯南北的河道的交叉处，其位置对于发展子口贸易很合理想。河南省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个最著名、最古老的省份，土地非常肥沃，有许多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全省的许多洋货完全由镇江供应。（河南）实际上可以在上海购买洋货，不过没有（镇江）这一条约口岸，洋货就无法大量深入。”正是通过镇江的中介，经由上海港输入的“布匹被运往最遥远的地方，而且数量很大，尤其是运往河南各大城市和商业中心，距离此地（镇江）约有四百英里或五百英里。这些城市的洋货几乎完全由此地发出，上海毋宁说只供应江苏南部各城镇”。1887年，销往开封的洋布达13万余匹，济宁、徐州、海州也各进口10万匹。^[7]

1896年英国驻沪领事指出，经由镇江转运的进口货销售区域，是地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镇江的海关统计资料亦显示，“鲁南起码黄河北通（185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即黄河南岸属上海港经镇江中介的贸易集散圈，以北的货流则归向天津港。^[8]市场网络的大幅度延伸，无疑推动了上海港的贸易发展，经由镇江转运江北的洋纱持续增长，1885年约数担，以后连年攀升，“1886年进口179担，1887年321担，1888年558担，1889年1463担，1890年13582担，1891年27035担，使用洋纱的织布机大多数集中在徐州”^[9]。此外，曾是江南重镇的南京，自经历太平天国战事，时隔30余年，“元气至今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在沪宁铁路通车前，贸易活动相当冷落，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亦主要通过镇江的中介。^[10]

（三）芜湖

芜湖襟江带河，是循长江进入皖南及江淮平原的主要门户，人称“徽、宁、池、太商人贸迁之地，江北滁、和、无为、庐州物产汇聚之所”。1876年辟为通商口岸，同年轮船招商局在芜湖设立了轮运局，外国商轮也接踵而至，次年贸易总值就达158万余两，1878年至1881年又逐年递增至321万、356万、393万和437万余两。而其中“几乎所有的国外进口商品是通过上海运进的”。芜湖已成为沟通上海与皖江南北货物交流的主要中介港，“从贸易方向看，大多数贸易是面向安徽的太平、庐州、六安、安庆、池州、宁国等行政大区”，同时也包括“芜湖与徽州府和风阳县之间的南北贸易”。经由芜湖运往上海的是大米和生丝；19世纪80年代后，鹅鸭羽毛渐增：1882年约500担，1891年为12500担，净增约24倍，“这些羽毛在上海装船之前，又经拣选一次，然后才打包”^[11]。茶叶出口，也因与上海港的直接交通而日盛。民国《芜湖县志》载：“茶业，嘉道间本埠销场微细，不及湾沚；光绪初渐次发展，至三十年左右计有店铺十二家，每年营业共二十万上下，其源皆来自泾、太、徽州等处。”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同步增长，1910年美国实业家访华团路经芜湖，曾对洋布、面粉、煤油等大宗进口货一一调查笔录。“殷殷注意”^[12]。

（四）九江(www.xing528.com)

九江，面对长江，东临鄱阳湖，为水运冲要，由鄱阳湖入昌江可达瓷都景德镇，入乐安江能至茶乡婺源，循信江可到名镇河口，溯赣江能直抵南昌、吉安、赣州等地。1858年和镇江、汉口一起成为长江沿岸首批通商口岸，是江西茶叶等土特产品输往上海和上海港进口商品转运江西的要口，其中“织布用的棉纱进口的增加特别值得注意，1879年棉纱进口在2000担以下，两年之后增加到3245担，而在1883年达到5708担，其中有5000担以上用子口税单运往本省（江西）内地”，内销比例近90%，最远销至赣粤交界的赣州和南安。^[13]

（五）汉口

汉口，素称“九省通衢”，“不特为楚省之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14]。但在上海开埠前，受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汉口与江浙地区的经济联系，多归向苏州。自上海开埠及长江轮运开通，旧的格局被打破，两地间建立起了直接的经济联系。汉口以其独具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港商品集散网络向内地各省拓展的最重要的中介港。这种关系从当时由中外商人联手运作的子口税单上清楚体现，上海港输入的进口商品“由外国轮船或中国轮船公司的船只运到汉口来，经过重新包装后，用子口税单作为外商所有的货物再运往四川、陕西或更西的地方，但99%甚至99.9%从离开上海之时起即完全为中国人所有”。外国轮船公司借此获得运费收入，那些以货主名义为华商申请子口税单的外国商人，则满足于从中收取一笔酬金，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才是他的市场，而不是汉口”。据1887年的统计，是年以这种方式经汉口转运的进口货值，销往湖北本省的是85万两，其余为湖南160万两，河南40万两，贵州15.3万两，陕西26.5万两，广西2.8万两，足见地域涵盖之广。^[15]

汉口港也因这种中介地位而愈显重要，1863年各通商口岸外籍船只进出口货运净值统计，它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16]它与上海港之间，已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紧密关系。开埠初期，曾有人打算拓展汉口港的直接对外贸易，“努力要把所有直接运去英国的货物改在汉口装船”，结果证明得不偿失而作罢。原因在于“汉口一埠乃内地之枢纽”，“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17]。两湖地区出口货物的生产流通，也因此得到推动。1861年以前，该地区销往俄国的茶叶多经陆路辗转北上，自上海与汉口间轮运航线辟通，则转由长江而下直抵上海，再经海路至天津转往恰克图，当时“天津所输入的红茶、绿茶和砖茶，皆来自上海，上海之茶自汉口而来”。当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受英属印度、锡兰茶竞销，渐趋下降时，两湖地区的茶叶种植和出口，则因对俄输出的增多，“而能屹立一时”^[18]。

（六）重庆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位居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则是“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游之锁钥”^[19]。但受三峡险道的阻隔，它与长江沿岸其他各省的经济联系相当薄弱，与上海的交往更少，时任四川总督宝兴曾有生动的描述：

查川河节节皆滩，奇险百出，凡有滩处所，两旁巨石嶙峋，中唯一线水槽，迂回曲折，船身稍形长大，即难转折而过。及至巫山大峡，两山紧夹，壁立万纫，绵亘二百数十里，名为腰站河，乃川中众水汇合入江之门户。峡中河面宽止数丈，怪石林立，水势屈曲奔驰，急如怒矢，大船更不能行。是以川河极大之船长不过数丈，恐亦仅可驶至湖北汉口而止，航海固非所宜，即江行亦难适用。故历来滇、黔两省例运京铜铅船只，均在川省成造，一抵汉口，即须另换，此其明证。^[20]

上海开埠后，经由汉口港的中介，沪渝两地交往渐密，1891年重庆开埠后两地间的直接沟通更是空前紧密，据1896—1897年英国商人的商务考察，“重庆洋布进口贸易全部操控在二十七家商号之手，他们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驻上海。除了重庆这些商号在上海有代理人之外，成都有三家、嘉定有一家也在上海有代理人，随时按他们的需要代为购买。这四家的交易规模比较小，而他们直接向上海进货这一事实，对于重庆作为四川省贸易的主要市场及分销中心的地位并无重大影响，重庆这样的地位，由于它的特别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次年的一份商务报告有更具体的记载：“货物用轮船运到宜昌，然后再由船货管理人或帆船主人用本地船运送。”贩运这些货物的“重庆商人在上海是付现款的，但是他向四川内地商人售货则是长期赊销，附属于重庆的主要市场有遂宁县（该县供应潼川府及保宁府）、省会成都、嘉定、溆浦、泸州、成县。成都有三家商号、嘉定有一家商号直接在上海采购，此外四川全部都是由重庆采购”^[21]。其货物集散网络甚至远及周边邻省，郑观应从沪抵渝实地游历后记述：“重庆是四川最大商埠，上达云、贵、甘、陕、西藏等省，往来货多。”内中“出口货以药材、小土为大宗，次则黄丝、白蜡、猪鬃毛、牛皮、羊皮、青麻、木耳、桐油、杂粮等项”。^[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