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贸易催生的习俗变迁

得益于上海港繁盛的内外贸易，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出口农副产品的产地，社会经济较早地步入近代化进程，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相应都有明显的变化。在浙江湖州，出口生丝的生产、加工和运销，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干。“丝庄集缴所购新丝运送南浔坐商，以‘辑里湖丝’之商标行销国际市场，当时的丝庄是湖州经济的大动脉。”^[77]蚕丝生产季节性强，成本投入多，当农户随出口需求扩大自家生产时，他们往往求助于借贷。“农民养蚕乏资，贷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而息其十一，富家实渔利，而农民亦赖以济蚕事，故以为便焉。”新丝上市时，丝商、丝行、缫丝工场往往也要借贷用于收购，金融资本在出口生丝产地的活动远较一般乡村活跃。清末民初，南浔一地就有钱庄多家，“各庄划汇以对申、苏方面为多数，放款对象是本地丝行、缫丝厂、鲜茧行和各商店，丝茧抵押放款也是其业务之一”^[78]。应该说，在生丝出口的带动下，这些产地的社会经济都较前发展，农户的生活也有所提高。“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湖州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一般农民衣食饱暖、优闲安适，有史以来以此时为景盛。”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了一些实情。在对当地富室大户的一些描述中亦有间接体现，据称南浔镇上洋货畅行，“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借以争胜”^[79]。在上海周围农村，上述变化更为明显。

人们生活习俗的演变和价值观念的取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开埠前，周围农村的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相吻合的，“重农务本”的传统观念，根植于多数人的头脑中。“女子庄洁自好，无登山、入庙等事，井臼之余，刺绣旨蓄，靡不精好。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日以万计，以织助耕。”^[80]上海开埠后繁盛的内外贸易及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给周围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闭塞守旧的传统观念及生活习俗带来巨大冲击，并促使其逐渐让位于新的顺应近代经济运行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人们不再安于厮守土地，而是将眼光投向大上海，向往并投入到不断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中。

上海县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宝山县彭浦里，原先“农家最穷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在地处远郊的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81]。

经由上海港输入的各类进口商品，对周围农村的冲击直接而强烈。“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嘉定县真如镇，“僻在邑之西南，自成市廛，士习诗书，民勤耕织，俗尚敦厚，少奢靡越礼之举。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旧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82]。这一方面刺激了上海周围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给近代工业产品打开了销路，为上海港内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力。如火柴，“敲石取火，沿用已久。海禁初开，始有火柴，而内地尚不通行。光绪中叶以后，火柴渐推渐广，已成人家通用之物，后生少年几不知刀石作何状矣”。嘉定县农村，“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南汇县，“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然煤灰飞扬，用者厌之。未几加以玻璃罩，光益盛而无烟，且十光五色，或悬于空中，或置于几上，或垂于壁间，使光反射，其色各各不同，而又各各合用。于是，上而搢绅之家，下至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83]

一旦突破了闭塞守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便发现传统的谋生手段不敷支用，遂纷纷另辟新径。前述上海开埠后，周围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转换，集镇经济活动的演变等，都可从这里找到一些底蕴。更有一些人则干脆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民国《川沙县志》载：“五十年前，人民生事，农而已矣。有副焉者，厥维纺织。机巧浮兴，徒手失利，年龄壮盛者大都赴上海从事工商业。”远郊青浦县也不例外，“乡村妇女助耕馌饷之外，兼事纺织为生。光绪中叶以后，梭布低落，风俗日奢，乡女沾染城镇习气，类好修饰，于是生计日促，一夫之耕不能兼养，散而受雇于他乡者比比焉，尤以上海为独多，利其工值昂也”^[84]。上海机器缫丝厂的女工，多是来自上海周围农村。这些现象说明，近代上海崛起后，周围农村闭塞守旧的社会生活逐渐被打破，“重农务本”之类的观念日益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

大群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85]。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据统计，1894年上海机器缫丝业工人9600名，1910年为32685名；从1895年到1913年期间，上海缫丝工人约占全国缫丝工人的1/3以上。^[86]

可见，近代上海的崛起，对周围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且非常深刻的，内外贸易的增长及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周围农村经济旧的运行机制，促使其逐渐将自己纳入、归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当地农村的经济生活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农工出品销路惟何，曰惟上海；人民职业出路惟何，曰惟上海”^[87]。这在很多方面打破了上海周围农村旧有经济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束缚，也为当地农业、手工业、集镇等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契机、可能和较平稳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向近代社会演进的步伐，也为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和港口城市提供了后援。当然因原有基础、自然条件和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这种联系和演变在长江三角洲各地区的表现有所差异。概言之，在进出口商品主要流经地，特别是那些出口农副产品产地和作为其中转地或加工地的大小城镇四周，这种港口与腹地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较为充分，其余地区则相对薄弱。但结论是明确的，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内外贸易枢纽大港的崛起，对长江三角洲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不仅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使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更为凸显，也为上海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注释】

[1]今人将长江三角洲地域范围界定为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本书则依据当时上海港与周边地区实际的交通状况，作出自己的界定。

[2]梁章巨：《浪迹丛谈》卷5，《均赋》；钱泳：《履园丛话》卷4，《水学》。

[3]纳蓝常安：《宦游笔记》卷18。

[4]江苏省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5]陈学文：《明清时期的苏州商业》，《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物产》；乾隆《续外冈志》卷4；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页。

[7]沈寓：《治苏》，《皇朝经世文编》卷23，《吏政》。

[8]［美］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9]《江苏巡抚孙善宝奏报办理上海开市情形折》（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70页。按：“操买黄豆”，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第30页为“换买黄豆”。

[10]《上海等四埠米谷、小麦、豆类国内贸易统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73页。

[11]《光绪二十二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26页。

[12]吴炳之：“序”，同治《苏州府志》。

[13]［英］艾约瑟：《访问苏州的太平军》，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28页。

[14]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王重民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329页。

[15]《吴煦上王有龄禀》（1860年5月26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233页。

[16]吴炳之：“序”，同治《苏州府志》。

[17]《钱农部请师本末》，《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8]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02、222页。

[1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王树槐：《清末民初江苏省城市的发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辑，第81页。

[20]《海关报告（1902—1911）》，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1896—1945》，第103页；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21]赵永良：《百余年来无锡农村集镇的变迁》，《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1期，第80页。

[22]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常州地方资料选编》第1辑，第1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3页。

[24]《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领事马安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52、245页。

[25]林举百：《通海关庄布史料》，1962年油印本，第11—14页。

[26]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6，《实业》；《刘坤一遗集·奏疏》卷32，第10页。

[27]［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页；王韬：《弢园尺牍》，第62页。

[28]《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7页；［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29]《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923页。

[30]《嘉兴府各属物产调查表》，《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

[31]《匡凤逵洪锡范厘捐调查报告（1911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海关报告（1912—1921）》，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第115页。

[32]《嘉定县为禁光棍串通兵书扰累铺户告示》，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96页；乾隆《宝山县志》卷1，《市镇》。

[33]李维青：《上海乡土志》，《女工》。

[34]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

[35]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嘉定疁东志》，《市集》。

[36]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

[37]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

[3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

[39]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7，第2页。

[40]《申报》1876年9月15日；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www.xing528.com)

[41]《匡凤逵洪锡范厘捐调查报告（1911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884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

[4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97、396、517页。

[43]《海关报告（1902—1911）（1912—192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58、204页。

[44]何良栋：《论丝厂》，《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535页。

[45]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21页。

[46]温丰：《南浔丝市行》，《南浔志》卷31，第2页。

[47]《农学报》1897年5月上；民国《吴县志》卷52，《风俗》。

[48]同治《长兴县志》卷8，《蚕桑》；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

[49]光绪《菱湖镇志》卷11，《物产》；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50]同治《湖州府志》卷32，《物产》；同治《安吉县志》卷8，《物产》；光绪《平湖县志》卷8，《物产》。

[51]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8，《物产》；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6，《物产》。

[52]《申报》1880年6月21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79页。

[53]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43，第43页；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79页。

[54]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民国《青浦县志》卷2，《土产》。

[55]［美］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0页。

[56]民国《真如志》卷3，《农业》；民国《江湾里志》卷5，《农业》。

[57]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

[58]《海关报告（1892—1901）（1902—191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44、158页。

[5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

[60]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

[6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00—102、173—178页。

[62]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75页。

[63]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美］佑尼：《中国纺织缫丝情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6页。

[6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81页。

[6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0—82页。

[66]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1—12页。

[67]《申报》1882年6月8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1、82、76页。

[68]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

[69]林举百：《通海关庄布史料》，第12、13页；徐新吾等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7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155页；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5页。

[7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2—85页；徐新吾等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75、76页。

[72]《洞庭山万家》（访问资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50—752页。

[73]《论杭州缫丝厂》，《时务报》（1896年11月25日），译载；徐新吾等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215页。

[7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4页；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48页。

[75]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196页。

[76]徐新吾等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200页；茅家琦等前揭书，第20页。

[77]凌钦哉：《湖庄行庄点滴》，《湖州文史》第4辑，第125页。

[78]同治《南浔镇志》卷21，《农桑》；谢仲芳等：《湖州的钱庄发展和衰败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4辑，第117—118页。

[7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3页；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

[80]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

[81]民国《法华乡志》卷2，《风俗》；宣统《彭浦里志》卷1，《风俗》；葛冲：《青浦乡土志》，《风俗》。

[82]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风俗》；民国《真如里志》，《风俗》。

[83]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风俗》。

[84]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风俗》。

[85]《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45页。

[86]徐新吾等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77、578页。

[87]民国《川沙县志》，《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