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与进出口贸易往来相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和活跃,其经营重心和活动区域的变化都有脉络可循。
开埠初期,随着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在上海的外国商行周围,很快聚集一批包括买办在内的中国商人,其中有的是跟随洋行来沪的广州“旧日洋商行店中散出之人”,还有很多人直接来自长江三角洲,内中尤以浙江南浔和江苏洞庭两地人士最著声名。南浔地处著名的湖丝产地,上海港开埠后,是湖丝出口主要的转运点,“湖丝销售洋庄,南浔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六属丝行几皆为南浔人所包办,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浔为中心”[70]。《南浔志》载:“自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颐岁可十万包”,当地“经营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在与外国商人的交往中,他们熟悉了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贸易往来的交易方式,并通过居间中介或直接参与生丝出口积聚了丰厚的资产,“南浔镇上略有资产者皆由是起家,家财垒聚自数万乃至数百万者指不胜屈”。应该看到,这批富商的出现并非单靠贱买贵卖,更多的是因为他们通过居间中介或直接参与,积累了从事近代进出口贸易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考经营丝业者必须具备之条件有二,资本与人力是也。两者以人力为重,资本为轻。盖资本原需无几,规模小者只数百金已足,无资者且可告贷。惟当时风气甫开,通外国语言者人才极感缺乏,收买蚕丝销售洋庄者必须经中间人之手方能成交,此中间人即当时所谓之通事。丝通事名任翻译,实则通晓国内外行情……当时任丝通事者皆为湖州之南浔人,此南浔所以包办丝业之又一因。”
对外贸易的实践,打开了他们的眼界,磨练了他们的才干,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经营活动,他们都迥异于旧式商人。他们手中积聚的资财,很多被用作投资近代工商业,以致家乡有人抱怨“上海因国际贸易关系日益发展,沪浔交通便利,吴兴大户多久居申江,故其余资虽有一部分用以购置田产,然究不甚多”。在那些实业投资中,有的直接投向码头、航运业。人称南浔“四象”巨富之一的顾春池,先在上海十六铺建造码头堆栈,1862年附股新开业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后又参股旗昌丝厂,并由其侄子负责该厂原料茧的收购,成为集蚕丝出口业、近代航运业和机器缫丝业于一身的实业界名流。[71]与南浔籍人有所不同,明清以来洞庭商帮就颇具实力,但在上海开埠前,缘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城镇体系和以大运河为基干的南北交通网络,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镇江以西长江沿岸和大运河沿线。自上海崛起,洞庭商人审时度势,将经营重点及时转向上海,在依附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发展很快,在钱庄、银行业的实力尤强。[72](www.xing528.com)
如果说上海开埠初期,与进出口贸易相伴的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和经营,主要表现为人们有机会接触和动用近代商业、贸易、金融知识和技能;那么随着这种贸易往来的扩大和加深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它的重点已移向近代科学特别是工业技术的借鉴和应用,并在地域上伴随上海港辐射力和周边地区向心力的同步增强,更多地向上海四周扩散。这种递进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近代缫丝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当是缩影。最初涉足这项新兴工业的,不少就是那些生丝出口商、买办或金融业人士。名列南浔“四象”的庞元济,1896年与人合资在杭州创办世经丝厂,计有上海制造的直缫式丝车208台,女工208名,其中2/3从上海招募,日产出口生丝约一担。同年其还在杭州近郊运河边的塘栖镇开办大纶丝厂,有丝车200台,女工200余人,缫制“金银鹤牌”厂丝行销欧美。[73]人称“庞氏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故所举办之新工业颇多”。南浔“八牛”之一的丝商梅月槎,后亦“以丝厂为业”。洞庭商人也不乏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力,从贸易领域步入创办近代工业者。[74]
在镇江、无锡等苏南新起的出口蚕丝产地,近代缫丝业也相继创办。1896年底,扬州严氏集资在镇江开办缫丝厂,从上海雇用300名熟练女工,又在当地招募女工150余名,产品全部经上海外销。次年1月8日《北华捷报》称:“此为镇江的一项新事业,而为关心缫丝业者所注视。”1902年镇江有缫丝厂2家,工人近800名,“遇有蚕茧运到,无论昼夜,工作不辍”。[75]1904年,曾在上海合办永泰丝厂韵富商周舜卿在无锡创办裕昌丝厂,加工生丝运往上海出口。初有丝车96台,后增至330台,工人也从300多人增至850人。生丝出口贸易的扩大及近代缫丝技术的传入,促使无锡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又一个机器缫丝集中产地,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20世纪20年代由无锡经上海出口的生丝约占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76]无锡作为苏南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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