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国际市场：上海手工业的发展演变

受近代上海崛起的冲击，长江三角洲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

（一）手工轧花业

上海开埠后，原棉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轧花业的兴起。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嘉定县，“棉花以车绞去其子，盛以布包，运售他处，昔用土车，自日本车行，今皆改用日车”“轧棉工作，至为普遍”。与嘉定、上海县接壤的青浦县东北部，“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60]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造而成。原因是“棉花出口增加，原来的土法轧花不能胜任，日本轧花机乘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其需求之大，令制造厂应接不暇，“轧花机销售于上海附近农村，松江、莘庄销路最大，常常供不应求，营业非常发达”。以致一些船舶修造厂由兼制转为专门生产，截至1913年形成拥有16家专业厂的轧花机制造行业。是年，上海国产轧花机的年销量达2000余部。除上海郊区，它们还销往崇明、南通、泰兴等棉花产区，义兴盛铁工厂“最多一天的产量达二十台，主要销往苏北一带”。^[61]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同时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遂逐渐被淘汰。”^[62]一些地区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荣逵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12匹马力引擎一台，轧花机15台。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惊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63]。

（二）手工缫丝业

自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苏南浙北产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尚可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生丝出口畅旺，南浔、震泽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64]江浙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兰西、美利坚各洋行咸来购求，嗣又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称”。加工技术也不断改进，“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业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前去实地察看的外国商人记载，“南浔的主要生产为一种上等生丝，该地亦为附近所产再缫丝之市场”，这种专为出口的再缫丝，产量年有增加，1878年约产4200公斤。从事该业的手工劳动者“每两工资十文，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65]

南浔一带这种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很猛，此前当地以出口辑里丝著称，“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注）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乡土资料载：“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66](www.xing528.com)

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兴起后，无锡等新起蚕桑产区的农户多为专业养蚕收茧出售。1886年6月8日《申报》“锡山近况”载，当地“育蚕之家颇乐于售茧，谓较缫丝出售可省烦劳”，不再兼事缫制，南浔、震泽一带传统产区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有相当规模，故《南浔志》曾自诩“无锡、绍兴率皆售茧，我浔则无不售丝者”。缫丝业的发展，还曾带动相关手工业的生产。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于是手工捻制丝线业应运而起，产品“亦销洋庄，每一担值四五十元至八九十元”。湖州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布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000匹，足见周围地区当时手工缫丝业之盛。^[67]

（三）手工棉纺织业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上海周围地区农户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上海开埠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批量涌入，周围农村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困境。在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论述，但应指出以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周围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洋货的冲击下，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的认识是欠妥的。因为国门被打开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廉价洋纱的涌入，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沉重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手工生产，而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那部分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则有所不同。

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即由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没落和破产。上海县农村，“机器纱盛行，手纺纱出数渐减，机器纱俗称洋纱，用机器纺成，较土法所纺洁白而细”。该县西南乡用它织成的土布，每年约有百万匹，民国初年仍有四五十万匹，销往东北、华北和山东等地。^[68]经由上海港输入的洋纱大幅度增长，“推销于上海附近及江南一带，最初每年仅数千件，不久就达到二十余万件”，更推进了周边地区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结构的演变。地处长江口北岸的通、海地区，“沿江各口岸已有太古、怡和、招商等轮船往来停泊”，运抵的洋纱“因其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渐为机户所乐用，作为经纱，从此就出现了洋经土纬的土布”。一度曾使当地土纱滞销，后以土布经上海北运的销路打开，纬纱仍须土纱，产量才趋上升。经上海港集散的土布成分相应发生明显变化。起初，“上海有些土布庄还拒收洋经土纬的土布，门口贴着一张牌纸，上书‘掺和洋纱，概不收买’。但洋纱条杆均匀，织出来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于是洋经土纬的土布越来越多，土布庄也只好收买”。1895年，“门市收进的土布约有60%已是洋经洋纬，40%是洋经土纬”。以后，洋经洋纬的土布所占比重更大。浦东三林塘所产土布，1910年前后已全是洋经洋纬。^[69]

综上可见，长江三角洲农村手工业的上述深刻变化，与近代上海的崛起息息相关，并因此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自有其鲜明的特点。它集中表现为，依托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地位，周边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在面临洋货竞销时，得以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流通渠道和市场取向等重要环节，较快地转向附丽于直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沟通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了在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一旦手工棉纺织业衰败，农家生计便陷于困境的窘况，农村经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荡。这些变化所体现的发展趋向无疑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上海港内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演变表现得也更加充分。清末民初，上海周围农村相继出现一批新兴的手工业，嘉定的黄草编织业、南汇的织袜业、川沙的毛巾织造业、上海和宝山等县的花边编织业都颇具规模，闻名遐迩。它们的发生发展，同样与上海港内外贸易繁盛的有力推动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