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体系演变与上海崛起的影响

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空间内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城镇群体。它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历史形成并处在发展中的动态系统。在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位移的同时，受上海崛起强大引力的吸纳，长江三角洲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呈现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

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的无锡、常州，向以从属于苏州中心城市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自上海开埠，它们与苏州间传统的经济联系被削弱，贸易往来改趋上海。进口商品及南北杂货，经由上海的采购量常占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1908年沪宁铁路贯通后，“茧子、小麦、黄豆和米从无锡运往上海”更为便捷，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20]有人在考察近代无锡农村集镇变迁后认为，“无锡是随着上海的兴起而兴起，而无锡农村集镇则是随着无锡的勃兴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区域经济中心和小的区域经济中心及其卫星城镇的变迁发展史”^[21]。毗邻的常州，糖、杂货、洋布、煤油等大宗商货均来自上海，当地所产茧丝则直接运沪销售。^[22]不远处的镇江，原是各地商船循长江、运河赴苏州的必经要道，“系苏州门户”^[23]。上海开埠后，“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属系由轮船运往镇江在那里进行分运，因为镇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长江河流的有利条件”。1868年已有2家英国商行开设，其业务与年俱增。《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从上海港运往镇江的进口货总值，“其中大部分是棉、毛织品和印度鸦片，每年已超过六百万镑”^[24]。

南通、海门，虽与上海隔江相望，但在近代航运业兴起以前，受内向型经济的束缚和长江口宽阔水面的阻隔，互相间的交往相当稀疏，当地盛产的棉花及土布，多经苏北平原运销北方，“徐、淮、山东由旱道上所来的客商，赶着成群的驴马，到通、如一带贩卖。回去时，买到一驮一驮的棉花，用土布作袋，载上马背北去”。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市场，凡属运销东北各地的货物，俱已改从上海出口，从此山东客人逐步通过上海购买南通土布”。凡属北销的规格，每匹长22尺，宽不足1尺。产区扩大已从海门北移，向包场、六甲一带发展，运往上海兜售。“1862年，有名的布牌‘鼎茂’、‘天茂’、‘天和’等，完全集中在上海，由北方客人收买。”^[25]通、海地区的经济生活，已与上海直接沟通。扬州府城一带，明清盐业鼎盛时，经济生活自成一体，晚清盐业式微，也渐入上海港内外贸易直接辐射圈内，“江都为鱼米之乡，轮船、火车通行，贩运沪上，而本地之出产入市者转日见少且贵”。1899年，“扬州钱铺殷实可靠者不过数家，市上现银时虑不敷周转，全赖上海、镇江、社口等处通融挹注”。扬州城内蛋品加工厂的产品，亦都装运上海出口。^[26]

杭州虽地处钱塘江口、杭州湾畔，但受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经由苏州周转。自上海开埠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易位，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27]。它们多循大运河至江浙接壤的平望镇转道芦墟镇，经青浦县金泽镇、西岑镇、练塘镇入黄浦江抵沪。1861年英国人呤喇携银4万两至平望镇收购生丝，返程时在芦墟镇目击为数很多满载货物的“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28]。

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和内河轮运开通，沪杭两地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密切，“汽艇拖着中外商号的货船定期往返于上海与这些新口岸之间”^[29]。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30]折返时运回各类日用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这种港口与腹地间直接建立起的经济纽带是坚韧的，即使在清末民初社会陷于动荡时也未中断，只是相应“改变了它的长久的贸易路线，即原来用平底船从北浙运到上海，而现在则改用汽船经苏州运往上海”。^[31](www.xing528.com)

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相比，上海近郊集镇格局变动更大。上海开埠后，上海近郊农村的物质生产和交换率先受到外国商品输入的冲击，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集镇。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促使一批农村集镇兴起和繁盛。嘉定县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宝山县罗店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32]。上海开埠后，大量廉价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致使农民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败：“本邑妇女向称朴素，纺织而外亦助农作。自通商而后，土布滞销，乡妇不能得利，往往因此改业者。”^[33]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嘉定县城南门，原先“布经市极盛，城内吴三房最著，城外业此者十余家，远自刘河浮桥，近则一二十里内外，布经卖买麋集于此，辰聚酉散，熙攘竟日”，“自洋纱盛行，不数年间无复有布经营业，而市况顿衰”。前引该县娄塘镇，“从前布市最盛，近年减色”^[34]。宝山县高桥镇，“从前布市颇盛，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者，皆高桥产也，今利为洋布所攘”，市面凋零。罗店镇，昔日因棉布贸易兴旺而有“金罗店”之称，这时也随土布的衰落而趋冷落。^[35]

而同一时期，另有一批集镇随着上海港的发展而兴旺。吴淞镇因地扼中外船只入港要口备受各方青睐，几成市区之“飞地”。虹口港区北侧的江湾镇，“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要因在于它贴近租界，“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36]。地处南北两翼内河船只进港要道的闵行、黄渡，客货船过往频繁，集镇经济活跃。毗邻内河港区的曹家渡，先前“地甚荒僻，绝少行人”；自内河轮运开通，“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火万家”^[37]。民国初年，有人纵览宝山县境内诸集镇兴衰的历史过程后感叹：“综计三十年来，历时初非久远，而生计之丰约，一视地势之通塞为衡。自铁路通，商埠辟，或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非独市镇，即小而村集且然。”^[38]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崛起对长江三角洲原有城镇格局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它促使了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并相应导致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由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这些城镇的商品流通结构，也由先前面向国内市场并以粮棉产品交换为主，逐步转化为纳入国际市场的以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产品间的交换为主。并使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上海开埠后，长江三角洲城镇格局的深刻变化，即由内向型朝外向型的逐步转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使这一地区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而推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是日后无锡、常州、镇江等与上海相呼应的苏南近代城市链兴起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