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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位移的原因:苏州与上海的竞争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原因之一,在内河水运网络中,苏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上海开埠后,局面大变,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渐由上海取代。上海则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不乏携带厚资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7],从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

中心城市位移的原因:苏州与上海的竞争

上海开埠前,在长江三角洲,其城市地位远不及邻近的苏州、杭州。后两者相较,苏州又在杭州之上,“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原因之一,在内河水运网络中,苏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它地处苏南平原中心地带,背靠太湖,坐拥大运河,北有无锡常州、镇江与长江相通,比大运河尾闾、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返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3]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商贸交易活跃,乾隆年间《陕西会馆碑记》载“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时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4]苏州商业的发达,是与周围地区丝、棉手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的。明清以后,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渐增多,粮食生产相对缩减。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当地的丝、棉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便捷的水路交通将苏州与散处四周、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镇联结在一起,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康熙年间,苏州城内有布店76家,苏绣商店108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则为数更多。[5]在元和县唯亭镇、嘉定县外冈镇这类农村集镇,都有苏州布号商人设立布庄,收购布匹运回苏州外销。相距较远的松江府的一部分棉布交易也被吸引到苏州,有数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经营方式。[6]嘉善县城孙圃《魏塘竹枝词》亦有“织成不让丁娘子,只待苏松抄布船”之吟。苏州因而既是外地输入东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丝、棉手工业品主要集散地,以其深厚的经济、地理优势,稳居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7]。商业活动的鼎盛,城市经济的繁华,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距苏州不远的上海,自清中叶海禁放开,海运业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直到嘉道年间其城市地位仍在苏州之后,仅人口一项就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当时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而苏州则有50万人之多。[8]国内各省与江浙地区的商品交换,仍汇聚苏州进行。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也多以苏州为销售地,“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叶等货运往关东、山东各处售卖,换买黄豆,往返生理;即闽、广商船亦以糖货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9]

上海开埠后,局面大变,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渐由上海取代。长江流域余粮省份外运粮食多顺江东下抵沪集散,不再由苏州中转,经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急剧增长,从1869年的37327担猛增至1890年的4770226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10]苏州丝货交易,“本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11]。19世纪60年代伴随上海港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其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已由苏州移至上海。目睹这种兴替,地方人士慨叹苏州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楼阁相望,“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12]

应该指出,当时国内战争对苏沪两地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客观上也对上海取代苏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迅即挥师东征,兵发苏、常。清朝官吏闻之胆丧,还在太平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13]。当太平军大兵压境时,溃败的清军公然在商业区纵火劫掠。据清人日记载录:“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阊门城外自初四夜(系指1860年5月24日,即农历四月初四——引者注)放火连烧两日,内外隔绝,不通音讯……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不知几何。”[14](www.xing528.com)

而这时的上海,则因辟有外国租界,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在上海已有的权益,又着力调兵把守,抵御太平军的进逼,局势显得相对平稳。因此,面对清军的骚扰和破坏,也为了躲避太平军的兵锋,苏州地区许多地主、官僚、富商及一些平民纷纷逃往上海以求安身,人数之多,一度曾使通往上海的“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15]。连年战火给苏州造成的困境是严重的,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仍是“田畴犹未尽开垦,颓垣废址触目皆是”[16]。上海则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不乏携带厚资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7],从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

上海的这种经济地位以后愈益巩固,更非苏州能望其项背的。不仅江浙地区邻近府县,就是苏州本地的商业活动也被纳入上海港内外贸易的直接辐射圈内。苏州城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所以当苏州、杭州也被辟为通商口岸时,并未出现外商纷往的景象。外商的这种取向,再次映衬出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稳固地位,并为海关统计资料所印证:1911年,苏州“洋货由外洋径运进口及由通商口岸运来者,由外洋径入之货自属微细,由通商口岸运入之货其价约增关平银五十余万两,来自上海几占全数”[18]。人口状况,同样显示了两者的兴替。民国初年,上海城市人口约200万,而苏州城厢内外总计才约17万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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