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崛起：推动出口加工业发展

自上海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以来，从各地汇聚的茶、丝等大量出口农副产品经由此地输往海外。因长途运输的需要和迎合国际市场对产品的要求等考虑，它们在离港前都有一个初加工和再包装的工序。在源源不断的大宗出口贸易的推动下，一批出口加工业很快发展起来，与船舶修造业一起，成为上海早期工业的两大支柱产业。

上海原无出口茶市，自上海港崛起，“茶市亦随时势之所趋，渐由粤移沪。初尚不过由店主兼营洋庄，并未在沪设厂制造，以外人嗜好特别之关系，所需茶叶，形状色泽均与内销者不同。茶商为迎合外人心理起见，不能不就其所需要之式样设法改制”。于是便有一批商人将采购来的茶叶在沪加工后再出口，“所谓土庄茶栈者应运而生”，成为专门行业。19世纪50年代已有三四十家，“营业颇为发达，而尤以巨商姚以舟、王乐等为最著”。最初尚是手工加工，“应用旧式铁锅为烤茶着色之工具”。19世纪70年代中叶渐有改用机器者，加工技术和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浙江等地所产茶叶，“皆以毛茶出口，运由上海加工焙作出售”^[64]。出口茶叶加工业虽然起步较早，但因其加工技术简单，资金投入少，浙、赣、皖等地产区不久便有人效仿就地加工，因此上海的茶叶加工业发展不快，虽有部分采用机械，但主要仍靠手工操作。更能体现上海港崛起对出口加工业推动作用的，应数机器缫丝业的兴起和发展。

紧邻上海的太湖平原沿岸和杭嘉湖平原，向为中国最大的蚕丝产区。上海开埠不久，缘其地理优势，“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的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这些出口蚕丝当时都由产地小农手工缫制，难免色泽不净，条纹不匀，拉力不合欧美国家机器织机的要求。因此生丝在运抵欧美上机前还得用机器再缫一次，在法国里昂“普通白丝每公斤价值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外商来说，“在生丝离开上海就地再缫一次更为合算”^[65]。1859年，已有沪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商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筹设机器缫丝厂。1861年建成，称“上海纺丝局”，有丝车100部，“用中国蚕茧所缫成的丝品质优良，其售价在英国竟高过欧洲的产品”。但原料茧的供应发生困难，遭到从事土丝缫制、输出的小农和丝商的抵制，延至1870年遂告关闭。既然生丝仍从上海港源源输出，有增无减，若改土丝输出为厂丝输出则获利更多，所以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美商旗昌缫丝局、英商怡和丝厂、公平丝厂相继设立。^[66]以1882年公和永丝厂为发端，更有一批华商涉足，揭开了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发展篇章。

较之前一时期，机器缫丝业的经营环境有所好转，李鸿章认为“用机器缫丝精洁易售，较中土缫丝尤善，洋人争购，获利可丰。若令江浙督抚就产丝之地招商集股开办，实系为民兴利，并非与民争利”。机器缫丝业原先遭遇的阻力大为减轻，上海港出口贸易对机器缫丝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得以清晰体现。1886年至1894年，继公和永之后，有裕成、延昌恒、纶华、锦华、新祥、信昌、乾康等7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先后创办。^[67]其背景是“从本港运往孟买、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的蚕丝数量不断增加，运往上列各地的数量五年中翻了一番”，同时欧洲和美国对上海各丝厂成品的需求显著上升，厂丝的价格“按平均数计算，比用中国方法对同样的茧缫制的蚕丝价值，要高20%—50%”^[68]。在设备方面，先期兴起的本国船舶机器修造厂已能仿制西式缫丝机，“以供缫丝业发展之需要”。设在外虹桥的大昌机器厂先是除修造小火轮外兼造缫丝机及丝厂用蒸气发动机，1890年始转为专门生产丝厂设备，“有工人一百多名，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小马力水汀引擎，非常忙碌”^[69]。截至1894年，连同公和永在内的8家民族资本缫丝厂合计拥有丝车2576部，资本约206万两，雇工约5850人，年产丝总量约2782担。成为上海民族工业中，紧随船舶修造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部门。“上海的各种工业中，缫丝工业最是遐迩闻名的，因为它的产品风行于欧美市场，举世皆知。”^[70](www.xing528.com)

同一时期，在沪外资缫丝厂同样也有发展。截至1894年，上海有1882年设于新闸的英商怡和丝厂、1891年设于垃圾桥（今浙江路桥）的法商宝昌丝厂、1894年设于虹口的德商瑞纶丝厂共4家外资丝厂，合计拥有丝车1500部，雇工3750人，年产丝总量1620担，资本120万两。在同期上海外资工业的总资本额中，该行业约占20%，加上船舶修造业所占的约33%，它们的资本总额超过了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的一半。^[71]可见无论是上海早期的民族工业还是外资工业，都同样显示了“因港促工”的鲜明特征。港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能说明问题。当时除上海、广东外，其他地区尚无机器缫丝厂，上海12家中外丝厂共有丝车4076部，每车日产约0.36斤，全年开工以300天计，则每车年产108斤，4076部的年产量约4402担，与1894年上海港厂丝出口4344担基本吻合。^[72]甲午战后，未有新开设的外资丝厂，但依托上海港繁盛的出口贸易，民族资本缫丝业仍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至1913年已从1895年的13家共4276部丝车增至49家共13392部，两项数字均各净增2倍多。^[73]依旧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巨擘大户。

上海港大宗出口货物品种的增多，也带动了轧花、制革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了出口加工业的行列。19世纪80年代后，经由上海港输出的原棉，成为日本关西地区新兴棉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1889年，在上海输往外国的503456担棉花中，有489669担是运往日本的，供应着那里近几年来建立起来的很多的纺织工厂”。日商大阪纺织会社遂提出在上海建立轧花厂，“其目的在将中国棉花轧去壳核，以便利输出”^[74]。基于刚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权”，这项计划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拒绝，但该厂仍于1888年开土，取名“上海机器轧花局”。资本7500两，拥有轧花机32台，日产90担，“比本地的轧花作坊强得多”。次年从上海港出口的原棉，“由上海机器轧花局轧过不少，运往美国者计有一万担之数”，其余多输往日本。^[75]紧随其后，另有华商分别在新闸、杨树浦设立棉利公司和源记公司。前者资本15000担，拥有40台机器，每天轧花约56担。后者规模更大，资本约20万两，“有120台机器在运转，每天的生产能力约为清花170担”。1893年又有礼和永轧花厂设立，资本5万两，轧花机42台。^[76]与机器缫丝业不同的是，棉花初加工的技术要求更为简单，上海附近棉花产区这时已多使用上海机器船舶修造厂等仿造的日式脚踏轧花机，后又推及其他棉产区，这种小轧花机加工的棉花总产量，已占上海港出口原棉的大部分，甲午战后外商的投资重点又移向棉纺织业。^[77]因此，机器轧花业在上海出口加工业中，没有发展成为如机器缫丝业那样实力雄厚的产业部门。其他如制革业，19世纪70年代始内地生皮不断运抵上海出口，德、英等国商人合资的上海熟皮公司已能大量收购生皮进行加工，“一部分制成的皮革正在运往伦敦的途中”。由于原料来源充沛，1882年“董事会认为需要建造一座仓库，用于储存已在手边的大量的硝皮材料，并监制皮革”，月产量约500担。^[78]

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也给上海港对外贸易新的拓展提供了助力，可谓相得益彰。“打包工厂的建立，推动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和棉花等货物的交易，因为它能使包装完善，载运便利，使货物出口减少损害。”^[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