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内河运输的繁荣

上海港的崛起，意味着众多远洋、近海和内河中外船只的频繁进出。它们的维修、保养，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最初，进港的外国船只多数是木帆船，其维修保养由上海原有的船作揽下。后随着往来船只日多，船舶构造日趋先进，19世纪50年代初已有外国资本在沪经营船舶修造业。1850年，美商伯维公司开业。次年其广告称：“本分司在上海经营修船与造船业务将近一年，深得上海商人及各船长的信任与各顾客的满意。”^[55]1852年又有美商杜那普在虹口江岸设立船坞，是为日后耶松船厂的一部分。1856年，虽然“很少人能相信在那个时候黄浦江上居然能修造汽船，然而这种工程竟完成了”。汽船设计者和拥有者，是在上海港已任职七年的美籍引水员贝立斯。他在吴淞雇用中国工匠造出2艘长68英尺、配有12匹马力发动机、载重400吨的木汽船。同年，另一名美籍引水员包德在下海浦设立船厂，“从事经营船坞、修理船舶”^[56]。

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进入上海港的大吨位远洋轮不断增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因此趋盛。1864年1月9日《北华捷报》报道：“由于本埠的贸易日益增长，故对到埠船只提供并扩大各种必需的设备，就成为迫不及待的要求。我们看到新的船坞已经建造起来，旧的船坞也在扩建中，这就为修船和造船提供一切要件。”它预言“继船坞的兴建，必然出现很多铸造厂”，并不无夸张地认为“因此可以说我们不仅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商埠内，也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中。像在英国一样，许多种类的制造工程差不多都可以在上海迅速进行”。1860年至1864年的短短五年间，上海共新设9家外资船舶修造厂，分别位于外轮集中停泊的虹口和浦东沿岸。其中耶松、祥生在19世纪70年代后相继兼并其他一些船厂，成为实力雄厚的两大船厂。

1879年，祥生船厂已能建造1000吨级轮船；次年又建成长450英尺、宽80英尺，涨潮时水深21英尺的新船坞，可以容纳和修理上海港内最大的轮船。1880年11月18日《北华捷报》评价此举时称：“如果在航运与仓库业的投资证明商人们已相信本埠贸易具有永久性，在造船业中的投资益发证明造船业者的同样信心。投资于此种企业里的钱是不容易随便拿回来的，所幸英美商人都认为此种投资安全并能获利。最近建造的新船坞可以清楚地证明人们认为上海将来会多年维持为一个繁荣的海港，因此他们在这企业中投进了大量的资本。”与此相较，耶松船厂也不逊色。其位于外虹桥稍北，“厂地约三十余亩，东为仁泰码头，西则招商局，中栈前临马路，后倚黄浦”，岸边设有专用码头，一应设备俱全。1884年它为怡和洋行建造的“源和”轮，船长280英尺、载重2000吨，被《北华捷报》称为“在远东所建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57]

上海港的崛起，在刺激外资船舶修造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法昌机器厂。它原是1866年开设的一家手工锻铁作坊，设在虹口美商杜那普所办船厂近侧，并专为其打制船用零部件。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并能自己制造小轮船。1890年拥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1台等多种机械设备，最多时工人300余名。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建昌的经营颇具代表性，自1875年至1895年，建昌的规模、设备、资金和人员已有较大扩展，但是业务对象始终是外商的船厂及航运公司，生产工艺一直停留在修理和加工零部件，“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58]。

19世纪末上海港内河轮运业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发展。一方面，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较出名的，“在苏州河老港内有公茂、史恒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与前期相比，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再偏处虹口一隅，而是移驻苏州河沿岸及南市等内河船只聚泊处，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59](www.xing528.com)

轮船制造修配业涉及金属冶炼锻造和切削加工，它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实际也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颇为深远。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的发展可为代表，1904年该厂设于南码头黄浦江畔，占地80余亩，下设冶铁、熔铸、金工、组装等工场，先是制造载重数百吨的内河轮船，“都是木壳，机器引擎锅炉都是厂内自造”。后在造船的同时，开始制造大型蒸气引擎，并试制小型内燃机和制造钢桥、码头等构件，成为上海著名的机器制造厂。1909年该厂承接上海南市自来水公司大型水泵，“日夜赶造，不阅四月大功告竣。当此机试验时，有许多西国工程师接踵来厂，视其所事，察其所行，皆叹赏不置”。^[60]

追溯历史发展的源头，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总体上呈现机器制造业发展明显滞后时，上海的民族工业却能以船舶修造业为先驱，一枝独秀、独步一时，并在机械设备、技术人才、产品制造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上海的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其历史的底蕴，正是上海港崛起的有力推动。据统计，1866—1894年的近3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先后设立12家厂，其中1866—1885年设立的9家都是船舶机器修造厂，后设立的3家才开始兼造缫丝、轧花机等。1895—1913年，借内河小轮业勃兴的推动，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得以从完全依附于外资船厂的修理业务，转而部分地自主发展。在这期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共新设86家厂，加上前期的12家，除去7家停业关厂外，迄1913年尚有91家厂，其中船舶修造厂19家、轧花机制造厂16家、缫丝机制造厂8家、纺机厂8家、公用事业修配厂5家、印刷厂及其他35家，船舶修造厂仍居各专业厂的首位。而在那些轧花、缫丝、纺机厂中，有的原本也是船舶修造厂，后随市场需求而转产，如大隆机器厂1902年开办时，主要是为进出上海港的外轮修配机件，为此还置备了2艘小拖轮，往来运载零部件，后才转业纺机修理。此外还有永昌、大昌转产缫丝机、建昌转业公用事业修配等。^[61]可见因上海港崛起而兴起的船舶修造业，是上海民族工业的源头。即便如清政府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也是在收购地处虹口的美商旗记船厂（又称旗记铁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近代上海港的崛起对早期上海工业的推动，从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亦可得到佐证。1843—1894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上海设有27家船舶修造厂，后经兼并改组，至1894年继续开工的有8家，资本总额达323.3万元，占同期外国在沪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企业数目也在各工业门类中名列第一。^[62]祥生、耶松两厂的规模和实力，尤其引人注目。1894年上海实际开工的45家外资工厂平均资本额为21.7万元，而祥生、耶松则分别已达112万元和105万元，高居其他企业之上。1900年两厂合组为耶松船厂公司，资本总额777.8万元，属下有“祥生厂、新船坞、老船坞、引翔港船坞、和丰厂船坞、董家渡船坞等”，成为远东屈指可数的大型船厂，被当时在沪的外国人称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愧于中国的这个主要港口的”^[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