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港的崛起，促进了兴旺的商贸交易和活跃的资金融通，它们又都是和便捷的信息传输联系在一起的。在商品经济的运行中，信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江浙地区商人已雇有专人专事信息传递，“盖因丝货、茶叶产于江浙，而洋货则来自广东，此往彼来，殆无虚日。且有常川住居广东之人谓之坐庄，专为探听货物之多寡，价值之低昂。而设遇有可以贸利或有某货滞销不可运往者，即专遣捷足，兼程赶回，不过数日可到”[46]。上海开埠后，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上海最早的一份中文商业性报纸，即1861年11月创办的《上海新报》在发刊词篇首便是“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近代上海在信息传输方面的近代化程度，是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这种优势也是伴随近代上海港崛起形成的。
最需注意的是电报的应用。上海开埠初期，是通过船舶传递获取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商贸、金融信息。随着上海港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传输手段显见落后。电报的应用，则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1871年4月，英国人架设的香港—上海海底电线开通营业；同年6月，香港—伦敦海底电线接通。6月6日，《字林西报》收到了直接来自伦敦的第一份有线电报。从此上海与欧美间的信息传递改由电报沟通，以往用日月计的信息传输，现在缩短为数小时可达。信息传输效率的这种根本性变革，在上海滩引起不小反响，《字林西报》将它称为“这一年最重大的事情”[47]。1872年5月31日《申报》刊载的一则“电气告白”对电报的应用大加称许：“凡遇切要之事，用电线通报，虽万里之遥片刻周知，所以有裕国裕民之宏用，至于行商坐贾更不可少。”当很多中国人对电报持疑忌心态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人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76年英国驻沪领事评述：“尽管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愠怒不悦和麻木不仁，然而据说在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都极其希望得到这些工具（指电报和铁路——引者注）。”[48]
进入19世纪80年代，伴随上海港内外贸易网络的扩展，上海与国内各大商埠间的电报线相继架设。1881年，上海经苏州而后沿运河北上至天津的电报线开通。次年，上海循长江至镇江、南京线开通；两年后又延展到汉口。1884年，上海南下至宁波、福州、广州、梧州、南宁、龙州线开通。通过便捷的电报通讯，“不论官商均可传达信息”。视商场如战场的中外商人纷纷利用电报的快捷，“凡欲操奇计赢尽有费此数元或数十元而得收大利者，是故争先恐后，趋之若鹜”。1884年，上海电报总局每月售出电报纸约1600张。他们已认识到“商家生财之道惟凭居积贸迁，而为迁为积又视在远市价之高低为断，苟能得声气之先，有利可图，不难一网打尽”[49]。而电报恰给他们提供了搏击商场的利器，“商贾交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50]。(www.xing528.com)
电报的应用，使口岸贸易对上海商业发展的作用力更为增强。1883年4月，上海至杭州电报线尚未开通，《申报》就发表评述称：“本年蚕丝一汛，杭、嘉、湖各属均可迅达电音，本埠该业市面当有振兴之兆。”6月上旬，“本埠丝市开盘，从南浔往来电报络绎不绝”。7月，上海电报总局由苏州分局添设无锡支局，“缘该处丝茧市面颇大，各路客商多有至埠”[51]。借助电报，中外之间及中国各主要通商口岸间的商业信息得迅即沟通，又加自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上海至伦敦的航程缩短近四分之一，贸易周期及资金周转期均大为缩短——“直接的结果是，在上海买到生丝时，随即在伦敦市场上出卖，在1871年夏季这一方式已大为通行，丝商用这种方法避免营业中的风险，只要能获得最细微的利润，就能鼓励他又去收买生丝。”一些原本限于实力无缘经营进出口业的商人，因此得有施展身手的可能，“贸易的机会吸引着具有小额资本或信用的人”[52]。上海中小洋行从1876年的160家发展到1884年的245家，年均增加10.5家。[53]
面对新的竞争格局，那些老牌洋行也改变经营方式，“责任比较大的商人，预料到每笔交易的利润较低，自然倾向于扩大其经营范围以求补偿，结果商业被人为地扩张起来了”。外轮进港时，所载货物“不是预先卖了的，或起岸后立刻就卖了”。[54]1882年11月25日《申报》以赞许的口吻称：“今日之中国既有轮船之广其货之载，复有电线速其音之传。”两者互为促进，使上海的商业发展更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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