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发展带动资金融通

港口的繁盛，刺激了商业的兴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则离不开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清中叶上海港沙船货运贸易的活跃，便是和上海钱庄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成功之机会”^[25]。

上海港开埠后，受不断扩大的内外贸易的驱动，钱庄的经营业务渐被纳入进出口及埠际贸易资金融通渠道，“租界既辟，商贾云集，贸迁有无，咸恃钱业为灌输”^[26]。钱庄的信用手段，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它所签发的庄票，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并负有全责，到期照付。庄票有即期和远期两种，前者见票即付，后者则在到期时付现。上海各商号在交易中大多使用远期庄票，在开埠初期常以10—20天为限，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普遍缩短为5—10天。庄票的这种信用手段，大大加速了资金周转，广受各方青睐。“钱庄接受长期、短期和各种不同利率的存款，并进行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他们使各级商人，从最大的商号到最小的零售店主，都能得到并利用这些便利。所有在上海出售的进口商品的货款都是用五到十天期的钱庄票据支付的，这种方式既使钱庄可在票据流通期间使用这笔钱，又使进口商品的买主能够与内地一些地方或开放口岸做汇兑买卖的钱庄完成其筹措资金的安排。无论哪一年，这些票据的数额都是很大的。”^[27]

庄票之外，另有汇票。上海港开埠后，进出货物的绝大部分是国内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商品。据19世纪70年代初叶的统计，上海港进口商品只有约20%是由当地消费的，其余80%均输往内地。^[28]伴随如此大量中转贸易的，是金融机构的中介和资金融通。上海在长江流域金融市场已趋主导地位，钱庄汇票的功能便是一个缩影。1870年英国领事称，在镇江支付进口洋货的主要办法，是开出由上海钱庄付款的汇票，而商人则把铜钱或银锭运入苏州，从那里收购土产到上海去变价付款。^[29]19世纪后半叶，输往重庆的洋货仍靠木船运输，费时较长，汉口的钱庄实力较弱，难以支持四川商人所需要的大量长期信用，这些商人遂转而直接从上海进货。19世纪60年代中叶，四川所销售的进口货，购自汉口的不到20%，到1869年又降至10%左右。关键就在于支持这项贸易所必须的长期汇票，是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的”，因为相比之下，上海钱庄“更集中和更富有”。^[30]其步骤是，“一个重庆商人如果要在上海采办洋货，他可以到一个钱庄那里说明来意，并在该钱庄押借一笔款项，其数目由他自己与钱庄商议协定。然后这位商人就可以将订货单寄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钱庄经理也通知与他有关系的上海钱庄或其分庄，由后者向洋行或其中国代理人处付予这笔款项”。上海与重庆之间日益增长的转口贸易，正是与这种信用支持相辅相成的。1881年，输往重庆去的洋货约占当年上海港进口货总值的九分之一。^[31]

中国农副产品的大量输出，同样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当时凡从事生丝贸易的丝行，“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有借至数倍者，有借之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32]每到春季，钱庄就向丝行贷出巨款，到新丝开盘成交后再收回款项。茶栈的经营，也通常取决于钱庄贷放的多少，彼此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每庄往来动辄一二万或三四万，少亦数千元”^[33]。钱庄业则通过贷放款获致厚利，长足发展。“钱庄最初创设，资本极薄，规模极简，其主要营业仅兑换货币一项。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进出口交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营业逐渐发达，存款放款事项亦较前繁多。如是年复一年，营业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34]1873年上海共有汇划钱庄123家，其中设在北市即租界的有73家，超过半数。^[35]

上海开埠不久，着眼于前景良好的港口贸易，一些外资银行分行相继设立。最早的是1850年的英商丽如银行，至1860年已增至英商呵加刺、有利、汇隆、麦加利和法商法兰西等六家外资银行。其初期业务全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进行，“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36]。主要是经营外商在贸易往来中的汇兑业务，并不着意招揽存款，也不经营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重点首先是迎合不断增长的中外贸易所提出的金融辅助需求。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港内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迫切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资金融通加速，单就钱庄而言，显得力不从心，外资银行则存款日多，需要寻找合适的贷款对象，而钱庄经营多年的业务网络则是它们所不及的，于是通过买办的媒介，外资银行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提供信用贷款，时称“拆票”。

1869年英资汇丰银行首先通过其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其他银行相继效仿，“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予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且可由此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并由此以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为其附庸，钱庄则赖此而周转灵活，营业可以推广，自属乐于接受”^[37]。19世纪70年代后期，这种“拆票”方式已很普遍。受不断增长的内外贸易的推动，钱庄与外资银行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的这种携手经营，大大推进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至19世纪70年代末，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都依据上海丝茶贸易的进出款项上下波动，各地钱庄“皆探上海之行情”决定业务进止。^[38](www.xing528.com)

上海港的崛起推动了上海贸易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还体现在票号业在上海的新发展。票号起源于道光初年，主要经营地区间汇兑，由山西人创办者居多，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主要活动区域，江南则以苏州为中心，“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39]。与钱庄业相比，票号的经营方针较为保守，与官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参与商业资金的融通，主要通过钱庄进行。前已述及，钱庄资本一般并不雄厚，贸易量大幅度增长后，钱庄为调度足够的流动资金，除了设法从外资银行获取信贷，还求助票号的支持。这时票号在江南的经营重心已从苏州移至上海，通过钱庄资本的运作，相当数量的票号生息资本开始以商业资本的形式在国内市场流转，“迨东南底定（指太平天国失败——引者注），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钱庄得此助力，发展更快，“上海钱庄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40]。

钱庄的业务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票号的覆盖面则遍及除边远地区的大半个中国，它的加入使上海的贸易金融中心地位更趋稳固。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分号的都可以直接通汇，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机构，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何地方的汇票”。20世纪初年，“他们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八千万两”^[41]。

上海港的繁盛，还催进了保险业在上海的问世。自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港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最大口岸，“由于要求西方船只为商品提供安全保证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为了迎合需要，怡和洋行于1857年在上海和香港开设了谏当保险公司的中国分行。分行的业务十分兴旺，在几个月之内接受的客户数目表明，在中国商人当中售出保险单的数量比在西方商人中售出的数量要多得多”。这种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刺激新的保险公司相继开张，“以致在十年之内又开设了六家保险公司”^[42]。

它们的经营重点，都是水上航运安全保险。“为了适应从6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中国人的较大规模商号日渐发展的总趋势，怡和洋行认为保险业、银行业如同航运业一样，已发展成为这家洋行的至关重要的职能部门。”1862年成立的扬子保险公司，是由美商旗昌洋行集资开办的，“这家公司由旗昌轮船公司承运货物中就得到大笔买卖”，1883年公司业务已扩大至伦敦等地，资本也从开业时的40万两增至80万两。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为适应航运业务的发展及“不为外人掣肘”，也在1875年和1876年先后集资设立了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保客货兼保船险，推及于中国各埠暨外洋星加坡、吕宋等埠凡二十一处”。1886年合并更名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股本为100万两。保险公司的相继设立，是受上海港繁盛的航运业务推动所致，它们的业务开展，也给上海港内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助力，“‘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因此，“轮船与保险事属两歧，而实则归于一本，有如许保险生意则必有如许轮船生意”^[43]。

要言之，上海港繁盛的内外贸易所提出的大量的资金融通需求，促使上海的金融业呈现大发展的局面，形成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票号互为援手、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44]。同时，又有保险业的辅助。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80%的贸易金融中心。^[45]“以港兴市”作为港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开埠后的上海尤其得到生动有力的体现，如1882年9月15日《北华捷报》所言：“上海的繁荣，至今几乎完全依靠它是一个航运中心和商务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