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口开埠后的商贸交易发展

上海港开埠后，迅速增长的内外贸易量多面广，远非开埠前所可比及。如此规模的贸易进出，自然不是旧上海县城内那些旧式商家店铺所能承当的，它直接触发了上海商业门类及其经营形式等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发展，带来了上海的商业繁盛，推动了上海的城市发展。

在上海港成为中国最大商港的同时，一大批门类繁多的商业购销机构相继开张。一个港口能否兴旺，有无源源不断的货物集散是关键之一。而大量的贸易往来，有赖于众多商业部门的组织、沟通。因此港口贸易的发展，必然带动其所在城市商业的兴旺。自上海港开埠，这里很快成为外国商人在华活动的主要场所。1844—1854年，上海的外国商行从11家猛增至120多家。^[1]1858年有人奏称：“上海为商贾辐辏之区，贸易之利甲于天下，夷人自设立码头，建筑夷楼，囤聚货物，其资本数十倍于中国之商。”^[2]其经营重点多是以上海港为输出入通道，推销外国工业品和收购中国农副产品。在这些外国商行周围，聚集起一批受雇于洋行，为其奔走的买办，通过居间中介等很快致富。

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丰厚利润，诱使一部分中国商人改变经营方向，转而从事洋货推销。机制棉纺织品是当时主要的进口商品。外国商行最初是通过买办，利用京广杂货店为其推销洋布。随业务扩大，1850年左右出现了专营经销洋布的“清洋布店”；至1858年已有十五六家，同年还成立了行业组织——洋布公所。这些店家初设时，以门市零售为主。以后洋布进口增多，上海邻近城镇陆续开设洋布店，有若干商店兼营洋布，都需到上海进货，上海的洋布店遂开始批发业务。19世纪60年代后，随长江开放，洋布推销地域大为扩展，内地商人纷纷到上海采购。上海的洋布店便逐渐以批发为主，甚至有专营原件批发及零匹拆货批发等专业分工，实力大增。1884年已从初期的十五六家增至62家，1900年达一百三四十家，1913年又达二三百家，在各大商业行业中名列前茅。^[3]经由上海港输入的大批机制棉纺织品，正是通过它们辗转贩运到邻近地区和内地城乡。1888年2月9日《申报》评述上海商业时称：“本埠生意第一获利者为洋货，而洋货之中则以洋布为最，而杂货次之。”

上海港繁盛的内外贸易，吸引众多客商近悦远来，《1866年海关贸易报告》称：“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华商从前是在上海派设代理人，现在都亲自访问上海，以便在那里买货，运回其他口岸。”^[4]时称“洋杂货”的五金等业也应运而生，日益兴盛。上海开埠前，除了一些铜、铁手工作坊，并无专设的五金店铺。上海最早的一家五金店，是1862年叶澄衷开设的顺记洋杂货号，后称“老顺记”。叶早年为上海法租界一家杂货店伙计，常操舟在浦江向外国商船水手兜售食品，换取一些船用五金工具，后于虹口自设店铺经营五金器材，开上海五金业先河。^[5]顺记号的开设，可谓适逢其时。19世纪60年代始，随着中外经济交往的扩大、外资企业的增设和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内对金属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上海港五金进口量增长很快，1860—1866年，平均年进口12993吨，此后连年攀升，1890 1894年，已是年平均进口74485吨，较19世纪60年代初净增近5倍。与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相似，经由上海港输入的五金商品在全国进口总量中独占鳌头，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上海进口五金经常占全国进口总量的70%左右。同样，经由上海港输入的进口五金，大部分并不在上海当地消费，而是转由上海港销往国内其他口岸，其比重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75%，其中还不包括未经报关转运内地的数字。1895—1913年，尽管国内其他口岸的直接对外贸易额有所增长，但上海港进口五金仍占全国进口总量的约64%，转口贸易的比重仍在60%以上。^[6]这样大量的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是上海五金商业得以兴盛的动因所在。老顺记的分号遍布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烟台、天津、营口、宁波、温州等地。周舜卿、祝大椿等一批富商也相继投资经营五金业。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设在上海租界时的五金煤铁业行号已有90家，成为沪上颇具实力的新兴商业行业。^[7]这在同期兴起的百货、西药等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共同之处都是受进口和转口贸易的刺激和推动，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商业行业。^[8]

上海港内外贸易对城市商业发展的推动，除了催生一批新的商业行业，还引发了不少新的交易方式，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贸易需求，也使上海商业繁盛的基础更加充实。在这些新的交易方式中，商业批发最为引人注目。上海港既是中国最大外贸口岸同时又是埠际贸易枢纽大港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无论是洋布业还是五金业等，商品批发都在其业务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后，除了长江流域镇江、汉口等地商号派人赴沪采购洋布外，远及东北、华北乃至华南、西南和西北内陆省份都有人来沪设立“申庄”采购进口棉布，并按不同地区逐渐形成各自的帮别，大者有天津帮、东北帮、汉口帮、川帮等，小者有洛阳帮、南京帮、镇江帮等，其涉及地域覆盖大江南北。^[9]

它们的特点是“大额办货”，即采购数量大，“一家‘申庄’一次买进白布一二百包、花色货二三十箱不以为奇”。基于这样量大面广的货物集散，上海洋布业的经营长盛不衰，“在行业中业务较大的大丰，每年营业额在二三百万两，年终盈利三四万两。一般原件批发的店号营业额亦达百余万两，盈利一二万两之间”^[10]。在五金行业，长江流域及沿海天津等地商人，都不是直接向国外订购五金器材，而是通过其派驻上海的“申庄”向上海同行采办，上海五金业的销售对象同样涉及大半个中国。^[11]上海华资新兴商业的实力和经营，令外商侧目，1898年英国的一份商务报告载：“自兰开厦输入上海的货物，一半是华商订货，另一半是三四家大洋行自己进口的；但其他进口货物由华商订购的比例更大。除棉毛织品外，上海进口洋货约75%完全是华商订购的。”^[12](www.xing528.com)

与出口贸易相联系的商业经营，同样受上海港内外贸易的刺激而兴盛。丝、茶是当时经由上海港输出的大宗出口商品，丝业和茶业因此成为上海最先兴盛的以经营出口为主的商业行业。1857年，单是徽宁帮在沪开设的绿茶商号就有52家。1862年，上海滩已有华记、泰记、与昌、合盛等24家丝栈。^[13]这些丝、茶商号依托上海港为数巨大的丝、茶出口，竞相开展出口丝、茶的购销业务，成为集纳内地丝、茶销往国外的主要中间商。它们大多设有仓栈，为招徕客商，经营手段灵活，诸如代客堆存货物，提供食宿和物色买主，“货物到栈，即有通事往觅售主，货售归银，不烦客虑”^[14]。有的则将触角直接伸向丝、茶产地，组织出口货源。1862年，徐润与人合伙开办宝源丝茶商号，后又自设宝源祥茶栈，并在江西河口、宁州、漫江、湖北羊楼洞、崇阳、湖南湘潭等茶区设立分号，就地收购茶叶，运销上海出口，赢利丰厚。^[15]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上海港出口货物种类的增多，草帽辫、牛皮栈、羊毛栈、骆驼毛栈等专营土货出口的商号相继兴起，扩大了上海的商业门类，更添市场活力。

在中国商人经营行业和交易方式不断发展的同时，迎合上海港繁盛的内外贸易，在沪外国商行的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洋行经营的商品，一般是只要有利可图，进出口无所不做。如英商怡和洋行，它经营的商品，进口方面有鸦片、杂货、五金、机器等等；出口有丝、茶叶、蛋、肠衣、猪鬃、原皮等等；又在中国设有长江、内河及沿海口岸的航运的轮船部，又有缫丝厂、纺织厂、麻袋厂等；进口洋布仅是其中一个部分。”^[16]在出口方面，交易方式也与时俱进。《1866年上海海关贸易报告》称：“近年来预约交货的制度流行甚广，现在外商已不再等待货物运上市场，而是派他的中国雇员携带巨款下乡，向丝行预付货款，签订合同。”为竞销源源运抵的进口商品，引进了欧美时行的拍卖方式。1873年元芳洋行首次在沪推出定期拍卖交易形式，每期拍卖商品的品种、花色和数量，都预先通告各大商号和“申庄”。届时观者如堵，成交活跃。以后怡和洋行和锦明洋行等相继效仿，这种定期拍卖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一种推销方式。^[17]

19世纪80年代中叶，一些同时经营航运、商务的在沪洋行，积极筹划通过在上海港设立海关保税仓栈，进一步推进它们在上海的商业发展，强调“本港海关保税仓栈的创立对于此间的外贸事业无疑有很大好处”。他们之所以热衷此事，《北华捷报》道出了其中缘由：“此间商界同行都是本港各公共码头的老板，对这些码头的投资为数已相当可观”“由各国股东所拥有的码头产业，也是为适应当地日益增长的需要而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些经营码头的公司大都为从事上海外贸的商人所有，并且可以恰切地说，已成为他们事业的一部分。”清政府的反应，则打算“建立海关保税仓库垄断权，并使它掌握在（轮船）招商局手中”^[18]。后因争执不下，终告未果。此项交涉，清楚折射出早期上海城市商业与港口贸易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

依托上海港内外贸枢纽港地位发展起来的上海城市商业，以其门类众多、设施先进、交易灵活、服务配套等优势，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奠定了中国商业中心的地位。1901年2月13日《申报》称：“夫论中国商贾云集之地，货物星聚之区，二十余省当以沪上为首屈一指，无论长江上下，南北两岸，以及内地市镇，皆视沪市如高屋之建瓴，东西各邦运物来华亦无不以上海为枢纽。”海关报告亦载：“中国商人一年甚于一年地倾向于把上海作为中国北方贸易的商业中心，他们把北方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只是作为货物的上岸地点来使用，而这些货物又是为满足那些地区的直接需求所必须的。现在中国人最大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这里。”^[19]截至1905年的统计，设在租界内的华资商业企业共有50余个行业总计3177家。^[20]1911年，南市旧城区主要面向国内埠际贸易的也有米、豆、木、土布等49个行业共886家。^[21]

一些外国商行，打消了在外埠设立分支机构的设想，而是着力加强在上海的经营，将上海与外埠的商业往来交由中国商人们去承担。1895年苏州、杭州开埠，英国驻沪领事认为“这无疑将对上海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都是从上海获得供货的，而且仍将如此”；同时他又断言“在外商方面，不见得会出现任何涌往那里去开设分行的情形，经验表明中国人在所有港口之间的贸易经营上都能比英国人干得更便宜些，因而我们对此已不再进行竞争，甚至也不再为此而埋怨”^[22]。1903年，上海外国商行已从1867年的300多家增加到600余家。^[23]外商的这种抉择，映衬出维系于内外贸易的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已具雏形，并使其更趋稳固，在他们看来，“无论上海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港口，或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没有迹象表明它将是一个衰落的城市”^[24]。活力何在？源源不断的内外贸易的有力驱动，无疑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