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贸易货物的流动及风险探讨

除了正常的内外贸易，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经上海港输出入的货物中，鸦片贸易占有很大比重。相当长时期内，在各类进口货所占份额中，鸦片输入一直占据首位，以致各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都有鸦片贸易的记载和统计。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对华鸦片贸易多集中在华南海面，再由中国走私烟贩分运各地。上海港因其独具的地缘优势，特别是作为苏南中心城市苏州的外港，成为海上鸦片进入运河水系的主要通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838年狄听奏折称：“臣籍隶江苏，深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去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者尚不在此数。”^[200]

上海港开埠后，与外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同时，鸦片走私主要活动区域也由华南移至上海。在1843年下半年，经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201]上海很快成为英、美等国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上海通志馆期刊》载：“上海最初的洋商大都是从广东分设，其最重要的输入品便是鸦片。外洋出入之货，本多定税则，载入条例，独鸦片税则不定，不必纳税，于是素来禁止的鸦片，此时反得源源而来，畅销无阻。”^[202]1847年经由上海港输入的鸦片达16.5万箱，超过1830年前任何一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此后，经由上海港输入的鸦片逐年递增，鸦片贸易日益猖獗。

表2-12　上海港入口鸦片数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1847—1860）　单位：箱

资料来源：［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522、612、626页。

表2-12显示：

（1）1847年至1860年有资料可考的7年间，经由上海港输入的鸦片有6年是逐年增多的，只是1860年略呈下降。

（2）上海开埠后，鸦片输入增长较快。若以1857年与1847年比，则10年中增加了93.3%；1858年和1859年，较之1857年又有增加。

（3）上海港的进口鸦片，约占当时全国估计消费量的一半左右。其中1849、1857、1858、1859、1860年均超过50%，其余年份也都在40%以上。

上海港开埠初期，鸦片贸易都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港开埠后即大量走私鸦片，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1850年和1851年，上海披露了两起走私案，其中就有大英轮船公司“玛利·伍德女士号”走私鸦片案。1853年，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承认，几乎所有在上海及广州的美国人都武装他们的商船，“满载鸦片，抓住一切机会售与中国商人”^[203]。这种走私贸易的具体环节，1856年江海关道蓝蔚雯的密禀曾有揭示：“西洋各国进口货物，近以烟土为最盛……五口行销，几于无处不有。其贩来上海者，夷商以抵付丝、茶价值为大宗。譬如应付丝、茶价银一万两，夷商只付现银六七成，余以烟土抬价推抵。丝、茶商不敢私运，即就地售与潮广土栈。间有吕宋等国夷人专以贩土为业，亦不及什之一二。统计上海一口共有烟土洋船六只常泊吴淞海口，外洋来货皆聚于斯，一如货物寄栈者然。夷官因系违禁，凡未卖之货，向不准提至洋泾浜，伊则佯装不闻问。其实夷商藉以抵货转运，获利颇厚。广潮等帮土栈，无论买自丝、茶客商及自向吕宋等夷交易，向凭夷商土票赴吴淞提货转售。此上海向来贩运情形也。”^[204]

尽管中英《南京条约》没有明文规定允许鸦片贸易，但实际上清政府已默许外国鸦片输入。1852年前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称，中英战争结束“至今已近十年，在这段时期中，众所周知，满清政府没有采取过任何禁止鸦片的措施”。他追述说，清政府谈判代表耆英曾向他允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按照这一默契，实现和平后，一切有关严禁鸦片的公告也没有发表过”^[205]。上海港开埠后猖獗的鸦片贸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北华捷报》在1855年8月18日报道说：“这种贸易虽然没有正式被认可，可是实际上是被承认了的，鸦片公开在大街上搬运，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但外国在华势力并不就此满足，他们希望通过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更多地占有中国市场。

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以条约形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称为“洋药”，每箱在通商口岸交纳30两进口税后，通行无阻。鸦片输入的“合法化”，给上海港的鸦片贸易带来新的刺激。1863年1月31日《北华捷报》称：“鸦片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且不列入制成品名单之内，然而我们对鸦片这项进口贸易，确有予以注意的必要，因为它在我国贸易中具有价值，它可以为我们从中国换回同等价格的土产品。同前一年交易情形相比，1862年的鸦片贸易量确有所增加，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这项进口的药物不仅在消费量上有所增长，而且它的价格已高达六百三十两一箱，这是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价格。”与其他进口商品相似，运抵上海港的进口鸦片，很大部分是转运别处的，“牛庄、天津、烟台、汉口、镇江、宁波、芜湖和九江等地，都是由上海供应进口鸦片的”。^[206]

表2-13显示，上海港鸦片贸易的主要去向，亦是长江流域和北方口岸，与正常的内外贸易流向同。

表2-13　上海港转口鸦片数量（1871、1881、1894）　单位：担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报告，转引自《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4页。

清嘉道年间，在边远地区已有鸦片种植。“云南省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有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时为1838年——引者注）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207]甚至近海一些山区，亦间有鸦片种植。浙江“台州府属以及毗连之温州等处，田少山多，不肖棍徒往往于山僻处所，开辟成畦，偷栽罂粟”^[208]。1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虽极力搜括，多方罗掘，仍不敷支放，于是便想通过公开允许和推广种植鸦片，增辟税收来源，“迨至光绪朝，政府注重土税膏捐，方恃此为入款大宗，恨不得广种广销，为增进利源之计”^[209]。于是各地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上海附近地区也不例外，1906年江浙皖三省鸦片产量分别达16000担、14000担和6000担。^[210]

国产鸦片的加入，使上海港的鸦片贸易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海关报告载，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土产鸦片供应的增加”，进入上海港的外国鸦片有所减少，到1901年外国鸦片经上海港“进口的数量只有十年前的四分之三左右”。当时进入上海港流通的国产鸦片，主要来自两大区域，一是江苏北部的徐州地区，一是长江上游云贵川等省。据称：“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府这一地区几乎全部已种植罂粟，据说每年的收获量可达二千至一万担。”实际上，来自徐州方向的鸦片并非全出自当地，有的系产于毗邻的豫、鲁两省，地处三省交界处、隶属徐州府的砀山县是这些鸦片转运上海的“市场集散地”^[211]。

另一方面，长江轮运航线贯通，上游地区所产鸦片成为上海港鸦片贸易的大宗货源。根据《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所载，进口鸦片价格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市场未能保持较好价格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212]。面对“已有大量的中国鸦片从很远的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自行设法运到上海”，美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为了有效地对付中国人的竞争，必须设法使印度鸦片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213]。尽管这样，内地所产鸦片仍凭借成本低、路途近的优势，源源运抵上海港。《1872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外国鸦片在近5年间，“其进口量始终停滞不前，1872年则确见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鸦片的产量却已是原来的四倍还要多”^[214]。经由上海港转运的进口鸦片亦相应减少，据1882年的统计，“在全部或部分由上海供应鸦片的所有港口中，除了一个港口之外，发货量都少于1881年”^[215]。从内地输入上海的鸦片则有增无减，1881年由轮船经汉口运抵上海的四川鸦片有2402担，1898年达8800余担，净增近3倍。这些内地鸦片亦是一部分转运他港，其余则在沪消费。^[216]

鸦片贸易虽不在正常贸易范围之内，但其为数不小，在考察近代上海港内外贸易货物流通时，当也不可忽略。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上海港留下的鲜明痕迹。

综观开埠后上海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架构，其突出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者之间以口岸贸易的货物吞吐为纽带，逐渐建立起了互为依存的直接的联系。开埠前的上海，作为苏州的外港和国内沿海埠际贸易转运点的港口城市，它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内容也较单一，主要承担自然经济形态下粮棉产品之间的交换，因而对内地经济的商品化进程刺激不大。开埠后的上海，一是区位优势得到蓄发，并成为列强对华经济活动的主要口岸；二是港口的近代化使港口本身发生了巨大改观，吞吐量巨增；三是先进的航运工具，大大增强了上海港的输运能力，加强了上海与各地的联系，这就必然对内地的经济结构发生大的冲击，促使其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以适应大港口物流的需求。而内地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又促使内地农村经济受制于通商口岸城市的趋向加重，内地农村对口岸贸易的联系和依赖日趋紧密，逐渐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纽带、以口岸城市为龙头的格局，彼此的互动关系开始发生，并随着口岸贸易辐射力的增强而发展。但也应该指出，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发生在与进出口贸易即国际市场联系的那部分地区，联系较少的那些地区则相对滞后，内地经济和市场的发育并不平衡，这同样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折射。

【注释】

[1]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

[2]《福州将军敬奏》（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清户部档案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页。

[4]《清高宗实录》卷313，第44页。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22、2823页。

[6]许地山：《达衷集》卷上，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9、50页。此前，欧美国家对上海港尚未注意。乾隆后期即1787年和1793年，英国使臣两次来华要求增开通商口岸，都未提到上海港。这与上海港在嘉道年间趋旺的进程，是吻合的。

[7]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40、41页。

[8]《护理两江总督孙善宝奏报吴淞口英美船只来去情形并英船呈递照会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45—146页。

[9]《江苏巡抚孙善宝奏报办理上海开市情形折》（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70页。

[10]［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401、402页。

[11]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9页。

[12]《英国棉毛织品输入上海、广州统计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2页。

[1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24页。

[14]《浙江巡抚梁宝常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29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563、618、406、586页。

[15]《福建巡抚徐继畲奏报福州厦门等口岸筹防情形折》（道光三十年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0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406页。

[16]《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为设法稽查厦门货船偷漏走私情形片》（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411页。

[17]《闽浙总督刘韵珂奏报接见英官并厦门英领事请按销货输税及请在鼓浪屿居住片》（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95页。

[18]严中平辑译：《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第120页。

[1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189、169页。

[20]王韬：《瀛壖杂志》卷6。同书卷3载：“苏郡濒海诸邑镇，聚贾舶，通海市，始集于白茆，继盛于刘河，后皆淤塞，乃总汇于上海，西人既来通商，南北转输，利溥中外。”按：白茆，在浏河口北。冯浚光在《西行日记》中称：“白茆港口在刘河口北，太湖泄海支流也”（《清代日记汇抄》，第322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59页；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第196、197页。

[22]《两江总督怡良等片奏》（1854年3月25日），《四国新档·俄国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9页。

[23]《两广总督叶名琛奏》（1854年6月23日），《四国新档·俄国档》，第103页。

[24]《上谕》（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876页。

[25]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143页。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74页。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78页。

[28]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0页。

[29]《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为密陈福州洋务实情并揣测英情片》（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65—566页。

[3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04页。

[3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08页。

[3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70页。

[33]《阿礼国致戴维斯的港口情况汇报》（1847年1月12日），转引自［美］张琳德《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34]《青浦事件信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1—8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3131—3141页。

[35]《商人张新贤为禀请开设敦利号以与英商贸易事》，转引自王庆成《上海开埠初期的华商外贸业——英国收藏的敦利商栈等簿册文书并考释（上）》，《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42页。

[36]《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55、256页，上海档案馆藏。

[37]《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55页，上海档案馆藏。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5，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页。

[39]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260、263、264、727页。

[40]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第349、553页。按：因川江航道险恶，在1898年3月9日英国人立德率“利川号”轮船首航前，宜昌至重庆段航程仍主要由中国木船承担。即使在1898年后，因货轮普遍吨位大，吃水深，难以通过川江险滩；换成小轮则获利无多，故川江上外国船只多为军舰，几无轮船的商业运输。

[41]《江西巡抚德馨奏》（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清户部档案抄件》。

[42]《海防档·购买船炮》（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编印，第916、919页。

[43]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4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555页。

[4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350、352、367页。

[4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第616、786页。

[47]《申报》1882年7月8日、1890年4月25日。

[48]《清季外交史料》卷130，第15页。

[49]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卷43，第16页。

[50]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51]《申报》1901年4月19日；《中外日报》1904年5月2日；《交通史航政编》第2册，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1年版，第538页。

[52]道光《厦门志》卷6，《船政》。

[53]［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05页。

[54]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1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67页。

[5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1页。

[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3页。

[57]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2页。

[58]《太仆寺卿柏寿奏》（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按：继道光初年试行海运后，咸丰年间迫于国内战乱，漕粮再度改走海路，详可参见拙作《清代后期漕运初探》，《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5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0页；卷28，第38页。

[60]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第117页。

[61]详可参阅载鞍钢：《上海与晚清漕运变革》，《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

[62]《两江总督何桂清片奏》（1859年7月29日），《四国新档·英国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1009页。

[63]严中平辑译：《怡和书简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9、160页。

[6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2，第20页；《海防档·福州船厂》（三），第5页。

[65]《曾国藩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

[66]《民国上海县志》卷1，《纪年》。

[6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1414、1415页。

[68]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2页。

[69]丁日昌：《抚吴公牍》卷32，第7页。详可参阅戴鞍钢：《清代后期漕运初探》，《清史研究集》第5辑。

[70]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66、1269、1270页。

[71]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69页。

[72]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1932年版，第52页。

[73]聂宝璋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76页。按：此处的洋行，系指经营南货的中国商行。

[74]徐润：《上海杂记》，《徐愚斋自叙年谱》，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附录第6页。

[7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95页。

[76]徐润：《上海杂记》，《徐愚斋自叙年谱》，附录第6页。

[77]黄懋材：《沪游脞记》，《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59页。

[78]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586、587页。

[79]《北华捷报》1864年1月2日。

[80]沈焕庭等：《长江河口最大浑浊带研究》，《地理学报》1992年第5期，第474页。按：大通站位于今安徽铜陵南侧。

[81]光绪《川沙厅志》卷1，《疆域》。

[82]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87页。

[83]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82页。

[84]《北华捷报》1857年5月28、29、30日；1858年3月27日。

[85]《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单》（1858年5月9日），《四国新档·美国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132页。

[86]冯浚光：《西行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322页。

[87]《北华捷报》1875年4月24日；《申报》1875年4月15日。

[88]《北华捷报》1875年4月24日；《申报》1875年4月15日。

[8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9页。

[90]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2、23页。

[9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47页。

[9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07页。

[9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辑，第1007、100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96页。

[94]《贺壁理致莫里逊函》（1902年4月22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95]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辑，第326页；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47页。

[96]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48、149、197页。工程进行期间，发现承包商荷兰利济公司浮开多报挖泥土方。经交涉，该公司承认其咎并允诺除原定土方，再加挖50万立方码作为处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三十四年荷商利济公司浮开浚浦土方案》，《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97]上海市经济学会等编：《上海交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页。

[98]姚廷遴：《记事拾遗》，《清代日记汇抄》，第167页。(www.xing528.com)

[99]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00]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58页。

[10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18页。

[102]《英国议会对华商务关系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书》（1847），转引自吴乾兑：《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48页。

[103]［法］梅朋等：《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104]《北华捷报》1862年5月29日。

[105]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第26页；《福士回忆录》，转引自［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邱锡鑅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106]《北华捷报》1862年5月29日。

[107]《旗昌轮船公司档案》，转引自［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第118页。

[108]《迪安笔记》，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512页。

[109]上海浚浦总局：《上海港口大全》，上海浚浦总局1921年第2版，第15页。

[110]徐润：《上海杂记》，《徐愚斋自叙年谱》，附录第6页。

[111]《领事达文波187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54—1898）》（以下简称《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112]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649页。

[1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末年黄浦江修浚工程主办权之争史料》，《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46页。按：下海浦，系指今杨树浦一带。详可参阅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114]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585、586、597页；金立成：《帝国主义对旧上海码头业的垄断——上海公和祥码头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期，第36页。

[115]《旗昌轮船公司档案》，转引自［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第118页。

[116]《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及其初期发展历程》，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

[117]《中日商埠志》，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118]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586、597、599、600页。

[119]郑祖安：《浦东历史发展概说》，《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120]《轮船招商局档案》，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134页；《申报》1897年5月13日。

[12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3页。

[12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8页。

[123]《著两江总督牛鉴逐条查奏吴淞上海失守等详情并协力分防附省港汊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88页。

[124]嘉庆《上海县志》卷1，《疆域》；同治《上海县志》卷3，《堰闸》。

[125]同治《上海县志》卷3，《堰闸》；姚公鹤：《上海闲话》，第27页。

[126]《北华捷报》1854年5月20日；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127]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0页。按：船作，系指专门锻造船用铁器件的手工作坊。

[128]宣统《黄渡续志》卷1，《疆域》。

[12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28页；《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923页。

[130]民国《上海县志》卷12，《交通》；《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苏州洋关史料》，第151、146页。

[131]宣统《黄渡续志》卷1，《疆域》；民国《青浦县续志》卷5，《山川》。

[132]《东方杂志》第4卷第3号，第66页；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28页。

[133]民国《青浦县续志》卷5，《山川》。

[134]《1899年工部局报告》，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6、477页。

[135]《上海海关档案》，转引自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今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136]《海关报告（1922—193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87页。

[137]《清季外交史料》卷5，第19页。

[138]［美］泰勒·丹涅特、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03页。

[139]《苏松太兵备道冯浚光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照会》（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档案钞本，转引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44页。

[140]刘坤一：《订购机器轮船开挖吴淞口淤沙片》，《刘坤一遗集·奏疏》卷18，第69页。

[141]《时务报》第22册（1897年3月），译载。

[142]《致候补道台蒋》（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1页。

[143]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

[144]1908年成立的经营上海、宁波航线的宁绍商轮公司，在十六铺以北外商码头林立处寻找一立足之地不成，改向日本人商租外白渡桥旁的东洋公司码头也不成，又向天主教三德堂借外洋泾桥南首码头又不成，再向十六铺一带设法，最后得张謇帮助，才在十六铺租定码头，建造堆栈（董枢：《金利源码头外交史话》，《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52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145]《苏松太道袁树勋条陈修浚黄浦江办法禀》（1903年3月），方裕谨：《光绪末年黄浦江修浚工程主办权之争史料》，《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46页。

[146]李维青：《上海乡土志》，《交通》。

[147]据黄苇前揭书，第140、141页附表统计。

[14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第570页。

[149]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4、79、169、176、177页。

[150]《日本外交文书选译》，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1、382页。

[151]黄苇前揭书，第40页。

[152]《美国档案局档案抄件》，转引自张仲礼：《1834—186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背景与变化》，《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第58页。

[153]《驻上海总领事给国务院的报告》，阎广辉、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154]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4、75、170、761、762页。

[155]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33、138页。

[156]《领事哲美森1892年度上海领事管区的贸易和商业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83—785页。

[157]《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03页。

[158]《通商各口海关贸易报告》（Report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1866年，《上海》，第9页。

[159]《领事达文波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96—497页。

[160]《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5—1886年（Commerical Reports from Her Hajety's Consuls in China），《四川》，第4—5页。

[161]《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91年，《烟台》，第7—8页。

[16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82页。

[163]关于茶叶出口呈绝对下降的原因，可参阅戴鞍钢：《近代中国植茶业的兴衰》，《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164]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97、698、812、870、881、892、893页。

[165]《海关报告（1912—192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04页。

[166]《代理总领事阿查立188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97页。

[167]《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19页。

[168]《代理总领事哲美森1894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71页。

[169]已有学者着重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港与长江流域的埠际贸易。详可参阅张仲礼、潘君样：《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及对长江流域经济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诸问题的历史考察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2年5月，上海）。

[170]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41页。

[171]《领事巴夏礼附于1863年度上海贸易统计表的备忘录》，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5页。

[172]《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77页。

[173]《海关报告（1902—191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39页。

[174]《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6、44页。

[175]《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99页。

[176]《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12页。

[177]《江南商务报》第32期（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列说》。

[178]《江南商务报》第32期（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商情》。

[179]《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4页。

[180]《领事达文波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75页。

[181]光绪《登州府志》，卷6。

[182]《两江总督何桂清片奏》（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四国新档·美国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197页。

[183]《山东史志资料》1984年第2辑，第31、32页；《领事许士188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33页。

[18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39页。

[185]《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97页。

[186]《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77—178页。

[187]《1882—1891年牛庄海关报告》，《满铁调查月报》第16卷第8号（1936年8月），第207页。

[188]《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2年，《牛庄》，第6页。

[189]熊希龄：《就奉天与上海之商务关系上赵尔巽书》（1907年4月），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页。

[190]《江南商务报》第14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商情》。

[191]《江南商务报》第34期（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列说》。

[192]《光绪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烟台》，第46页。

[193]《江南商务报》第32期（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列说》。

[194]《上海等四埠米谷、小麦、豆类国内贸易统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3、474页。

[195]《船舶登记员泰卜1880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89页；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79页。

[196]《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0页。

[197]王韬：《瀛壖杂志》，卷1。

[198]［美］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第101页。

[199]汉儿：《中国航运界之大势》，《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1918年3月）。按：该统计虽仅限于轮船业，尚不包括木帆船的数目和运能，但亦大体反映了上海港国内埠际贸易的规模、范围和重心所在。

[200]《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634、635页。

[201]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on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229.

[202]徐蔚南：《上海商埠的开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第18页。

[203]《美国众议院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95页。

[204]《蓝蔚雯吴煦等密禀鸦片贸易情形及设卡征税办法》（1856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188页。

[205]［英］德庇时：《战时与缔约后的中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3页。

[206]《领事许士1880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67页。

[207]《驻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严禁云南种植罂粟并贩卖鸦片事上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20页。

[20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道光十九年五月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99页。按：据清代档案反映，当时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浙江等省均已见鸦片种植，详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7、420、479、483、599、774页；第2册，第96、347页；第3册，第493、494页。

[209]雷瑨：《蓉城闲话》，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333页。

[210]《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7页。

[211]《海关报告（1882—1891）（1892—190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5、66页；《总领事许士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20页。

[212]《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68页。

[213]《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4页。

[214]《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57页。

[215]《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领事许士188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65、635页。

[216]《上海贸易论》，《江南商务报》第5期（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列说；《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