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国别和地区分析

近代上海港货物吞吐的主干，是海外贸易商品的进出。19世纪70年代始，海关较系统的统计数字表明，自上海港超过广州，经由上海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始终雄踞各港之首。

表2-6　中国对外贸易总值各港口所占百分比（1870—1913）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从国别和地区考察，中英贸易长期占据首位。19世纪40年代一直占上海港外贸总值的75%以上，最高时进口、出口货值分别达89%和93.6%。^[147]进入19世纪50年代，其他国家的比重有所上升，但英国所占比重仍在70%—74%。^[148]据1863年的统计，进出上海港的外国船舶总吨位近200万吨，其中英国占56%。1864年上海港对英贸易总值56923931两，其他各国仅7301304两，英国所占比重超过7/8。《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同过去一样，目前的英国进口构成了本港整个贸易的大部分。”约占进口总值的92%；在全部出口货值中，英国占了约75%。^[149]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与日本交涉，将上海港定为中立港，理由就是“该港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其关系颇大”^[150]。

其次是美国。1845年美国输入上海港的货物总值为93518英镑，是英国之外其他各国进口货值总和的约2倍。^[151]截至1851年年底，经由上海港的中美贸易已接近全部中美贸易的3/4。^[152]1856年12月，着眼于上海港巨大的发展潜力，美国驻沪领事致函美国国务院，提议开辟横跨太平洋的直达航线，“与英国分享丰富的东方商业的公平份额”^[153]。1863年，除英国之外进出上海港的外国船舶吨位数中，有2/3属美国船。1868年在上海港进出口贸易总值所占比重，排名英国之后的依次是美国、欧洲大陆、日本、暹罗和菲律宾等。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的比重有所下降，欧洲大陆所占比重渐次超过美国位居第二。1881年出口欧洲大陆的货值为9782446两，美国是7507574两，“这主要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开放以来，贸易的趋势一直是把供应欧洲大陆市场的那部分商品改道去地中海的这个或那个港口，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先运去伦敦再行转销了”^[154]。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进入20世纪，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日本对华贸易因而飞速增长，在这普遍迅速发展的时期，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上升了，从大约11%达到16.5%；而来华日轮的吨位从200万吨迅猛地增加到550万吨以上，占总数的22%”。日本在上海港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跃升至第二，仅次于英国。上海海关资料载：“本港贸易的总趋势是稳定地增长。据记录，1911年进口和出口总值为484202222海关两，比1902年的346122864海关两增长约40%。”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日本在此地的贸易和航运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巨大的增长。1902年的总吨数为11812535吨，其中英国占48%，日本占14%，德国占14%，中国占15%。1911年总吨数增长很多，达到18179472吨，比例也有了变化，各主要国家所占的百分比为英国40%，日本22%，德国9%，中国17%”。^[155]据1912、1913年各国货船缴纳海关税的统计，此时日本的份额已远远大于德、法、美三国的总和。

表2-7　各国货船缴纳上海海关税百分比（1912—1913）

资料来源：《海关报告（1912—192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75页。

经由上海港出入的进出口商品特征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间的交换。19世纪下半叶，丝、茶始终是上海港输出的大宗出口商品。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载，“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例如甚至直到1870年，这两种商品的出口值仍占出口总值的88%，而在1872年它们的比例曾达90%”。1880年后，丝、茶出口值大致不变，其他各类商品出口值及所占比重相对上升，至1892年已与丝和丝织品同占37.5%，茶叶则退居25%。^[156]这些出口丝、茶，绝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各地。据1869年的统计，上海港出口的茶叶“各产区所占比例大致如下，来自婺源经过九江的35%，来自天台的25%，来自徽州的15%，以及来自平水的15%，其余10%是上海烘制包装的”^[157]。时隔十年，另有一份更详细的统计，显示了出口绿茶的来源和去向。

表2-8　上海港出口绿茶供应、销售地分布（1877—1878）　单位：万磅(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领事达文波187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47页。

上海港的出口蚕丝则主要是来自江浙地区的辑里丝和大蚕丝。前者是细丝，来自南浔、菱湖、海宁、杭州附近；后者系粗丝，来自嘉兴、溧阳、绍兴等地。^[158]长江轮运航线辟通，经由上海港出口的丝产品来源更广，芜湖、汉口都有丝产品抵沪出口。^[159]四川也有大量生丝和乱丝头输往上海，以便转运欧洲，“丝出产于成都北面至西北面绵州附近，而经由长江支流运往重庆。离重庆时每驮两包约80斤缴纳厘金2.8两，然后凭子口单运往上海”^[160]。1898年青岛开埠前，山东所产丝亦由大运河抵上海出口，其中大部分蚕茧、黄丝、茧绸和乱丝头来自鲁西南地区。^[161]海关贸易报告这样概括，“上海差不多是全中国（广州除外）生丝出口的商业中心，但上海本地并不出产任何种丝”^[162]，上海作为对外贸易枢纽港的集散功能跃然纸上。

19世纪80年代始，丝、茶以外经由上海港输出的其他出口商品增长醒目。

表2-9显示，在近20年间茶叶出口呈绝对下降^[163]，蚕丝和丝织品出口依旧增长，但所占比重已徘徊不前，一度还略有下滑；而其他出口商品则增长明显，1890年在出口总值所占比重已从1875年的11%攀升至近35%，1892年又升至37.5%。内中主要产品有棉花、烟叶、皮革、羊毛和席草制品，棉花作为工业原料主要输往日本，1894年上海共计出口11.07万英担原棉，其中63.4万英担运往日本，约11.5万英担运去欧洲。次年上海港对日出口显著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供应大阪各纱厂的原棉，是年原棉出口总值超过1000万两。其价格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价格同步上扬，从每担11两升至13两至14两。^[164]这些出口原棉大多来自包括上海近郊在内的江苏东南部乡村，据估计20世纪初年该地区年产原棉约有20万吨。^[165]

表2-9　上海港出口商品类别及所占比重（1875—1892）　单位：千海关两

注：*1875年的统计数字不包括丝织品。
资料来源：《领事哲美森1892年度上海领事管区的贸易和商业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83—785页。

与棉花相比，烟叶、皮革等出口商品多来自内地。《188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运往英国的烟叶主要来自四川和云南，每年都有到货。”^[166]皮革的出口，则有一个变化过程。上海港开埠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地所产皮革大多仍因循传统出口渠道运往广州。1874年经由上海港出口牛皮仅1207担，次年2809担，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因干旱导致去南方的河流浅阻，上海港以其航路通畅吸引了皮革出口货源，当年（即1876年）便增至11350担，“它们在上海找到有利的市场后，这项贸易已得到了永久的立足点”^[167]。以后又持续发展并包括了来自西藏的牦牛皮、羊皮等货源。羊毛的出口同在增长，1884年经由上海港输往欧洲1.7万担，1894年为12.8万担，净增6倍多。^[168]

上海港对外贸易的这种增长，是和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越来越多的地区程度不等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样一种大趋势相吻合的，更是和上海港因其远洋及沿江沿海和内河航线的增辟，特别是长江轮运的贯通、对外贸易覆盖地域的大范围扩展以及规模日渐增大的国内埠际贸易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