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贸易口岸，上海拥有的经济、地理优势，在同期开埠诸港口中是独特的。广州虽然对外贸易历史悠久，但它偏处华南一隅，远离大宗出口商品丝、茶的主要产地江浙等省，四周丘陵起伏，交通不畅。五口通商以前，内地省份出口物资，以及经由广州输往这些地区的进口货物，多需长途跋涉，方能抵达销售地点，徒增成本，耗时费力。当时广州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长期占据首要地位，乃是清政府广州一口通商规定所致。所以鸦片战争后，“五口分设商埠，非粤货不到广州”[1]，其对外贸易顿显衰落。
福州、厦门和宁波，地理位置、运输条件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潜力，都受局限。福建地狭多山，除茶叶外，可供出口的商品有限。就进口而言，福建相对贫瘠，人口少，市场容量小，且省内外交通受周围地形限制，运输不便。“闽省虽与粤、浙、江西等省毗连，然除海道可以四通八达外，其余各处非系崎岖之峻岭，即属湍急之险滩”，故“闽省厦门之物资，则止能售于本省，不能旁及他方，盖由地势使然”。[2]宁波位于杭州湾南岸，与浙江省经济富庶的杭嘉湖地区联系不密，“该处虽系海口，一入内河，须盘坝三四次方抵省城，商贩不甚流通”[3]。所在地区相对闭塞，“杭嘉湖三府，树桑之地独多。金、衢、严、宁、绍、台六府，山田相半；温、处二府，山多田少”[4]。地理环境、物产状况，制约了港口的发展余地。时任浙江巡抚梁宝常称：“浙江十一府内，如台、金、衢、严、温、处六府，或土瘠民贫，或风俗俭朴，需用洋货无多。惟杭、嘉、湖、宁、绍五府，户口殷富，用物浩繁。五府之中，又惟杭、嘉、湖三府俗尚华靡，为销货最多之地。夷船进口货物，以呢羽洋布为大宗，销路多在杭、嘉、湖三府。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为大宗，而湖丝、绸缎亦多产于杭、嘉、湖三府……该三府地面均与江苏一水可通，民间需用洋货及土产湖丝、绸缎，并一切货物，近则可赴上海贩运”；宁波则由于“地处偏僻，自杭至宁，计程五百数十里，中隔钱塘、曹娥二江，又绍兴一带，河窄坝多，驳船狭小，装货有限，运脚多所耗费”，较之上海口之路捷费轻大不相同，“是以杭州以北客商鲜有来宁贸易之事”。[5]开埠前宁波港对外贸易尚称活跃，是与当时清政府将它定为对日贸易商港相维系的。
上海口岸独具的诸优势，成为外国商人注目的焦点。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派人至上海港刺探，并想立刻在上海通商，未能如愿。[6]于是他们在返航后，鼓动英国政府用武力实现上海开埠。[7]吸引他们的是上海的地缘优势、市场潜力和已有的港口条件。通过上海，他们可以将在华经济活动的区域扩大并延伸至整个东南沿海和广袤的长江流域。这些都是中国其他口岸无法提供的。因此《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就有多艘英、美商船径赴上海，“意在通商”，清政府地方官员“以税则未定，码头未立，不便先行交易”，未予准允。[8]1843年开埠后的最初一个多月里，上海港就有6艘外国商船抵达。[9]后又不断增加，1844年为44艘，1849年达133艘。[1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被吸引到上海，“自从开港以来，这些船只带来大量的茶和丝供应在这里的英国商人，在回程中把换到的欧美制造品运走”[11]。
广州一口通商禁令解除，上海港久被压抑的潜能得以蓄发。最集中的体现，是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在进口方面，外国商船涌入，经由上海港输入的大宗进口商品的数量逐渐超过广州。1855年7种进口英国棉、毛纺织品，除棉纱1项，其余6种都是经由上海的多于从广州的输入。[12]1853年，上海港丝出口达58319包，是同年广州出口数量的11倍多，占当年全国生丝出口总数的92.7%。同年，上海港茶叶出口是广州的2倍多。此后，上海港丝、茶出口数量始终超过广州，雄踞各港之首（见表2-1）。
表2-1 上海、广州丝、茶对英出口量（1843—1856） 单位：磅
续 表
资料来源：［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402页。
进出口总值的统计，同样显示出这种兴替（见表2-2）。
表2-2 上海、广州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1844—1856）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7页。
表2-2显示，1843年底上海开埠后，广州对英进出口明显下降，其间有的年份偶有回升，隔年大都又跌至原有水平之下；上海对英贸易总值则几乎总是逐年上升，并在1853年超过了广州。英国是当时欧美各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国家，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对英贸易仍占中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13]因此，表2-1、2-2记录的进出口贸易消长，足以说明上海开埠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
如果再将同期开放的其他口岸作番比较，可以从更广的角度反映这种兴替和转移。1844年英国驻华公使曾实地察访各新开口岸，结论是“宁波密迩沪埠，商业恐难发展。至于福州，则河道险阻，缺点复多，对欧贸易希望殊稀”。厦门稍好，亦不及上海，四口中“以上海为尤善”。1844年宁波开埠，是年对外贸易额尚有50万元；五年过后，非但没有增长，反降至不到5万元。1846年清政府档案资料亦载：“至宁波海口为新设五口通商之一，因旱道偏僻，商贾罕通，其洋货尽赴上海，故税课较四口为独少。近来，以月计则夷税或有或无，以一季计之则或数千两及数百两不等。”[14]
福州更不景气，“从1843年福州开放到1853年，在福州没有进行过大量的对外贸易”。原因之一，“福州港道口门最狭，沙线复多，各国小船虽往来无碍，而大船易于搁浅，是以英夷货船向在口门外熨斗洋面停泊，用小船拨货入口”。1848年曾有英船试图进港时搁浅损坏，“从此大船再未入港”。[15]厦门亦相去不远，1844年闽浙总督刘韵珂曾奏称：“厦门自上年九月十一日开市，至今其收夷税及船钞银一万二千余两，计数未为丰旺，其内地商税亦属短绌。臣等详加访察，夷税之少，一因开市以来为日甚暂，夷货未能疏通；一因闽省与粤东、江、浙三省疆域相通，势同鳞次，今该夷虽四处开市，而内地贩运夷货之人不能加多，况闽中自省以南均系陆路，省北又属滩河，他省商贾各趋近便，未肯迂道远来，所恃者仅止本省之人运赴各郡分售，销路无多，故税数骤难充裕。”[16]同年，英国领事记里布（Gribble Henry）“因厦门地势僻远，非商贾聚集之区，夷商贩来货物不能按船全销，请照销数输税，余货贩至他口分销”[17]。(www.xing528.com)
相比之下，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之盛格外突出。1846年香港《中国邮报》称：“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但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18]究其因，无疑是前述上海具有的潜在的综合优势释放的结果。最直接的是，上海邻近出口丝、茶产区，背倚富庶的江南地区，开埠后虽清政府规定“湖丝旧例，应出粤海关，经过浙、赣、韶三关，例应完纳三关税课；嗣改上海通商，由湖州径来上海，先令补完三关税课”。出口商品仍多循地理之便，就近转往上海出口。其他四口则受地理条件、市场需求的制约，出口货物运输不便，“进口之货不能旺销”。[19]旨在赢利的众多外商裹足不前，纷趋上海，“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有人事，亦地势使然”[20]。
位处北地、素少交往的俄国商人也闻风而至。以往论及早期中俄贸易，每多述及恰克图陆路通商。现据清代档案记载，早在1805年（嘉庆五年）已有俄国商船“来粤求市”，径直驶抵广州要求通商；同年，有2艘俄舰强行驶入黄埔港贸易之举，均遭清政府拒绝，未得遂愿。清廷后又谕令：“如再有此等外洋夷船向未来粤者，其恳请贸易之处，断不可擅自准行。”[21]故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国外贸重心的北移，俄商旧话重提，“垂涎各国夷商之往来海上，利市十倍，意欲效尤”，转而要求在沪通商。[22]1848年至1854年，先后有多艘俄国商船驶抵，“求在上海地方贸易”[23]。清政府答以俄国“系北路陆地通商之国，上海非所应到”，未予应允。[24]据统计，1853年经由上海的对英进出口货值，已分别占全国各港口对英进出口总值的59.7%和52.5%。[25]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这种兴替是上海开埠后从沿海诸口岸中脱颖而出的集中体现，其底蕴是上海作为港口城市所独具的地缘、经济优势终于得有机会释放。
同时应该指出，上海开埠后的迅速崛起，与五口通商时期中外关系的演进也有一定的关联。中国国门被打开后，外国人在一些通商口岸的活动，并没有像他们原先预想的那么顺利，其中尤以广州和福州两地最为突出。1842—1849年，广州人民坚持进行反对外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迫使外国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外国商人的经济活动也常常受阻，1845年的文献记载，“粤东风俗强悍，在粤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视，气不得舒”[26]。广州城外“夷商栖身储货”的十三行住所，也不时有人“纠众前往构衅”。[27]1847年，英国议会的一份文件承认，尽管“满清政府已‘忠实履行五口通商条约’”，但是由于广东民众的抵制，“广州的贸易尚有困难”。[28]
福州的情况，相去不远。福州被定为商埠后，当地官员暗中布置，“委熟悉情形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切晓谕，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该夷在此勾留。各该商亦尚知轻重，均称不愿与该夷交易，故以后李太郭（系指1844年7月到任的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引者注）屡将所带作样之洋布等物给人阅看，欲图销卖，民间绝无顾问之人。李太郭见情形如此，从不言及开市。旋有米利坚货船一只进口，停泊月余，愿将各货减价出售，商民仍无人往向置买。船内夷商因盘费罄尽，不能出口，向海关委员等吁求设法销变，俾令他往。臣（系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引者注）等查系实情，谕令各店铺向该船买得各货少许，该船得有资斧，即行出口。其临去之时，有此后断不再来之语。此后李太郭意更索然，将通商一事置之度外”[29]。以后数年，“没有一只（外国）商船到过这个港口”[30]。1849年，福州英国领事若逊抱怨：“我们曾经怀抱的使这个港口成为欧洲商船的常临之地和英国商人的驻足之点的希望，仍未实现。”[31]
同一时期，外国人在上海的活动则相对得逞。1845年11月，上海开埠不到三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就以欺诈手段，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32]以此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它们都设置在上海县城附近水路交通最便利、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地点，英租界即位于黄浦江与吴淞江的交汇处，扼上海航运交通的咽喉所在。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至1846年底，上海已有24家外国商号开张（其中3家是美国的），还有5家零售店、25所私人住宅、若干货栈、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门诊部、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636820美元。[33]1848年3月，英国3名传教士擅自前往上海远郊青浦活动，与当地船民发生冲突。事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在法、美等国领事支持下，公然以封锁海口、不许漕船出海，胁迫中国方面“拿人惩治”。在列强的威逼下，清政府最后枷责船民10人，并将其中2人投入监狱。[34]此后，在上海的外国人更加趾高气扬，与其他口岸相比，他们的经济活动也得有更多便利。
上海作为外贸口岸的诸有利条件，同样吸引了早期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人。据现存伦敦的英国图书馆所藏的敦利商栈等簿册文书披露，早在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前夕，至少已有2家华商外贸行栈闻风而至，着手筹办等候开业，其中之一的敦利号业主张新贤向官府呈递了开业申请，内称：对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兴旺前景的期盼和憧憬，跃然纸上。这份呈请经松江海防厅同知沈炳恒转呈苏松太道宫慕久，并于1843年12月12日获准。此后效仿者继起，仅据这批簿册文书记载，至1844年10月14日上海已有39家专营或兼营进出口贸易的商号。
窃职向在粤东贩运江浙各货，开设裕隆竹记字号。缘上年奉有五口通商谕旨，职在粤东有同业陈春圃、卞博山情愿合伙在上海开设敦利号，招徕丝茶各商，遵奉新议章程，照则纳税，经理贸易事务。是以职等于今年七月来上（海），在台治西姚家弄、东姚家弄、王家巷、孙家巷以及前和典基、万瑞坊基等处租赁栈房，门前均贴敦利栈字样，以便招接各路商人，安顿货物，庶英国领事官到日，即可通商贸易。[35]
表2-3 开埠初期上海华商外贸业（1844年3—10月）
续 表
资料来源：王庆成《上海开埠初期的华商外贸业——英国收藏的敦利商栈等簿册文书并考释（上）》，《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7—39页。
这些稀见簿册文书的披露，有助于对以往因资料匮乏而湮没无闻的开埠初期上海华商外贸业的重新估价，也可以从当时国内商界的反应，去认识开埠后上海作为外贸中心口岸迅速崛起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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