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海运物流交汇处的优化方案

较之内河航运，开埠前的上海作为中国南北海运交会港的集散输运功能更为突出。

清乾隆以后，浏河港受泥沙淤积之累渐趋衰落，沿海商船多云集上海，从事转口贸易。它们又可分为北洋、南洋两大航线。

北洋航线是上海与东北地区及直、鲁等省沿海港口间的航运通道。在上海港的沿海航线中，这是一条运量最大的航线。嘉道年间，“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62]。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艘，“每岁出洋率三四次，商人往来，数十年无恙”^[63]。

南洋航线是上海与闽、广等省的海运交往。闽、广等省濒临大海，民间海船业历史悠久。自康熙年间海禁放开，闽、广等省海船业活动区域向北伸展。清中叶有人奏称：“今之海道已为坦途，闽、广商民皆知之。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船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贸易之地，来往习以为常。”^[64]上海则是他们主要的贩运贸易中转港，据1832年目击者观察，每天有三四十艘来自南洋航线的船只进入吴淞口。它们一年中可往来数次，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65]

在开埠前的上海，与东北、华北的货运联系最具规模。《上海乡土志》载：“本邑地处海疆，操航业者甚多。通商以前，俱用沙船……浦滨舳舻衔接，帆樯如栉。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当时本邑富商，均以此而获利。”表现为典型的粮棉产品间的交换流通，彼此经济联系频繁。“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66]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所产土布即由沙船北运，“江苏之松江、太仓、通州、海门四府州厅所属各县，土产棉花、布匹，用本地沙船运赴山东、直隶、奉天销售”^[67]；“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68]。同样，北方粮、豆南下，除满足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一部分粮食需求，还推动了上海商业的兴旺。乾嘉以来，沪地生意向以豆市最大，“营业为全市冠”^[69]。

但受两地经济发展差异和市场需求的制约，从运输总量考察，南下货物多于北上，因而沙船北上常常不能满载，这也是道光初年沙船业乐于承运漕粮的原因之一。^[70]若就货物价值言，北上多为手工业品，南下多是少经加工的农产品，因此北运货物量轻价昂，沙船返程时虽“装回各种豆类，然而这不足以抵偿运走的值钱的货物，故除豆以外，尚带回现款”^[71]。这些都反映当时两地间经济联系的内容还是较狭窄的。

清中叶，上海与华南、海外的物资交流，除了粮食转运，主要是土特产品的交换流通。从福建抵沪的有糖、蓝靛、咸鱼、红茶，广东运来糖、水果、白铅，来自东南亚、日本的是各类海产品及铜、漆器等；回程时带去的货物有棉花、丝绸、土布和豆、枣等北方土特产。^[72]相比之下，南销货物种类和数量均稍逊一筹，闽、广海船在卸货后往往“就放空开回”^[73]。抵沪的南货，很多系运往苏州，嘉庆广东《澄海县志》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发帐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装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台海使槎录》亦载，海船多漳、泉商贾，“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当时“江苏以北腹里，各有所需糖斤南货，悉由闽广商船运至上海转运”^[74]。在开埠前的上海，华南商人颇具实力，“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皆择其地绅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决之，无不服焉”^[75]。

追溯开埠前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演进历程，及其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可以得到下述认识。

第一，上海的兴起，得力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也与后天人们对航道、港口因时制宜的整治拓展密不可分。

第二，上海成为太湖流域主要出海港，是与该地区港口布局的演化同步的。浏河、乍浦港衰退后，上海港集太湖流域入海门户和中国南北海运交会点于一身，长江三角洲无其他港口能出其右。

第三，上海各主要航线，以赴东北和华北的航运贸易最为活跃也最具规模，这种贸易又呈现浓厚的转口贸易特征。

第四，较之沿海航线，上海与长江沿岸各地的航运联系稀疏。尽管上海的海路交通已很繁忙，但广阔的长江流域尚是它潜在的经济腹地。直接与长江沿岸各地沟通，并辐射和影响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是苏州，无论是与长江流域还是同沿海各省的航运往来，上海往往是以苏州的外港发挥作用。

第五，上海港物资流通的商品结构，突出表现为粮棉产品间的交换，辅以各地土特产品的互通，货物的种类、数量有限，因而这种贸易来往的波动，对输出入地的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全局性的影响。

第六，上海开埠前，虽有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它与日本、东南亚等地仍有传统的海上贸易往来，但这种往来处于清政府的严格管束之下，规模小，数量少，在上海港货物输出入总量中比重甚微，更不具有主导地位。

因而对开埠前上海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功能，包括它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应有清醒的估计。从各方面考察，当时的上海尚从属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经济区，担当着该区域出海口和转运港的职能。就港口而言，其运输工具、港岸设施都滞处于前近代社会，与中国传统商港并无二致；同样，因港而兴的上海县城，商业虽旺，但与同期中国其他港口城市相比，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性质并无多大差异，仍未跳出以自然经济和内向封闭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区域影响的发挥。

明确上述认识，有助于本书的进一步研究，即努力探讨近代上海开埠后的迅速崛起及其与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区域内经济变迁的内在关系，从中探究历史的启示。

【注释】

[1]《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会同李湘棻查明江北大略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页。

[2]《钦差大臣裕谦奏报沿海地势及英船英炮情形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15页。

[3]谢占壬：《海运提要序》，《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10页。

[4]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7，第2页。

[5]乾隆《嘉定县志》卷2，《风俗》。

[6]《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7]《湖心亭议列规条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52、253页。

[8]《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三）》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八三四。

[9]乾隆《宝山县志》卷1，《市镇》。

[10]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

[11]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水》。

[12]乾隆《上海县志》卷1，《风俗》。

[13]崇祯《太仓州志》卷7，《水道》。

[14]道光《刘河镇记略》卷4，《形势》。

[15]嘉靖《太仓新志》卷3。

[16]《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三）》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二七〇。

[17]黄与坚：《刘河镇天妃闸记》，《吴郡文编》卷3。

[18]道光《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19]光绪《太仓州镇洋县志》卷2，《营建》。

[20]道光《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21]光绪《太仓州镇洋县志》卷5，《水利》。

[22]乾隆《乍浦志》卷3，《武备》。

[23]陈吉人：《丰利船日记备查》，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4]《浙江粮道为筹议海运漕粮上常大淳禀》（1851年7月8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25]道光《乍浦备志》卷6，《关梁》。

[26]《钦差大臣裕谦奏报乍浦防堵及江浙沿海情形折》（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77—578页。

[27]《浙江推行漕粮海运之难呈折》（1851年11月30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116页。

[28]《李星沅日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29]清代初叶，为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郑成功的武装反清斗争。清朝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对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逼令内迁50里，焚毁沿海城廓房舍。有越界者斩首，并严禁航海贸易、下海捕鱼和耕种临海田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氏集团败亡，次年始开放海禁，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定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四口对外通商，许民间出海贸易。其中上海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和日本，“凡安南商船货税，进口、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东洋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论货物，概收银一百二十两”（嘉庆《上海县志》卷5，《关榷》）。

[30]对清朝政府闭关政策的评价，学术界尚有分歧。笔者认为其重点是防范外来势力，其中也包括所谓“防微杜渐”（《清高宗实录》卷516，第17页）的考虑，即防范国内民众与外国人接触后对清朝统治可能带来的冲击。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未能使中国免遭外来侵扰。(www.xing528.com)

[31]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3，第8页。

[32]《章沅奏》（道光九年正月），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页。按：有关限制的条例、章程、规定等，可参见该书第174—231页。

[33]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6页。

[34]［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记事》，张忠民译，《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35]《上海港史话》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36]谭其骧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37]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86页。

[38]民国《山东通志》卷122，第3412页。

[39]魏源：《海运全案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1页。

[40]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集》上册，第417页。

[41]《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二）》第34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七九。

[42]魏源：《筹漕篇》，《魏源集》上册，第398页。

[43]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魏源集》上册，第398页。

[44]《太仆寺卿柏寿奏》（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5]同治《上海县志》卷7，《海运》。

[46]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集》上册，第417页。

[47]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1。

[48]魏源：《复蒋中堂论南漕书》，《魏源集》上册，第423页。

[49]魏源：《复蒋中堂论南漕书》，《魏源集》上册，第423页。

[50]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9页。

[51]《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奕函》（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0页。

[52]赵尔巽等：《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第3596页。

[53]王汝润：《馥芬居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176页。

[54]《监察御史吴震方奏》（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清户部档案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55]《江苏巡抚程燏采奏请饬安徽等省采买米石解苏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68页。

[5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532页。

[57]《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8页。

[58]《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五）》第13册，卷三一四。

[59]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皇朝经世文编》卷47，第20页。

[60]包世臣：《齐民四术》，《安吴四种》卷26。

[61]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皇朝经世文编》卷44，第7页。

[62]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页。

[63]齐彦槐：《海运南漕议》，《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13页；王赠芳：《请试行海运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第15页。

[64]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8页。

[65]［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记事》，《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第286页。

[66]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1。

[67]《钦差大臣裕谦奏陈吴淞口未便堵塞各港口毋庸封闭折》（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0页。

[68]《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5页。

[69]《上海豆业公所萃秀堂纪略》，《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96页。

[70]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1。

[71]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6页。

[7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554、555页。

[73]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57页。

[74]《钦差大臣裕谦奏陈吴淞口未便堵塞各港口毋庸封闭折》（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0页。

[75]王韬：《瀛壖杂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