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企业的最根本问题：提高治理水平

依据风险发布会受邀嘉宾的演讲分享，本人认为各位嘉宾讲得高屋建瓴，整体来看大家的观点还是非常乐观的，本人非常赞成，对于疫情也好，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好，本人觉得还是那句话：fear is fear itself，担忧还是担忧本身。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那么多，只是有人愿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

当前全球局面下企业面临着以下方面的挑战：

一、关于经济的问题。全球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的－3.0%，接下来可能到－5.6%。但是这样的经济表现一大部分是消费，因为在整个国际经济总盘子当中，消费占了主导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消费也占到了60%以上。实际上消费是受到了抑制的，也就是说有相当一大部分该花的钱没有花出去。比如说一季度，国民收入的确是降了6.8%，但是个人支出减少了14.6%，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有抑制的需求。也就意味着被以购买力决定的市场并没有被彻底摧毁。

二、关于金融挑战的问题。的确，美国确实是说在大面积地超发货币，鲍威尔原来一直是跟特朗普严重地冲突，他不听特朗普关于降息的意见。这次在疫情的压力之下，在国会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大面积地放水，一个是救助，一个是经济刺激。放的水的确比2008年以后的救助计划超出了好多倍。2008年经济危机的救助差不多8 000亿美元，现在“救助＋刺激”累计到了4.5万亿美元。中国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抛出来4万亿元人民币，现在中国作为新基建要拿出3万亿～4万亿元人民币，现在已经投放了2万亿元人民币。所以说货币在不断地充盈，各个国家都在讨论负利率的问题，日本和欧盟从2014年就搞负利率了，美国要不要搞？从现在整个判断来说没有必要，他们会接近在0左右。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可以看到美元的汇率还在波动，股票大面积地跳水，但是也反反复复。作为一个经济的血液——金融基本是可控的。

就这几个方面来说，本人觉得更多的是意识上的混乱、意识上的错位，因此会造成这种焦虑，而焦虑一定会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说假想敌模式慢慢就会侵蚀人们整个意识形态，因此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都会甚嚣尘上。但是更为乐观地看，参考中长期，从1950年到现在，人口达到了70亿，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就是二十来个亿，这就意味着人民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年代，科技的发展、粮食的充足、药品的改进，所以这个总的趋势不会改变。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血的教训使这些超级大国都觉得殷鉴不远。一些局部的冲突、短暂的摩擦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科技是在进步的。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要在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任务的确任重道远。经济发展当中最核心的还是企业。说到企业，现在中国的企业达4 300万家，美国作为一个1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企业数是590万家，中国作为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能容纳7倍数量的企业吗？每一次的冲击和挑战都意味着财富的重组，都意味着新的机遇出现。所以现在中国的企业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企业能忍得住、能够活得下来，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能不能节流，这是活下来的根本。在探索机遇的路上，能够保持控制成本，减少风险，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思维。(www.xing528.com)

第二，要考虑如何利用外部的环境。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假于物就是能够顺势、得势而为。能够获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各种扶持，本人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各个企业应该考虑争取的。其次是要寻找低成本的机遇。2019年本人到埃塞俄比亚考察，有一个中资企业，雇用了八千人做鞋，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我们现在在国内出口一双鞋子要付67%的关税，而在埃塞俄比亚，哪怕是三个工人干中国工人一个人的活，因为是零关税，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享受发达国家给予的普惠制优惠，对于制成品、半制成品都会给予零关税，企业就会找到机会。所以本人跟美国的一些智库学者交流的时候，曾表示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是没有意义的。

从贸易角度来说，中国现在每年有33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美国对外的依存度也就是16%～18%，中国现在的对外依存度到了33.8%，所以建议企业就必须像江山公使讲述过的，我们必须维持一个全球的贸易体系，全球的经济要素能够融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宏观层面（这不是企业的问题），我们有高远的理想，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企业角度也有特别微观的小聪明——实用主义。但是企业对于规则的把握能力、规则的制定能力、规则的辩论能力、谈判能力是相当弱的。所以企业能不能拿出自己一套“走出去”的标准，从审核项目到日常的管理很重要。

有一次本人在约翰内斯堡主持一个中非企业家对话，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在那儿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非洲的一个伙伴，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做了一项“中国在非洲存在的非洲观点”调查，发现56%的人反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42%的人支持中国的经济存在。后来我们真正地组织对话，让这12个国家的代表考察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对话，和我们作为学者、作为媒体、作为企业代表去对话，他们恍然大悟。的确，我们的这种传播能力、我们和对方规则对接的能力、我们和当地社会融入的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我们是非常善意的，而且是非常认真地在履行很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义务，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沟通、规则意识不强，所以使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再回过头来从宏观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在实际上不管有多么宏大的目标，但是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回避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人均收入8 000美元到12 000美元的时候，都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布会主持人也强调“智”和“慧”的问题，所以现在无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还是从企业的微观管理能力、经营能力来看，智慧已经达到了一个平台期，因此出现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困惑、那么多的指责。所以现在企业怎么样真正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治理水平，这是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最终还是看谁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有赢家。最简单的常识，门口摆三个摊，你能卖的货比别人多、赚的钱比别人多，你就是赢家，所以无论是疫情也好，还是整个国际局势也好，只是形势在发生变化，规律还是有的。

演讲人：刘宝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