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农业生产比1960年要好，但农业生产水平没有得到恢复，粮食总产量过了1亿斤，社员口粮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半数以上的社队要吃返销粮。社员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不足，这是影响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多劳多得，不如现捞现得”的思想较为普遍，集体生产工夫粗糙，投入肥料不足；对自留地投工多，施肥多，精耕细作。有的生产队竟发生忙于私人工夫而荒了集体耕地的现象。这一年集体生产就全县而言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就社员自留地来讲，已恢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水平。耕牛数在增加，集体养猪只剩很少的母猪饲养户，但社员家庭养猪、养羊、养鸡鸭的户都在增加。广大社员虽然还不能敞开肚子吃，但总还有吃的，特别是在社员中互相有了借贷，穷队也能向富队借粮，克服困难的路子多了起来。尤其是看到集体生产搞得好的队，没有增加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口粮标准真提高了，因此对搞好来年生产也有了信心和劲头。当年秋种面积大，质量好，秋荞收成好，小麦苗势也好。
此时，全州县委书记会议布置冬季工作，提出为更好渡过困难，可以给社员“借田种菜”。县委书记们在讨论中提出一些问题，如“借田种菜”，社员没有种菜，而是种麦子、油菜怎么办？种了粮食影响来年本田插秧怎么办？如果借田种菜失去控制发生分田单干怎么办？我最担心的就是借田种菜演变为分田到户。讨论的结果还是要“借田种菜”，战胜困难是大局，“借田种菜”是战胜困难的一项具体措施。省委有这个安排，我们不行动又伸手向省委要粮就不对了，个别社队出了毛病纠正过来就是了。散会后，我们顾虑重重，我问桑植县委书记王建阁同志“借田种菜”是不是回去就布置，他说：这是大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马上布置，要错过季节。他知道我怕“借田种菜”滑到分田到户的路子上去，鼓励我说：老弟，不能犹豫，出了问题可以做工作纠正过来，按省委布置去做，有路子不走，出了问题谁负责？讲得有道理。回县后，我首先统一了县委一班人的认识，快速作了布置，社队行动也很快，大部分是种菜，也有少数种粮，一户几分地，多的近一亩。大部分是借田，少数借土，这对“饱肚子”起到重要作用。从这时起，凤凰的农村干部中就有了一个“饱肚子主义”的名词，只要是饱肚子，啥办法都行。县直机关，乃至区、社机关，学校的空坪隙地，也发动种上粮和菜，县政府大院的篮球场也种上粮和菜，还提出可以到生产队检过茶籽的茶树林去检点野茶籽来改善生活。
1962年春收后，借出的田土都收回来了，可能有明收暗不收的，但那只是个别问题。当年，春粮收成均好。社员有饭吃了，麦子可以兑换稻谷，群众很高兴，说“吃饱饭，好好干”。到1962年秋收，凤凰县农业生产已得到恢复，三年困难时期渡过，口粮“低标准，瓜菜代”的年月结束。(www.xing528.com)
（作者系湘西州政协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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