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县水肿病调查与治疗：县府着手解决

整风整社是全国性的运动，主要内容是纠正“五风”错误和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困难。此时，县委书记张志敏因手枪走火受伤，开刀后进行治疗休养，组织安排我主持全县工作。此前，我连一个区、一个乡、一个部门的工作也没有主持过，加上缺乏农村工作经验，压力很大。幸好州委张英副书记此时坐镇凤凰，州委工作队中还有很多老同志，如州政府秘书长王振忠、州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小田、墨林等同志。县委一班人团结合作，振作精神，率领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60年11月底至12月初，县计委主任刘鸿儒同志在吉信公社三拱桥大队调查研究发现：1959年冬季以来，人口死亡情况严重。县委随即派医务部门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结论是水肿病，是因营养严重不足引起的。有的医生提出只要吃几天饱饭，休息几天就会好。从泡水大队到全县的摸底情况来看，因水肿病或因水肿病引起其他疾病死亡人口约8000人左右，情况十分严重。治疗水肿病成了全县医务工作人员的头等工作。县里拨出大米、黄豆还有细糠和少许白糖，给卫生部门做营养糕，数量虽不能满足，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1961年2月，我和赵新民副书记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贯彻湖北省信阳县整风整社经验，在小组讨论时，我在发言中讲到粮食减产，口粮不足，无肉无油，蔬菜少，一些地方只有盐水下饭，社员体质下降，全县因水肿病与因营养不足诱发出其他疾病，死亡人数大约在8000人左右。参会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同志会后向省委领导同志反映凤凰死人情况，同时州委秘书长杨培民也向齐寿良书记汇报我发言提出死人的问题。事情弄大了，齐寿良同志在他住的房间找我谈话，很严肃地问我死亡数字统计得准确吗。有这么多人吗。我感到问题太严重，改口说发言时把800人左右讲成8000人左右，齐寿良同志没有多说，只讲帅孟奇同志会追查此事的。但始终没有追查过，后来得知在这次会议上汇报人口超正常死亡的，不只是凤凰一个县，而按人口比例来算，凤凰所占比例在全省也不突出。一年后，进入统计表的非正常死亡数字仍是8000多人。一次会议上，齐寿良同志笑着问我，你们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是8000多人呀！我讲，一再落实是那么多。他没有批评我在一年前改口说假话。但我却终生难忘，我不能面对现实，有意地讲了一次假话。(www.xing528.com)

贯彻湖北省信阳县整风整社经验的省三级干部会议之后，自治州的吉首县委书记张涛、古丈县委书记马耕田就停职反省了。凤凰县是什么状况呢？半年后，齐寿良同志告诉我，当时省委研究凤凰是不是要划三类（县）有三条考虑：一是州整风整社阿拉工作队入队不久，工作队员、州财政科一位科长即被杀害；二是30多万斤就地入库（1958年）的公余粮在腊尔山、禾库两公社被社员吃掉了；三是县看守所在押犯人死亡情况突出。其中第一条，一发现那位科长失踪了，县公安局当即组织力量，很快就破案，确认是被牛堰大队几个坏人杀害。后经省里批准处决了主犯。第二条损失国库粮食，是1958年大丰收，粮食任务增加，国库容纳不了，经州粮食部门批准就地入库的，但工作大意，就地入库的公余粮与大队的存粮同存在一个仓内，只是国库多了一笔数字，大队、生产队便当作自己的存粮拨给食堂吃掉了，是官僚主义表现。我翻阅档案，是黄勇同志批的，是工作上的失误，应吸取教训，没有追究个人责任，以县委名义向州委作了检讨。第三条是公安局向县委汇报看守所犯人死亡严重的情况后，我三次去看守所检查过。城镇居民口粮已降到每人每月21斤，看守所的犯人也是这个标准，没有扣卡犯人口粮，也不能增加犯人口粮，蔬菜不多，看守所尽可能地采购了，并尽可能地给犯人做了卫生防疫和治疗，就此事省检察院一位姓刘的副检察长来凤凰检查过，认为凤凰县能做的都做了，一个县委书记三次检查看守所的工作，在全省也是少有的。齐寿良同志讲，省委研究这三件事，又分析了县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情况，认为这几个同志政治可靠，多年来老老实实地工作，生活十分简朴。就这样，划三类县的事就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