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袁隆平应用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地下结出了红薯,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千克,地上也结出了种子。他寄希望于这批无性杂种的种子能传宗接代,世世代代结出红薯王。可是第二年适时播种,长出来的作物上面是月光花,下面的红薯王却不见了。
那些年,袁隆平还同时搞了其他多种作物的“无性杂交”,如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东西;把西红柿嫁接在土豆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结出了土豆;等等。人们对他的这些试验成果大加赞赏,记者也相继报道,他还被邀请出席了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议。
正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袁隆平却对自己的“无性杂交”提出了疑问:搞了多年的试验,尽管也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从遗传角度考察,却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试验所培育的杂交优势不能遗传给后代。因而,袁隆平毅然抛弃了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1961年暑假,袁隆平自费去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作物研究所找鲍文奎教授请教。在鲍文奎的指点下,袁隆平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里,阅读到许多在农校无法找到的外文资料。他从一些学报上了解到经典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是在经典遗传学的基因学说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紧紧吸引着的袁隆平,很想按照其理论去进行新的尝试。
1963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他把这株水稻的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春天播在试验田里,满以为它们会成为有希望的新一代。可是事与愿违,它们的表现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高的高、矮的矮,而且没有一株的性状能超过它的前代。他非常失望,但经过思索意识到:从孟德尔的分离规律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既然上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第二代发生了分离,就可以断定它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水稻”,那么探索其中的规律,就可以通过人工培育出杂交水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提高粮食产量。就这样,袁隆平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www.xing528.com)
袁隆平分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稻国之一,水稻种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水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40%;从国际上看,全世界约有一半人口以大米为主要粮食,有90多个国家种植水稻。这就是说,进行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让人们吃饱饭,还具有世界意义。于是,他在1964年满怀信心地提出了研究杂交水稻的世界性重大课题。
其实,这一重大课题在国外早已进行了研究。1926年,美国科学家琼斯最先报道了水稻杂种的优势现象。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研究。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始了研究。1962年,印度一位科学家进一步提出了水稻下一代杂种优势在生产上应用的设想。然而,水稻是一种花器很小且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作物,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异花授粉十分不易,尽管他们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技术未过关,一直未能应用于生产,这使国际上许多有此设想的研究人员先后丧失信心,放弃或中断了研究。这是一个被公认的世界难题,而袁隆平一心报国,勇敢地向这个难题提出了挑战。
袁隆平认为: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会成功!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更重要的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全国科研协作攻关。他坚信:在中国搞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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