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湖南省遭逢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困苦

1957年7月我调到省委农村部工作，更深入地接触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特别是后来常年在农村驻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真正体会了农民对发展生产、解决吃饭问题的迫切要求，体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艰难和农民的辛苦。

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应该是顺应了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那年冬天农村修水利、积肥都热火朝天。但是由于领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顾客观规律办事，“大跃进”刮起来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办起了人民公社。最突出的浮夸风事件是《人民日报》以“天下第一田”为标题，报道湖北麻城一亩田产量36000斤。关于这丘田，我去参观过。当时湖南省委统战部组织多位民主人士去参观，大概是为了便于咨询，要省委农村部派人随同民主人士参观，农村部办公室主任刘正派易涤顽和我去了。我们到现场看到，原来是一丘一亩多的田块，把成熟的稻子，连禾蔸提出归在半丘田里，以半丘的面积计算产量。我们去参观时，这半丘田大部分禾已经收割，只留下一小块供参观，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看了现场，还数了几蔸禾的有效穗和穗上的谷粒，粗略计算了一下，即使按田里的每蔸禾都达到最高有效穗，每根有效穗都结出最多的成熟饱满谷粒，产量也只能有二三千斤左右，何况实际产量远远会低于纸面的计算；而且把一丘田的成熟禾蔸并成半丘计产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和老易觉得这个36000斤是大浮夸。可我们怎么办呢？当着民主人士说这是浮夸，怕有人说我们是泼“大跃进”的冷水，我们不敢；闭着眼睛说瞎话承认这个高产，我们也不能。当天参观团召开座谈会，我们为了回避矛盾，借故说去湖北省委农村部联系工作没有参加，就在招待所外面的街头溜达。我们担心要受批评，回来后立即向刘正汇报，他也认为亩产三万六是浮夸，没有批评我们。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当时不表态是很适当的。多年以后才觉悟，我当时不敢面对极度的浮夸表明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错误的，是应该羞愧的。

1958年丰收后，湖南在粮食问题上比较谨慎，在上报粮食产量上被插了“白旗”。1959年湖南的粮食情况在全国是较好的，完成了国家增加的粮食调出任务，当时京广线上只有湖南的各个火车站有较多的食品供应。

湖南的问题主要出在1858年庐山会议后，当时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愈演愈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960年湖南的粮食产量降到只有160亿斤，比1959年减产两成，引发了全省性的饥荒，3000万人都过苦日子，大家都饿肚子。这些情况我在《1958—1961年湖南农村公共食堂始末》中有较详细记载，此处只摘录其中几段：

1960年10月，根据早中稻收割的情况，湖南省委意识到今年可能是一个难过的苦日子。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各级干部交代：整个1960年冬，全省的工作，以安排好群众生活为中心。无论（整风整社）点上或者面上（广大农村），都要做好群众生活安排，“吃饭第一，保命第一”，一定要尽一切努力避免死人，减少病人，保证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要月月抓、天天抓，一直到新粮下来。

1960年12月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进一步紧急研究生活安排。情况比预计的还要严重。农村口粮除11月底前已消费的外，今后8个半月平均每人每月只有稻谷19.5斤，有些县的社队还低于此数。冬闲三个月，口粮安排只能维持15～18斤，以便稍微挤出点粮食在农忙时吃。城镇销售也再压缩，从31.5亿斤再减为28亿斤。中央也照顾湖南的困难，将粮食上调的任务，从原定的12亿斤大米减为7.75亿斤。比上年的实际调出数减少10亿斤。全省显然是一个空前的艰苦日子。1961年元旦，即开年的第一天，省委再次召开电话会布置抓好生活安排，华国锋代表省委作报告：现在每人每月口粮只有18斤稻谷稍多一点，有六七百万人的生活受到饥荒的极大威胁。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选一批好的干部下到这些困难地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安排好群众生活。(www.xing528.com)

这年冬天湖南农民的口粮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如产粮区的望城大湖公社西塘大队，男全劳力每天口粮12两（16两为1斤，下同。12两折合为0.75斤），男半劳力、女全劳力每天9两，10岁以上学生6两，5～10岁4两，5岁以下3两。有的地方还低于此数。祁阳县椒山大队，全劳力每餐3两米，儿童最少的1两米。省财政厅1960年统计的农村公社决算分配数字，人均口粮不满210斤（原粮）的235个大队，211～300斤的4500个大队，301～360斤的5473个大队，360斤以上的只有299个大队。全省农村平均每人口粮为315斤，其中稻谷只有283斤。当时肉少、油少、副食品少，这点粮食确实太少了。

当时有一首顺口溜说群众挨饿的情景：“产量放卫星，吃饭当点心。锄头举不起，肚皮贴背心。早上吃不饱，一天没精神。晚上吃不饱，光眼到天明。这样苦日子，实在痛人心。”笔者当时在韶山公社清溪大队蹲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在食堂吃饭，一样吃不饱，整日饥肠辘辘，对这个顺口溜深有同感。

1960年秋冬，农村病人增多了，比较集中的是水肿病。1960年5月全省达30万人，7月增加到46万人。病情虽然在全省普遍存在，但在“五风”特别严重的县区社队更加集中。1960年6月省委作出紧急布置，积极防治，标本兼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抢救危重患者，抓紧治疗一般患者。要求病人多的县社都要建立集中治疗点，以治疗、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收治水肿病人。每个病人每天增加口粮半斤，另外供给白糖、食油、黄豆。到1960年12月前后累计参加集中治疗的有107万多人次，绝大部分病人都治愈或基本治愈。由于当时不可能做到所有该建立集中治疗点的地方都建了治疗点，也不可能做到所有病人都集中治疗，水肿病人的实际数量可能比这个统计数更多。水肿病高发的原因，是由于连续几年的“苦战”“大办”，劳动强度过大，透支体力，造成群体性的体质降低，而1960年口粮大幅度减少，营养严重不足，所以大量引发疾病。

这几年间，主要是1960年，还发生了因水肿病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从1959年到1961年，湖南的人口负增长，1961年湖南人口总数3507.98万，比上年减少61.39万，比1959年减少183.97万，甚至低于1957年的人口总数，到1962年才恢复到1957年水平。1960年人口出生率只及正常年份的60%，而死亡率高于正常年份的170%，即一年增加死亡人数59万人，反映了存在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并不止在湖南存在，在全国许多省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在20世纪90年代忆及这段历史沉痛地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这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