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新常态经济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具体来讲，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出“增长速度转换、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一系列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中国经济朝着结构更优、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的方向发展。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这是从字面上对新常态的解读。
其实，经济运行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说来，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循环变化的规律，经历由增长、放缓甚至下滑到再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如同一个人在跑马拉松，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奔跑后，必须减速，否则身体难以承受，而后调整状态，继续前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经济发展经历多年的高增长后，必然会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增长速度放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这种内在逻辑决定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经济学原理表明，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未来一段时间，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那种廉价的成本很低的状态早已成为过去。随着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治理成本上升、消费向服务性商品倾斜，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GDP增速也会相应有所回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经做不到了。与此相应，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使得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受高的速度。经济上继续选择高速发展，或者硬着头皮坚持高速度，都是不顾客观实际、盲目的、不理智的行为。因此，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符合规律，逆规律而行就会吃苦头，甚至适得其反。承认不承认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遵循还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还是蔑视科学的分水岭。
当然，也要辩证地认识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不再追求高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增长，不追求高增速不等于不追求增速，新常态下仍需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设置合理的增长速度，符合经济和市场的规律，也符合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它是绿色的增长、创新的增长、收入和效益的增长。也就是说，新常态对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新常态下，要求必须正确看待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应当在改进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走向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力，坚持质量导向、市场导向和集约导向，努力打造“中国质量”升级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型转变。
新常态下发展方式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从整体上看，中国可以通过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步伐，加快推进经济体制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实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来转换发展方式。只有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换，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走上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上述转换发展方式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规定性动作，因此，在实践中必须不再犹豫不再纠结，坚决彻底地实现这种转换方式。
习近平还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5)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承载体之一，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是实现中国经济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廉价要素成本的产业低端化发展，在催生了40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滞缓了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步伐。例如，中国的钢铁产业结构失衡，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严重过剩，呈现出一边是高端钢材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边却是低端大路货严重过剩的局面。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不仅传统产业，光伏、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受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中开工率也不足一半。产能过剩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加重了环境压力，同时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影响了产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高。可以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6)
由于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滞后，大量落后的传统农业和低端产业广泛存在。从全球价值链来看，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由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等共同完成，苹果公司自身的利润率很高，而为苹果手机提供代工服务的中国富士康对每台苹果手机价值的贡献率仅为3.6%。从整体上看，中国的贸易总量似乎很大，但实际上从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取的利益却很少。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长期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化生产和利益分配链条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各产业内部，产业深化创新滞后，表现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品比重偏低、工艺水平低下、“代工”长期居于价值链环节的主导地位等，从而使中国的产业增加值率、盈利能力、核心技术、产品档次等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型。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随着支撑过去快速发展的传统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消失，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道路已难以为继，亟须改变。习近平明确提出将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之一。要努力实现经济行稳致远，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主要增长动力必须做相应转换，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原材料的投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仅靠这三项投入，就能得到较高效益和较高回报。过去有些企业“躺在地上”就能赚钱，现在就是“站起来”也赚不到多少钱了。这种情况形成倒逼机制，不依靠创新驱动不仅难以为继，也可能是死路一条。
结合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新常态下，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要素的投入方式，努力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创新既可以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也可以是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按美国趋势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论述，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以新的通信技术（互联网）和新的能源基础（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值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际，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必须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塑造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能源互联网先行者，成为领头羊。当然，这只是他的看法和期望。而中国自己要认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只有真正依靠创新驱动、做到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困难的局面。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对市场作用作出了全新的定位，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新常态下认识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围绕着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升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完善阶段，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规律，使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这是必须尊重和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凡属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最基本的是解决和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一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二是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要优势互补、协同发力，从而进一步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实施的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发展重点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在初期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结构性产业失衡和区域失衡的问题。为此，“十一五”以来，国家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及指导意见，使国家的区域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中共十八大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中共十九大指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此外，“一带一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发展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正在抓紧实施，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在新常态下，经济福祉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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