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世界地位的渊源与成因

理论视角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世界城市的认定标准。世界城市的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转型，由世界城市等级体系论转向基于网络联系的世界城市研究，相应地世界城市的识别指标也从反映城市内部组织构造及其属性的指标，转向反映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指标。前者如彼得·霍尔关于世界城市的7 项识别性要素，弗里德曼概括的衡量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戈特曼提出的3 个方面的世界城市判断标准，伦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世界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诺克斯提出的世界城市的3 个判别指标，斯瑞福特选择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两个指标来划分世界城市等级，萨森则以全球生产服务业的角度来进行全球城市的判定等等。后者则如泰勒等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个方面和七个不同侧面对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度，史密斯等人提出根据城市与城市间人口、劳务、商品、资本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强度和流动方向划分世界城市等级，此外还包括泰勒根据全球城市报刊业的地理分布、Tee 等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对全球城市网络之间联系的研究^[2]。

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开发表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屠启宇^[3]提出的“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另一个是金元浦^[4]提出的“北京世界城市指数”。“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的主要设计思路是分为目标性指标群和路径性指标群，目标性指标群提示的是世界城市建设的最终结果，而路径性指标群提示的则是世界城市建设工作的路径、抓手，因此该指标体系是一个侧重工作考评、同时兼具评价功能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北京世界城市指数”包含了政治、经济、人口、生态、基础设施、社会人文、科技创新等诸多维度，该指标体系属于比较典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不追求对世界城市的量化描述，而是更关注给出我们所要建设的世界城市的“全面的印象”。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有实力、负责任的一员，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获取相应的利益。那么城市的世界地位是从哪里来的呢？哪些要素是城市世界地位的源头呢？研究认为，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反映那些构成城市世界地位的内生性要素，而非单纯反映世界城市的外在特征。

首先，一个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总体实力。这里所谓的“总体实力”是一个类似于“综合国力”的概念，反映的是城市规模体量和绝对实力的大小。城市总体实力是一个城市对外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基础，是一个城市“力量”的来源之一。世界城市无一不具有超强的总体实力，足以对国际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至支配作用。一个总体实力较弱的城市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城市的，至少不能成为顶级的世界城市。仅以经济规模为例，根据2009年普华永道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诸多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GDP 排名中处于领先位置，全球顶级的世界城市东京、纽约和伦敦的排名分别为第1 位、第2 位和第5 位。(www.xing528.com)

然而，也确实有城市的相对重要性与其自身的绝对实力不相符合的情况。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其世界城市能级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盈余”或“赤字”，即城市能级超前或落后于城市的经济实力，这说明城市的世界地位不是完全由其绝对实力决定的。事实上，全球化和信息化促成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地位不仅仅是由城市的规模和形态、所拥有的资源量和存量资本堆积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该城市是否处于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上——即它的网络地位决定的。如果说城市的总体实力反映的是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那么城市的网络地位则反映了其所拥有的巧实力。

城市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的提升，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保障城市对世界具有长期的、持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城市的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本身既受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深深依赖于城市的地方性资源，包括文化氛围、制度环境、自然环境等。这些地方性资源正是城市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性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资金、人才、信息的支撑条件。从长远来看，城市需要这些支撑条件，才能保障城市长期、持续地高效率地运行，才能保障城市对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的世界地位来自于其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的总合，同时城市世界地位的巩固和维持也离不开必要的支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