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世界城市研究中的数据匮乏问题

世界城市研究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缺乏相关数据的问题。Korff^[1]批评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主要是思辨性的和阐述性的，缺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Castells 承认自己并未生产新的数据，而是主要依赖别人收集和发布的数据。他在论述流动空间时使用的唯一的真实证据来自联邦快递公司的有限城市之间的信息。20世纪90年代世界城市研究中的证据危机如此严峻，以至于Knox质疑世界城市存在的真实性。Short^[2]等人认为世界城市的存在与其说是“被证明的”不如说是“被断言的”，他把具有可比性的数据的缺乏称作这一研究领域的“肮脏的小秘密”。还有学者把相关数据的缺乏称作世界城市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

总结下来，世界城市研究，特别是初期的世界城市研究，面临的数据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

（一）城市数据的国际可比较性差。前期的世界城市研究主要依靠城市的各种属性数据对世界城市进行排序和识别，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数据的国际可比较性较差。由于这些数据大多是由各个国家提供的，不同国家在数据的统计口径上有很大差异，导致数据无法直接进行比较。不同国家城市大小的差异可能只是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而已。譬如重庆有时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只是由于其辖区广大、人口众多而已。同一个城市还有不同的空间口径，视是否包括郊区或周边腹地而有所区别。譬如，北京市就有全境与“城八区”“北京都市区”等空间尺度的区别，“城八区”是包括中心和近郊的8 个区在内的城内地区，“北京都市区”则是指除平谷、怀柔、延庆和密云以外的14个区。巴黎也有大、小巴黎之分，小巴黎指市内的20 个区，大巴黎还包括分布在周边的上塞纳省、瓦勒德马恩省和塞纳—圣但尼省。

（二）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多，以城市为单位的数据少。全球化已经使社会经济活动的尺度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范围扩展到全球的层面上，但现有的统计数据却绝大部分是由国家生产且“以国家为中心的”，适合全球层面研究的以城市为单位的数据很少。从词源来看，“统计学”（statistics）一词是由“国家”（state）一词派生出来的。早期的“统计学”实际上就是“国情学”。国家收集的统计数据往往限定在其领土范围之内，服务于其国内需求。联合国的各种机构虽然发布了大量的国际统计数据，但其实质上仍然仅是国家数据的汇总。这些国际统计数据，对于研究“国与国之间的”（international）变迁而言是有用的，但对于描述各种“跨越国界的”（transnational）的过程而言却是不充分的。从一些用航空数据进行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由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所引发的问题。标准的航空数据只包含不同国家之间的航班信息，因而像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纽约这样一国境内的航线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导致美国城市的网络地位被低估。

（三）城市属性数据多，城市关系数据少。对于世界城市的研究存在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被称为属性方法，另一种被称为关系方法。前者是早期世界城市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主要通过获取城市的某些属性数据（attribute data）来对世界城市进行识别和排序；后者则是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主要通过获取城市之间的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来研究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的关系数据相对于属性数据而言显得尤为稀缺。史密斯和Timberlake 根据城市流的形式（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和功能（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交互将城市之间的联系划分为12 种类型（见表3-1），并且列出了每种联系类型的可能的数据来源，凸显了实际可利用的数据来源与可能的数据来源之间的巨大差距。泰勒认为城市关系数据的缺乏与数据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因为国家是主要的数据生产者，而国家出于政策制定的需要更偏爱属性数据。虽然在贸易和移民方面有一些关系型的数据，但大多是以国家而非城市为单位的，不能满足城市网络研究的需要。

表3-1 城市间联系的类型(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转引自尹继佐、屠启宇主编《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

由于上述数据问题的存在，世界城市的研究者，特别是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者，往往不能依赖现有的官方统计数据开展研究，而必须自己“加工”“生产”研究所需的数据。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研究中跨国数据的使用，Peter Taylor 和David Walker 很早就倡议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全球数据库（Global Observatory），用于跨国数据的存储和共享。这个项目后来演变为“全球化和世界城市”（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GaWC）研究网络。这个研究网络以英国的拉夫堡大学为中心，汇聚了全球具有相似兴趣的研究者，致力于世界城市外部关系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国际中心。在GaWC 的网站上，提供了大量有关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项目、出版、数据、媒体方面的信息。在“研究公告”栏里，提供了超过400 篇的研究论文或报告，几乎囊括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所有主要文献。不过这一组织设立的初衷——共享关系数据——却似乎没有充分实现，提供共享的只有泰勒在其早期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数据。

图3-1 2012年5月23日—2012年8月26日之间全球对GaWC 主页的访问量

图3-1 显示了2012年5月3日到截图前一日——2012年8月26日之间对GaWC 主页的访问量的分布，这期间共有8426 个访问者访问了GaWC。可以看到，城市网络思想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表现在全球众多城市都有研究者访问了GaWC 的网站。欧洲是城市网络思想的发源地，因而欧洲学者对GaWC 网站表现出了最高的关注度。世界各地对城市网络思想的接受程度似乎还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因而访问量也较高；此外大城市的访问量也相对较高。

从图3-1 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国内有20 余个城市的研究者开始对城市网络表现出兴趣，这些城市大都沿海或沿江分布。不过总的访问量并不大，这也与我们第二章文献综述对国内城市网络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的描述相吻合。值得高兴的是，已有中国学者正式加入了GaWC 研究网络并成为其重要组成成员。GaWC 于2000年、2004年和2008年三次对世界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了评价，其中2008年的数据收集工作是放在中国社科院的“城市竞争力”项目内同步执行的。中国学者收集了原始数据，提交到英国拉夫堡大学后经过审核用于2008年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