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认为，城市本身只是地域概念，并不是独立的行为主体，因而城市本身并无法创造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城市之间的联系是由城市的“代理人”——布局在城市中的各种组织机构创造的，这些机构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些城市“代理人”在身份与组织性质上的不同则会导致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性质和模式，如工商企业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则创造了城市之间的政治联系等。根据“代理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将采用组织机构法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的实证研究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全球生产者服务企业为样本的研究；第二类是以一般跨国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第三类是以非企业的跨国组织为样本的研究。
以全球生产者服务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以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Beaverstock，Taylor 和Smith[34]最早提出根据高级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来评价世界城市的思路，他们按照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来对全球的服务中心进行鉴定和评级，统计产生了三个级别（alpha级、beta 级和gamma 级）共五十五个世界城市。其后以泰勒[35]为代表的学者，借鉴了普雷德利用企业内部联系研究城市联系的方法论，又采纳了萨森关于世界城市是服务业企业重要聚集地和市场的假设，于2000年开始创新性地运用跨国服务业企业的布局和内部联系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泰勒[36]认为全球城市网络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形态，它是具有网络层次（城市网络）、节点层次（城市）和次节点层次（城市中的各种组织）三个层级的“连锁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其中，次节点是城市间网络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动力，它们关于办公点的选址以及如何使用办公点的决定导致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GaWC 小组遵循了萨森所关注的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认为世界城市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这些物质流彼此连接。因此，在GaWC 小组的实证研究中，世界城市网络的次节点层次是在全球经营的生产者服务企业，他们进而将世界城市网络定义为一个由全球服务企业连接而成的全球性服务中心网络。他们搜集了2000年100 个追求全球布局战略的跨国服务业企业的总部和分部在315 个世界城市的分布、规模和功能信息，主要包括会计、广告、金融、保险、法律和管理咨询六大行业，统计计算反映城市的网络连通度（即城市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程度）的指标，据此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不同级别。2008年泰勒和Aranya[37]搜集了2004年相同服务业企业的信息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纵向对比，发现在这四年的时间内世界城市网络的总体格局变化不大。
以一般跨国公司为样本的研究以Alderson 和Beckfield[38]、Rozenblat 和Pumain[39]等人的研究为代表。Alderson 和Beckfield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年全球500 强跨国企业在3692 个城市的布局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世界城市网络呈偏态分布，少数几个城市垄断了“权利”和“声誉”。通过对世界城市的聚类分析，他们发现世界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以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为主的7 群城市构成了互相紧密联系的中心，而其余的17 群城市则构成互相联系较弱的外围，世界城市网络呈现出“星型”形态。Alderson 和Beckfie1d 用相同方法研究了1981年的世界城市网络，发现1981年至2000年间世界城市网络的格局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网络内“权利”和“声誉”的分布也变得更不均等。Rozenblat 和Pumain 采用的方法与Alderson 和Beckfie1d 类似，只不过前者是针对欧洲城市网络的分析。他们通过对欧洲主要跨国公司的调查，收集了跨国公司总部及其所属分支机构的地点信息。跨国公司与其分支机构的从属关系反映了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因而城市在这种从属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就反映了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
虽然跨国公司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类城市“代理人”，但他们主要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尽管经济联系是城市间关系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侧面，但并不能代表城市间关系的全部。事实上，其他类型的多区位组织，如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能够根据同样的机理为城市带来丰富的联系。如泰勒[40]应用74 个非政府组织在178 个城市中的办公网络数据对该城市网络（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进行了分析。泰勒[41]采用三种非经济组织机构（国家外交机构、联合国代理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数据研究了国家间（interstate）城市网络（政治网络）、超国家（supra-state）城市网络（政治网络）和跨国（trans-state）城市网络（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泰勒[42]还采用涵盖了所有四种城市间联系类型的16 组样本数据对主要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主要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类。Kratke[43]利用33 个全球传媒企业（共包括2766 个分支机构）办公网络数据对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世界城市网络（文化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www.xing528.com)
可见，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概念化和测量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日益强调世界城市分析中的“关系”属性，即世界城市是建立在流经它们的某些流（如信息、知识、资金和文化活动）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城市中所拥有的东西上。
总的来看，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形成过程，也是学术界对城市外部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国家城市体系研究到世界城市体系研究再到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如表2-2 所示。
表2-2 不同阶段城市关系研究的重点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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