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封闭，探究世界城市体系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城市研究将城市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城市化过程被纳入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这个时期，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新主角。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寻找满意的生产地，尤其是将一些常规的、技术含量低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只在这些国家进行原料生产或初级加工、而在发达国家进行最终产品生产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超越了单个国家，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国家城市体系”，形成了“世界城市体系”。这个阶段的城市关系研究开始从“国家城市体系”扩展到全球空间尺度上，形成了有关“世界城市体系”的思想。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通过吸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依附论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式，建立了世界体系论理论（World-System Theory）。按照沃勒斯坦研究，世界体系具有核心—边缘劳动分工的特征，形成核心国（core countries）和边缘国（periphery countries）间关系日益明显的不对称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发展的重心在核心国，边缘国帮助核心国发展，其结果是核心国成为发达国家，边缘国成为不发达国家。许多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从沃勒斯坦的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从而开拓了“世界城市体系”的领域。后者认为，与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相关联，形成了一种梯级不平衡的世界城市体系，核心区的城市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较高，边缘区则较低。核心区的城市正成为协调和管理全球化过程的中枢和文化、经济、市场中心。

最早把城市与新国际劳动分工联系起来的是科恩，但最重要的学者则是弗里德曼（Friedmann）。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将世界体系和劳动分工应用于对世界城市体系的研究中。^[16]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均是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使世界城市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弗里德曼采用“核心—边缘”的方法，在世界银行划分的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基础上，分别区分出主要城市和次要城市，从而构建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见图2-1）。

图2-1 世界城市等级结构（John Friedmann，1986）(www.xing528.com)

其后，弗里德曼改变了区分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做法，转而根据世界城市连接区域的大小，即世界城市对多大的区域有影响力为标准来划分出四个层级的世界城市：第一层级，全球金融连接，包括伦敦、纽约和东京。处于第二等级的是跨国连接，包括迈阿密（连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洛杉矶（连接环太平洋地带）、法兰克福（连接西欧）、阿姆斯特丹（连接欧洲）、新加坡（连接东南亚）。第三层级，重要国家间的连接，包括巴黎、苏黎世、马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汉城和悉尼。第四层级，次要的国内或区域连接，包括日本大阪—神户、旧金山、西雅图、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顿、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香港、米兰、里昂、巴塞罗那、慕尼黑、莱茵—鲁尔。^[17]

90年代后，世界城市理论由美国学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进一步发展，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体系的观点，但是她更强调了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世界城市体系论者敏锐地察觉到世界经济重构带给城市之间关系的影响，将研究的空间尺度由国家上升为全球，由只关注国家疆界内的城市关系转向关注城市之间跨国界的关系。但世界城市体系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国家城市体系研究的范式，突出地表现为他们都把城市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金字塔状的等级结构，金字塔塔尖上的是少数世界城市，向塔基方向上的其他城市施加着单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过，已有的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即使在一国的城市体系中也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等级体系，将世界城市体系视为放大版的国家城市体系同样是不恰当的。